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冬，静且寒。

这是我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第三个春节。重新打开录音机，父亲那亲切洪亮的声音又一次回荡在我的耳边。一句句情真意切，一声声语重心长。它表达了父亲对我的祝福及期待，给了我温暖与安慰，同时也勾起了我对家乡、对亲人，尤其是他老人家的无限思念。

父亲是个正直严肃的人，我从小就敬畏他。我对父亲的认识发生深刻的变化，以至于我对他老人家的恩情永生难忘，是1979年元旦以后的事。

那年我刚满十六岁，正准备当年高考。不料，元旦那天，我开始发烧，双踝关节疼痛难忍。老师让同学送我回家，父母随即送我到邻近的永丰乡卫生院。高烧持续不退，我连续昏睡了几天。踝关节局部肿胀、高温，医生做了“双踝急性化脓性关节炎”的诊断，却一直使用无效的青霉素（后来得知感染由对青霉素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就这样，两个踝关节就在我昏睡中腐烂成脓。卫生院医生排出左侧踝关节脓血后对父亲说：“转院吧，要不更耽误了！”父亲没敢再犹豫，他明白已是人命关天的时刻了。回家借了钱就直奔武汉市第五医院，收住五医院骨科。右侧踝关节排脓后，双脚用石膏绷带固定。主管我的李医生查房时向父母介绍病情：明确表示双踝关节已经完全破坏，将来关节周围的骨头会融合在一起，不会有活动功能。因此，要固定到最佳功能位。猛然意识到我将终身成为一名踝关节僵直的残疾人，不禁嚎啕大哭。母亲也在一旁不停地抽泣，父亲叹叹气，沉思片刻，近乎央求的口气问李医生说：“能不能将我的关节换给他？哪怕是一只也行啊！我老了，可他才十六岁呀，还有多少路要走呀！”李医生无奈地摇摇头，说：“目前还没有这种技术”。又安慰父亲说：“不过，只要关节固定在功能位置，你儿子将来生活还是能够自理的。”可是，儿子生活在农村，将来翻田、挑担、摇桨、捕鱼……，这些活很多四肢健全的人也难以承受啊。想到这些，父亲也绝望了。望着已成为残废的我，父亲心头一酸，一串老泪不禁潸然而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父亲落泪！人们都说父亲是条硬汉子。但这次他被彻底击垮了！

武汉的春末，实际上进入了夏天。1月底我出院后需要定期复查。又一次复查的日子到了！那天上午，哥哥们都不在家。母亲说：“老三过几天就回来了，让他去送吧！”“不行，医生说有死骨形成的可能，现在是关键期。再说已经和李医生约好的。”父亲坚持他带我去。

从我家到武汉市五医院二十多公里，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从家到最近的26路公交车站有大约五公里路程，弯弯曲曲的田埂，坑洼不平的路面，不时还有水沟挡道。经过母亲几个月精心的调养，加上我正值发育期，体重已增加了许多。父亲背着我一步一步地在那蜿蜒的乡间小道上行走。田间的早稻秧苗和麦穗绿绿葱葱，草籽花红得鲜艳，油菜花黄得耀眼，微风中散发出阵阵芳香。蜻蜓在点水，蜜蜂在采花……整个大自然是那么神秘美妙！我却无心观赏。伏在父亲背上，看到他颈项渗出粒粒汗珠，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感受到他的步履逐渐沉重。我劝他找个地方歇一会，父亲说：“你的双脚缠着石膏，放你下来不方便，再背你起来也不容易。再者，误了这趟车，下一班车要再等二个小时。我怕李医生下班了呢。”就这样，父亲坚持着一步一步将我背到了公交车站。

下了公共汽车，父亲又花了近半个多小时将我背到医院。当他迈进门诊部大门时，他全身已被汗水湿透，面色开始有些苍白。他放下我后就再也没一点力气了。友善且热情的李医生见状，忙喊护士给父亲倒了一杯水，并将电扇放到他旁边。过了一会，父亲这才慢慢恢复神色。

