健康时报记者   赵安平

    这是81年前发生在协和医院的一起误诊事件。事情发生在著名的历史人物梁启超的身上。
    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协和的医生诊断后，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做了割去右肾的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十分通情达理，并不苛责。他写信向孩子们劝解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并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对于当时报刊上对协和的攻击，梁启超惟恐因此损害协和的名声，影响其他人对医学和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应，他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辩解，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从前每次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尔一见。从前红得可怕，现在虽偶发的时候，颜色也很淡。我自己细细的试验，大概走路稍多，或睡眠不足，便一定带血，只要静养，便与常人无异。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要为我忧念。”
　　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手术后，梁启超看病还是去协和。1928年11月27日，积劳成疾的梁启超被送到协和抢救。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启超去世。他留给家人的嘱咐是：“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就此事，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医史学家程之范老先生，今年(2001年)80岁的程老指出：“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主要是考虑到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再者，以梁启超的名望、地位，协和不可能故意给他误诊。但梁启超先生对协和的这种宽容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无独有偶，在采访中，记者又听到了另外一件患者“包庇”大夫的事情，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北京汽南小区居民齐素华老人是糖尿病患者，一次要到医院输液，找小区卫生服务站大夫张晓琳开药，当时张晓琳忙着办另一件事情，匆忙开上方子，就让老人去医院。齐素华到药房买药时才发现，张晓琳给她开的是葡萄糖。让糖尿病患者输葡萄糖，这不是胡来吗，幸亏发现及时才没闹出乱子。齐素华完全可以拿这个方子找记者曝她的光，找律师告她的状，但是，齐素华没有这样做。
　　不久，卫生部副部长彭玉来汽南小区视察，她听到的是对卫生站的一片赞扬声，彭副部长就问在场的齐素华：“他们就没犯错的时候吗？”齐素华反问他：“你有孩子吗？孩子错了能一棍子打死吗？”
　　患者“包庇”有错的医生，这可实在不多见。其实，这一切都是张晓琳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结果。
　　1997年她来到汽南小区组建了卫生站，从那时起，就把自己交给了这里的1万多名居民。经过卫生站4年的努力，小区居民吸烟人数下降了10个百分点，坚持锻炼的人达87％。
　　张晓琳成了居民的生活顾问。
　　61岁的刘大爷问她：“我能去成都吗？”“不行，成都气温低，多雨，气压低，你本身患冠心病，当地患这种病的人相对较少，治疗上不是很强，建议你别去。”张大夫不假思索地说。
　　又一个老人来问：“我能去杭州吗？”“可以。”“坐什么去？”“你患有严重的腰腿痛，但心脏好，应该坐飞机去，坐火车时间长了恐怕腰腿受不了。”
　　有人问她：“我家该咋装修？”张晓琳为此专门去装修市场调查。然后告诉他：“你的肺不好，不要装通体墙，挥发的东西不利呼吸。”又有人问：“我家该铺什么地板？”张说：“别铺大理石的，它的温度比水泥地低1.2度，你是老寒腿，不利于你。”
　　“这些东西不可能在医学院学到，但现实生活中的确离不了。只要有人问，你就不能说不知道，就要给他满意的答复。”这就是张晓琳的观点。
　　1998年张晓琳去安徽开了一周的会，回到北京她照例先去卫生站，刚走到小区大门口，几个在路边聊天的老人看见她了，都跑过来围住她眼泪汪汪地说：“我们以为你不回来了，不要我们了……”
　　医患关系如果都像张晓琳一样处理到这种程度，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吗？
　　卫生部原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蔡仁华说，患者打医生是矛盾的集中体现，当然必须严处，不能蔓延成风。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腐蚀力量，那就是冷漠，对什么都无所谓，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病态。
　　打的是外伤，总会好的，关键是如何医治“内伤”。打医生的人很少，但不信任医生的病人，却不是个小数目。同样，真正渎职、草菅人命的医生只占极少数，可对病人不亲不爱的医生数目也不算小。
　　医患双方都有心态失衡的现象。病人一肚子气，医生一肚子怨。病人认为，我现在是自费看病，可你的费用还这么高，太黑了。医生想，美国的医生做一台手术，费用是3万美元，我一个月做十几台手术，才挣2000块，太不值了；同时，医院、医生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压力，成了出气筒。这是转轨时期的一种浮躁。
　　医患之间应该换位思考。医生要明白你现在在给别人看病，可也许你自己就是一个潜在的病人，你应当躺下来，体验一下躺在病床上只能看到天花板的味道。
　　对患者来讲，应该清楚，医学是一门以生命为代价，经历无数的失败才发展的科学。我们无意贬低人生命的价值，但是应当理解医学上正常的失败。
　　医疗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边治疗，一边探索，病人的参与是医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20世纪50年代，法乐氏四联症患者的死亡率是80％，现在的死亡率是1％。那80％的不幸的患者为治疗这个疾病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失去了亲人固然痛苦，但不应再失去理智。（老文新发2001.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