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1年期间国内制造业研究的五大热点问题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制造业先后经历了复苏阶段（1978～1991年）和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但该阶段围绕着制造业系统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且文献研究的焦点相对集中，主要围绕发展战略和路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竞争力、国际比较与启示等五大热点问题展开。

制造业该如何制定发展战略和路径，对于复苏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制造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制造业发展战略和路径进行了分析，但研究结论却存在一定差异。一些学者认为实行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1991～2010年经济发展思路”课题组，1994；周民良，1995）。部分学者认为发展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制造业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土地稀缺、资本积累有限、劳动资源富裕的基本国情的最佳战略选择（林毅夫，1988；吕政，2001）。少数学者认为我国应积极适应全球化步伐，将我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吴晓波和倪义芳，2001；倪义芳和吴晓波，2001）。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制造业发展行之有效的战略应该是一种复合战略，一是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国内需求，以加快国内需求拉动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二是积极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三是加强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联系（吕铁，2001）。李寿生（2001）也认为21世纪中国制造业发展应采取复合战略，对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产业，要大胆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对于具有巨大国内市场和竞争优势的产业，要更加积极地实施“以我为主”的发展战略；对于具有高成长性和较大市场空间而又缺乏技术优势的产业，要更大胆地实施“请进来”的发展战略。

在该阶段，如何推动制造业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制造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围绕着我国制造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的演变也在加速，国有企业在多年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不相适应，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方面的弊端以及负担过重等是造成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必须从市场、技术、政府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和突破（吴仁洪和邹正青，1990；刘富江和朱金渭，1999；朱高峰，2001）。

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的增长模式，研究发现，短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从长期的角度看，作为技术进步结果的附加价值率提高无疑将成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吕薇，1996；吕铁，2000）。部分学者还分析了制造业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将成为我国工业长期稳定增长的保证（江源，2000）。少数学者还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研究发现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结构变动越快则经济增长率越高（陈耀，1995）。

早期的学者们较多关注制造业结构调整问题，以期通过结构调整来推动制造业经济增长。部分学者总结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向技术更加密集的部门转变，表明我国正在进行制造业的深化过程（殷醒民，1998）。

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研究发现，我国工业部门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供给不能满足加工工业的需要，二是加工工业的加工水平，主要是零部件，特别是关键零部件和机械设备的水平落后（“中国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调整动态”课题组，1993）。此外，有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分工理论不能作为制定我国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加工工业与能源、原材料工业之间，应以提高加工工业水平、扩大高附加价值部门比重为主，结构升级的核心是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王岳平和葛岳静，1997）。因此，我国应将农业、以电力工业为主的能源工业、以钢铁、铝、化工原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与通信业、关键工业交通设备制造业、纺织工业、微电子工业作为近中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战略产业（谢伏瞻等，1990）。

04 制造业竞争力研究

制造业竞争力研究一直是制造业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竞争力比较、竞争力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一些学者比较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在2000年前10年左右时间，以劳动生产率为衡量标准，中国与其他生产率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即没有追赶趋势（王珺，1991；任若恩，1998；郭克莎，2000）。部分学者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在许多领域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穆荣平，2000；穆荣平和蔡长塔，2001）。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在资产运营能力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外资企业保持对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税负不平等的原因难以解释制造业内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普遍存在（何枫和冯宗宪，1999）。因此，要充分利用、开发劳动力资源，以在不同的产品层次上发挥低投入优势，同时要建立现代化大企业，发挥规模优势（陈旭东，1991）。

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较好的启示，因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国外制造业发展，以期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更多借鉴和启示。部分学者分析了美国的早期“再工业化”战略，研究认为，美国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不是短期的偶然性事件，而是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带有长期性的（赖祥麟，1988）。美国政府为推进“再工业化”而采取的主要对策是：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速开发经济不发达地区，扶持和资助新兴工业部门和传统工业部门，推行部门干预政策（佟福全，1982；丁浩金，1991）。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及对我国的启示，研究认为，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成功经营在日本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低成本、交货期的短期化成为其竞争优势，而这主要源于和谐的企业文化、优秀的员工队伍和高度的综合技术体系、经营管理机制（刘求生，2000）。

2001～2017年期间国内制造业研究的十大热点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围绕制造业的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并呈现出研究范围广、研究精度细、研究深度深的显著特征。