这年，父亲六十有二，是让儿女们背的年岁！

九个月的卧床生活后，我拄着父亲为我做的拐杖回到了离夏家嘴十多公里（抄近路步行也需要近两小时）的马鞍山南面的大山口村的汉阳县（现蔡甸区）第九中学（简称汉阳九中）。

1980年春，高考在即。毕业班的誓师大会在上午十时开始。同学们纷纷上台发言，誓言声此起彼伏：时而慷慨激昂，如窗外轰隆的雷鸣；时而无奈悲壮，似屋顶滴落的雨声。毕竟，我们只是一所县办的第九中学，每年从这山沟沟里飞出的“凤凰”（包括被大学、中专录取的学生）不到十位。由于我预考排第一，也是学校高考希望，班主任有意安排我最后发言。我手拿发言稿，心里却在焦急地期盼着父亲的身影。我知道家离学校十多里路程，中间要翻过马鞍山。一年来，父亲来过多次，每次总要背上几十斤大米（用来换取学校食堂的饭票）。这次，离我发言越来越近了，父亲还没有来。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听到儿子一年埋在心底的话语。我要让他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我会做一个他所期望的有志好儿郎。同学们的发言我几乎一句也没有听进，阵阵掌声更令我不安。班主任点到我名字时父亲还是没有来。我几近绝望地缓缓走向讲台。

就在此时，父亲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只见他浑身水淋淋的，鞋子上和裤脚沾满泥土。他放下肩上的米袋，向班主任道了声歉，朝我点点头，便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受到鼓励，我站到讲台，尽情地展示我的抱负，倾诉我的心声，展望着美好的前程。当我很郑重地宣誓高考平均每门75分以上时（1980年理科高考满分530，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各100分，英语满分算30），老师、家长及同学们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父亲代表家长发言。他说：“其实，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就是个农民。我四个儿子中，老大、老二当过兵，他们现在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老三是老师。老幺有个残废，在农村是没法生活的。好在他从小就聪明，会读书，有这个天赋。我也就有心成全他做个有用的人，让他将来有所作为。我老幺的决心我理解，但我不给他压力。今年考不上，明年我再背一年的米！”

这年，我以399分（录取线为350，录取率 8%）的成绩如愿被我报考的5所大学（其中4所医学院）的首位大学武汉医学院（1985年改名同济医科大学，2000年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录取。再过三年，我成了该校附属协和医院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张锦坤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报考血液专业，调剂到消化专业），并选择幽门螺杆菌（当时这个细菌才被发现两年）的研究。又过三年，我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武汉市发明二等奖，毕业后留在了协和医院。

父亲为我的每一步感到欣慰，但仍时常提醒我不要忘了“乡里人”：“你是吃夏家嘴的米，喝夏家嘴的水长大的。全村就你这个大医生，大家不指望你指望谁？想想当初你求医的处境，你就能理解村里人找你看病的心情。”父亲常常这么教导我。在协和几年里，找我看病的乡亲络绎不绝，我牢记父亲的教导，来者不拒，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

1990年9月，我应邀赴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从事临床微生物学研究。临行前，我回夏家嘴看父母。他说：“你放心去求学吧！不要牵挂我们。”老人家对他的身体健康充满信心。

出国两年多里，我的岳母以及大姐夫相继病逝，我未能尽到一位亲人及医生的职责。夜里，我常梦见父亲。每次醒来，我都担心他会有什么不测。我给父亲写信，表达思念、关切、内疚之情。妻子1992年2月来爱尔兰团聚，带来了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录音。父亲鼓励和安慰我道：“有哥哥姐姐在我们身边，你安心读书，不要挂念我们……”

我那七十五岁高龄的父亲可曾知道。儿子心中早已有个心愿，那就是尽快完成学业，尽早回到他老人家的身边！

也许就在明年的春节！

1993.4.5 于爱尔兰都柏林（2026年7月1日略修改于美国新泽西。照片为新添加）

1980年预考证、准考证和考试成绩

1985年研究生考试准考证和考试成绩

1986年春季期间父母与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三姐缺席）在武汉市蔡甸区夏家嘴（今中法半岛小镇）老家合影

1988年4月初硕士导师张锦坤教授（右三）和夫人谈菲教授（右二）携手师兄弟们、师妹到夏家嘴拜访我父母

后记：在爱尔兰留学期间看到国内一个“93父亲节活动”，便撰写了这篇文章，投稿参加了这个活动。虽然石沉大海，但我一直保留着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儿子邀请我看了三场现场比赛，并由此想到了我与我的父亲。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当时，父母都70岁左右，在农村完全没有收入来源。我每月固定给父母30元生活费，出国留学后增加到每年2000元。出国前我曾经邀请父母去北京旅玩。父亲问我去玩什么。我说去看北京天安门、故宫、天坛、长城等。他说，我活人去看死人的东西？不去！1996年9月7日，也就是我上面这篇文章撰写后的第3年，父亲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9岁。没有坚持带父母去北京旅游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当我儿子邀请我看世界杯时我欣然接受了。我不仅得到双倍的享受（享受世界杯，更享受儿子的孝心），而且没有给儿子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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