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要拆了，我去清最后一遍。墙角搁着一只木箱，锁着，钥匙竟还挂在锁孔上，像一个没说完的句子。

打开。最上面是一把剪刀，锈了。底下是半盒大头针，用过的，铁丝上留着细小的划痕，一枚一枚，像被磨掉的念头。我原以为会翻出些贵重的东西，结果没有。却在这份“没有”里，坐了很久。

箱子的主人是谁，我并不清楚。但看得出，他一生都在做减法——屋里不留多余之物，话也不多。年岁渐长我才明白，沉默不是没有话，是把话让给了别人，也把余地留给了自己。

我们这一代人恰恰相反，什么都要。手机里几十个群，日程表排得像伤口，书架上那几本塑封未拆的书，蹲在那里替我们惭愧。我们用囤积抵抗虚无，仿佛多存一点，心里就实一点。结果是越满越空，一件东西也不敢扔，一句话也不肯少说，最后被自己的东西埋住了。

所以“少”是难的。它比“多”更需要力气。

留白在画里不是空着，是让山显出形来，让水有了去处。一张纸若涂满，画就成了墙。人也一样：减去解释的欲望，减去被所有人喜欢的渴求，减去对每件事都要表态的冲动——这些减法，比添置什么难得多。添是往身上穿衣，减是脱，脱到骨头露出来，才知道自己原来瘦成这样，也原来站得住。

我把剪刀放回箱子，扣上。钥匙拔下来，握在手心里，凉的。窗外落着雨，不急。

烧水，泡茶，只放了三片茶叶。水色很淡，几乎是透明的；喝着却清，从舌尖一直清到胸口。原来淡不是没有味道，是味道不抢。

那只箱子我留下了，搬到新居，搁在书架最下层。里面仍旧那么几样东西，一开一合，都还是它自己的样子。人身后能留下的，本就不必多，一只箱子的分量，恰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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