在新常态下和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下，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迫切需求。一些学者围绕要素配置效率展开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劳动要素在制造业产业内、产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配置扭曲（杨振和陈甬军，2013；周新苗和钱欢欢，2017），这就使得要素配置效率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张杰，2016），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制造业集聚存在着较高的拥挤效应和较低的技术外部性（孙元元和张建清，2015）。

部分学者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展开相关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而效率变化影响不显著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沈能，2006；方虹和王红霞，2008；宫俊涛等，2008；陈静和雷厉，2010）。围绕着制造业能源效率，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行业之间差异显著。全要素能源效率较低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垄断程度较高、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王霄和屈小娥，2010）；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垄断程度高、进入壁垒高的行业，增长率较低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王姗姗和屈小娥，2011）。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存在着产能过剩行业（韩国高等，2011；董敏杰等，2015；杨振兵和张诚，2015；杨振兵，2016），并且呈现出复杂性、全局性甚至长期性特征（孙焱林和温湖炜，2017）。

凭借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制造业的就业和工资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围绕制造业就业问题展开相关研究，但研究结论却存在一定差异。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同时经历了大规模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平均就业净增长为正（马弘等，2013；屈小博等，201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尤其是在高技术行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章铮和谭琴，2005；袁富华和李义学，2008）。二是围绕制造业工资问题展开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考察制造业工资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分割（都阳和蔡昉，2004），企业规模（陆云航和刘文忻，2010），垂直专业化（戴魁早，2011），资本特征（张杰等，2012），人力资本（严兵等，2014；徐伟呈和范爱军，2017），并且这些因素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还呈现出行业异质性。

创新对于制造业发展的作用已不言而喻，许多学者围绕着制造业技术创新展开相关研究。一是从宏观层面分析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相关问题。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很薄弱，产学研的互动仍需进一步加强，R&D经费强度还需进一步提升（张华胜，2006），创新经费投入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洲钰和林汉川，2012；李廉水等，2015）。部分学者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为何难以突破技术技能升级陷阱，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通过FDI、外包的国际生产组织安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物质资本路径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但对人力资本路径和研发资本路径的影响总体上都是负向的，尤其是外包生产组织方式的安排，能有效地控制技术和技能的传播和溢出，固化了劳动力的低端技能模式，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和技能升级产生路径依赖的微观生产组织根源（洪联英等，2016）。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制造业绿色工业创新系统和低碳创新系统，提出了制造业绿色创新和低碳创新系统的演化与形成机制（田红娜和毕克新，2012；樊步青和王莉静，2016；毕克新等，2017）。二是从企业层面分析制造业技术创新问题，相关研究主要分析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企业R&D强度（安同良等，2006），企业规模（张杰等，2007；孔伟杰和苏为华，2009），所有制结构（李春涛和宋敏，2010），垄断行为（王贵东，2017）。

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的增长状况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或战略进行探讨就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关于国内制造业发展路径与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打造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路径，研究发现，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需要5个关键条件：对当地市场的必要保护、对当地市场的培育、后发优势的作用及其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市场机制的引导（胡立君和陈静，2003；宋泓，2005）。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世界产业的信息化、全球化、环保化趋势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必须探索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制造业的道路（金碚，2003；李廉水和杜占元，2005；李廉水等，2014；2015）。二是国内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发展战略展开分析：“十三五”规划（黄群慧和李晓华，201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黄群慧，2016），“中国制造2025”（吕铁和韩娜，2015；黄群慧和贺俊，2015），“一带一路”倡议（许和连等，2015；孟祺，2016）。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制造业国际贸易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与海外合作的频繁开展，我国的境外投资得到快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连年增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因此，许多学者围绕着制造业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展开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围绕制造业国际贸易展开分析，其中对制造业国际贸易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出口方面。较多学者围绕着“生产率悖论”展开了相关研究（李春顶，2010；汤二子等，2011；盛丹和王永进，2012；范剑勇和冯猛，2013），这些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并分析了其作用机制。还有一些学者围绕着出口结构或技术复杂度展开了测度和分析（祝树金和张鹏辉，2013；刘维林等，2014；魏浩和王聪，2015；李小平等，2015；戴翔，2016；余淼杰和张睿，2017）。二是围绕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展开分析。部分学者分析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主要包括空心化效应（刘海云和聂飞，2015）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母公司竞争优势（葛顺奇和罗伟，2013）和产能利用率（王自锋和白玥明，2017）。

