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进化稳定对策来分析动物的寿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寿命的长短也是进化过程中选择出的一种对策。寿命的进化应该和环境的稳定性有关，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中，长寿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个体不管能养育多少后代，其变异总是有限的，总不如时代更替变异的快。当然，如果空间和资源无限，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地球上适合生存的地方有限，亲代活的太久，必定影响到后代的生殖利益。在贫穷的农村，老人常常被儿媳妇称为“老不死的”，老人失去劳动能力时，就被认为毫无用处了，就是该死的时候。聪明的儿媳妇总是能权衡利弊，准确地判断老人什么时候该死。

用细胞分裂紊乱、器官枯竭等等常识解释人的寿命，只是机制上的，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同样大小的动物，其寿命可以相差数倍。为什么细胞分裂会出现紊乱，因为进化过程中有个时间表已固化在基因中，让细胞分裂多少代后就出问题。或者，一种类似内存纠错功能的机制在起作用，此功能模块在检测细胞分裂了多少代，之后此纠错模块就不在发挥作用。从机制上讲，控制这个功能的基因可能很简单，一旦发现后，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了。我相信，这个（些）基因肯定会被发现。

在我们有限的视野内，许多植物似乎真是不死的。有的植物，其根部不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有的植物，靠不断地长出新枝芽并独立存活，也能一年一年越来越繁盛。其实，从细胞分裂的层次看，这和动物的生殖没什么两样。如果不分出独立存活的枝条，它也是必死的，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千年。它分出的枝条，也必然会有变异，适合的变异会更容易存活繁殖。

在动物中，有一种灯塔水母（Turritopsis nutricula），在达到性成熟并交配繁殖后，又返回到幼体状态，并且，这样的返老还童可以无限循环（无数国人的梦想）。那么，是否可以说它就是一种永垂不朽的动物呢？不能。永垂不朽，是需要条件的，这条件几乎永远无法满足。不管它来回变多少次，终归还是被捕食的对象。

人生，嚎哭着来，因为社会远比子宫内残酷--至少温度不稳定了。又嚎哭着去，因为想象中的地狱比阳界黑暗。来也不情愿，去也不情愿，人生的始末大抵相似。在这方面，人其实是不如动物的，没听说哪种动物嚎哭着出生。有人可怜圈中的肥猪，你就尽情地吃吧，早晚也要挨那一刀（西方人比我们文明一点，给猪沐浴后，用电流瞬间击昏）。其实猪挨那一刀，不见得比人住院痛苦。皮肤肌肉挨刀，如果没有心理的恐惧，没有死亡的恐惧，疼痛是很有限的。这就是有人觉得自杀是人类尊严的原因。古代一些大臣或将帅，自知必死，毫不犹豫地自杀，既留下了以身殉国的美名（这美名自己不能享用，后代是能享用的），又维护了尊严。

我理解的尊严，就是避免屈辱和尴尬局面。病到口眼歪斜、大小便失禁，口水像孩子的鼻涕，屎尿拉到裤裆，要让人伺候，回到刚出生的状态，能不尴尬？还有所谓的尊严？人在必死时，能选择一个自己认为体面的，没有痛苦的死法，将是人类文明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说人脱离了动物的兽性，就不能说人类真的文明了。

其实，尊重人的死亡权，跟尊重人的生存权是一个道理。但目前，这种做法可能被定义成反人类的。然而，正如我重复过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利益的。我们曾经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杀死少数人，并没有意识到那也是反人类的。有的国家废弃死刑，也是基于这样考虑。

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死亡的权利仍掌握在无能的医生手中，而不是个人或家属的意愿。1992年，意大利女子埃鲁娜·恩格拉罗因车祸变成了植物人。17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她的父亲终于获得了女儿的死亡权。2009年2月6日，恩格拉罗被拔掉了进食管，于2月9日“死亡”。这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因为它引发了一场涉及总统、总理和议会的政治斗争。此事暂时与我们每个人可能毫不相干，但体现了从漠视生命、尊重生命到尊重死亡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对待死亡其实也是很平静的，死后家人的嚎哭只是因为文化和文明的需要（爹死了不哭，那跟禽兽何异？），大多不是因为悲痛（有的却是因经济原因而窃喜，所以称为喜事）。古人认为最理想的死亡状态是“无疾而终”，晚上睡一觉，在被窝里悄悄死去。无疾，其实是因为医学的不发达（中医看不出死亡是哪根经络突然断了或哪条脉突然停了），死因可能是脑溢血或心肌梗塞等突发病，其实就是“暴病”，但暴病还是像天大五雷轰一样忌讳的。

史铁生在散文《我与地坛》中平静地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死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是的，那可能是30年的节日，或是60年的节日，但必定是人类进化几百万年的节日，是生命进化几十亿年的节日。那可能是一个人的节日，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节日，或是一个国家的节日，或是世界人民的节日（譬如希特勒的死）。可以肯定，这个节日与自己是无关的，节日的喜怒哀乐都将属于别人。

每个生命，不管属于什么物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他自己觉得有多伟大，或者拯救了世界。人们曾为失去一位伟大的人物而哭泣，也为失去了父母而哭泣，就像孩子失去了父母。一些平庸的小人物，也会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存在对别人很重要，没有他别人无法生活。事实上，一个人的死亡，就像死亡的产物--尸体一样，仅仅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本。至于死亡的其他意义，都是活人的力量，而不是标本的力量。

对死刑的态度，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文明和小农经济文明的分歧越来越大。当今世界，主要的死刑来自亚洲，中国的死刑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对我国指手画脚的题目。举国瞩目的赖昌星引渡问题，就因中加两国对死刑的态度而一波三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2002年曾说，我们（新加坡）对死刑的认识来自传统的“亚洲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基础是，群体利益永远大于个人利益。如果群体利益远远超过个人生命利益，那么这个人就是该死的。如果一个人对社会造成（或将要造成）巨大危害，群体就有理由处死他。

在古代，死刑的泛滥，正式基于人们过度重视“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们对自己的生命无所谓，死刑还能有预期的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我们惩罚小孩，可以没收他的玩具，但这一套对惩罚成年人就不起作用了，因为他根本就没兴趣。西方人重视自由，那好，我不杀你，而是剥夺你的自由--判你200年，你就永远在监禁中度过吧，连死都别想。我们常嘲笑别人的判决（譬如200年监禁）有多滑稽，为什么不直接判无期徒刑呢？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还能活201年，那么你还会有一年的自由（一旦将来的科学能做到呢）。200年，即使“表现好”减刑50年，还有150年。而我们的无期徒刑，就可能毫无道理地一减就成了20年（无穷大减多少等于20呢？不符合数学逻辑）。

同样因为我们对“香火”太重视，光杀一个人是不够的，最好是灭门、灭三族或灭九族。可以说，“香火”观念是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之一（愚蠢的成就，因为母系香火更可靠），诛灭九族也是，其恶毒程度可能超过成吉思汗的屠城或纳粹的大屠杀，因为他们并没注意被屠杀者在外地是否还有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