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是人的心理现象中最丰富多彩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生活中深层的、重要的现象错综复杂地联系着。

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体验和表达着一定的情绪，而情绪的体验与表达却并不是一致的。人们体验的是一种情绪，但这种情绪是否表达，或者以什么一种情绪状态表达，藉由个体的不同动机和文化结构而不同。

个体的情绪对他人来说也是一种刺激，他人对这种刺激进行观察和判断，在做出反应的时候，不只是针对情绪表达本身，还会考虑到表达背后的含义，关注以何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及怎样判断他人的情绪表达，甚至有时候这种表达方式是一种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更多的是受到文化形塑而产生。

在情绪评价方面也存在文化的差异。相比于日本人，情绪对美国人的自尊自信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对于情绪的因果关系的归因也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美国人将引发悲伤事件的原因归为他人，而日本人则归为自己。由此，情绪的存在既有普遍性，也有文化的差异性。

情绪障碍

情绪障碍也称心境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改变为基本特征。临床症状为：抑郁状态，即情绪低落、兴趣和活动性减低、自我评价降低的“三低”状态；或躁狂状态，即情感高涨、思维奔逸和活动性增高的“三高”状态；或者二者以混合形式出现。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落，称为双相障碍（BAD）；仅有抑郁发作或躁狂发作则称为抑郁症或躁狂症。

近年来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情绪障碍与 X 性染色体上的基因异常有关。研究发现，情绪障碍和激素分泌紊乱、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精神上的刺激、家庭环境、生活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它的成因约有 40%与遗传因素有关，环境和文化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从流行病学资料看，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下，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有较大的差异。例如，使用复合性国际诊断问卷（CIDI）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测试显示，美国重性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 16.2%，中国则为4.42%～6.87%。

对于抑郁障碍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假说：一种假说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抑郁障碍有明显的差异。Kleinman 等学者认为，印欧语系中有大量词汇是描述抑郁体验的，尤其是抑郁者的自责、生存性绝望等内心体验很可能受到基督教中原罪的影响。

中国的孔子早就教导人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强调保持情绪释放的适度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处事态度、对待应激反应的方式都可能与抑郁的发病有关。

另一种假说是抑郁障碍的含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研究发现，除印欧语系外，并未发现与欧美独特文化下等同的抑郁障碍的概念。

例如，中国患者更多的反应是厌倦、疼痛、疲乏、不舒服等躯体上的体验。这并不表明非欧美文化中没有抑郁障碍的存在，而是用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诊断标准来判断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精神障碍缺乏有效性。所以，“把一个文化的诊断系统及其背后的信仰和价值观以民族中心主义的方式强加给另一种文化的病痛体验上，而后者固有的诊断类别及其表达的信仰和价值观也许是大相径庭的”。

双相障碍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情感障碍。DSM-Ⅳ中将双相障碍分为两个亚型：双相Ⅰ型指有躁狂或混合发作及重性抑郁发作；双相Ⅱ型指有轻躁狂及重性抑郁发作，无躁狂发作。双相障碍病因尚未查明，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参与其发病过程。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交互作用在双相障碍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学者们在对天才的传记、家系研究中发现，与其他情感障碍相比，天才有易患双相障碍的倾向，且在艺术家、作家的一级亲属中也易患双相障碍。历史上也有不少政治家如亚历山大大帝、奥利佛·克伦威尔、拿破仑·波拿巴、西奥多·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等患有双相障碍，或为循环性气质或为轻躁狂表现。这些研究表明，双相障碍两极性的表现和发作性的病程使得艺术家、作家可能更敏锐、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类的存在与痛苦，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富有表现力，而政治家则显得比常人精力更旺盛、体力更充沛、斗志更昂扬。创造性与双相障碍之间的关系呈相关性，而非因果性，不能夸大“疯狂”对创造性的影响。

躯体形式障碍

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以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情绪障碍。其主要特征是患者反复求医，各种医学检查阴性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经常伴有焦虑或抑郁情绪。目前，该障碍病因尚不明确。

有学者认为，其主要由心理因素造成，躯体症状可能是患者内心压抑与矛盾冲突的表达方式，同时多伴有情绪障碍。情绪的表露受到患者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压抑，在 20 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或今天的不发达地区社会或发展地区的基层社会，负性情绪被看成无能、耻辱和“丢面子”。无形的社会歧视阻碍情绪的直接表露，而躯体不适的主诉则是一种合法的途径，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患者自然会掩饰、否认甚至不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体验，而选择性地关注自己的躯体不适。这说明文化社会环境能够影响个体情绪的表达，文化价值因素也可能影响精神问题和躯体症状间的联系。

本文摘编自许志红著《心理咨询的文化性研究》第4章，内容有删减。

心理咨询的文化性研究

许志红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03-049325-5

心理咨询的独特性质决定着心理咨询研究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背景。文化应成为检视心理咨询的视角和推动心理咨询创新的途径。《心理咨询的文化性研究》以文化学视角，把心理咨询纳入到特定的文化框架中，分析心理咨询与文化的关系，梳理心理咨询演进中的文化脉络，探讨心理咨询文化品质的元素关系，揭示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必然趋势，挖掘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咨询资源，架构出心理咨询的全貌，体现出对心理咨询文化意识的积极拓展。

（本期编辑：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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