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浪潮和改革开放政策，其发展始终处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发达国家的这些战略布局和政策重点无疑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能带来竞争格局和各方竞争力水平的变化。因此，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战略的影响与启示，主要包括美国再工业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黄永春等，2013；陈汉林和朱行，2016；王永龙，2017）和德国“工业4.0”战略（丁纯和李君扬，2014；李健旋，2016）。二是国际竞争力的测评与比较。一些学者构建了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并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测算（郑海涛和任若恩，2005；金碚等，2006；甄峰和赵彦云，2008；陈立敏等，2009）。部分学者对中国与具体国别的制造业竞争力进行了比较（郭克莎，2000；马月才，2003；吴贵生等，2004；王燕武等，2011；赵彦云等，2012；王茜，2013）。三是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产业集中度（王仁曾，2002），贸易专业化水平（毛日昇，2006），外商直接投资（徐涛，2009），环境规制（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余东华和孙婷，2017），要素禀赋（王文治和陆建明，2012）。

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化规律是制造业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集聚的测度与分析，但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早期的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程度虽然相对较低但却呈现不断加深的趋势（魏后凯，2002；吴学花和杨蕙馨，2004；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文东伟和冼国明，2014；赵璐和赵作权，2014）。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制造业聚集地的分布极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罗勇和曹丽莉，2005；杨洪焦等，2008；吴三忙和李善同，2010）。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过程和结果都同时表现出集聚和扩散两类特征，其中集聚占绝对优势（陈秀山和徐瑛，2008；赵果庆和罗宏翔，2009）。二是分析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地方保护主义（路江涌和陶志刚，2007），运输成本（杨洪焦等，2008），马歇尔外部性（吴建峰和符育明，2012；韩峰和柯善咨，2012），传统比较优势（韩峰和柯善咨，2013）。三是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刘军和徐康宁，2010），科技创新（刘军等，2010），能源效率（沈能，2014），全要素生产率（范剑勇等，2014），创新效率（刘军等，2017），环境污染（刘军等，2016），工资（刘修岩和殷醒民，2008），税收（钱学锋等，2012）。四是产业转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是否出现了产业转移现象以及其背后的内在机制（范剑勇，2004；李娅和伏润民，2010；曲玥等，2013）。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测度高技术产业TFP，并分析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消费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出的贡献程度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但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驱动型”特征明显，净出口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一枝独秀”局面（张同斌和高铁梅，2013）。同时，人力资本和企业利润中间产品对高新技术企业TFP 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罗雨泽等，2016）。二是高技术产业集聚或空间分布状况（唐根年和徐维祥，2004；蒋金荷，2005；王子龙等，2006），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呈现较明显的集群发展态势，主要发生在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地区。三是测度和分析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大多数学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测度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官建成和陈凯华，2009；吴和成等，2010；夏维力和钟培，2011；冯志军和陈伟，2014；刘伟，2016），少数学者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approach，SFA）方法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刘志迎等，2007；韩晶，2010）。

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分析框架、产业生态系统等方面展开理论分析（郭晓丹和宋维佳，2011；贺俊和吕铁，2012；王宇和刘志彪，2013；李晓华和刘峰，2013；周城雄等，2017）。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证研究。大多数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吕岩威和孙慧，2014；黄海霞和张治河，2015；刘晖等，2015）；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补贴的绩效（陆国庆等，2014；吴俊和黄东梅，2016；武咸云等，2017）。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例研究。霍国庆等（2017）以华为公司、佛山陶瓷产业技术联盟、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为例，分析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四种模式，即外溢模式、联盟模式、供应模式和大规模定制模式。王宏起等（2018）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运用解释性案例和专利计量嵌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基于主导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能力形成机制。

在对具体行业的研究中，装备制造业是最受关注的行业之一，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围绕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展开分析，这些研究旨在对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进行定量分析，揭示集聚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张威，2002；李凯和李世杰，2004；2005；赵忠华和胡运权，2009）。二是围绕技术创新展开分析。一些学者测算分析了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原毅军和耿殿贺，2010；牛泽东和张倩肖，2012；王卫和綦良群，2017；范德成和杜明月，2018），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赵建华和焦晗，2007；孙晓华和田晓芳，2010；徐建中等，2014）。三是围绕装备制造业结构展开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分析了区域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过程，总结影响区域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綦良群和李兴杰，2011；巫强和刘志彪，2013；张丹宁和陈阳，2014；唐晓华和刘相锋，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