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推荐“新华网”刊载《科学时报》记者王丹红的特写《李佩：在平淡中传奇》。特写说，阳春三月的一天，记者走进了中关村李佩教授的居所。

　　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北区的家属楼最早建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３层或４层一幢的小楼基本上是按南北走向排列，小楼青砖灰瓦红梁，楼前是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楼后的花园或菜圃里还依稀可见一些晚香玉。小楼在蒙蒙尘埃中显得斑驳、陈旧，但仍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端庄和气派。当年住在这里的科学家有钱学森、钱三强、彭恒武、竺可桢、熊庆来、王淦昌和陈能宽等。１９５６年１０月，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教授职务，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落户其中。 对李佩来说，这房子与４０多年前的模样差不多，客厅里的两个单人沙发和茶几是回国时父母补送给她的嫁妆，硬木花格架、长条形茶几和钢琴是她和郭永怀一道买的，所不同的也许只是今天客厅的地面涂上了暗红色的油漆，而不是当年精制的纯羊毛地毯。就在这套房子里，李佩经历了生命中的大喜和大悲。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着名力学家郭永怀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从美国回到了祖国。李佩的英文很好，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工作，但她没去，她说：“老郭离开中国已经１７年了，女儿郭芹还不会讲中文，我需要照顾他们，不能经常出差。”于是她来到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任副主任。当时中关村没有粮店、菜市场和派出所，没有医院、邮局和中小学校，也没像样的餐馆和茶室，因此，西郊办公室的工作就是负责做这些后勤建设。中关村住区的树木是当年她组织栽种的，中关村各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都参加了义务种树劳动。

　　１９６１年，李佩到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英文，郭永怀仍然日理万机，忙于研究和教学，女儿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上学，生活是忙碌而相对平静的。偶尔一家人也会和朋友们一块到香山、颐和园坐坐。但一些小小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郭永怀这时经常出差，时常打个招呼就走，却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还不能问。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１５岁的郭芹即将初中毕业，她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黑龙江白城插队落户，白城位于黑龙江与内蒙古的交界处。郭永怀因承担重要工作而受到特别保护，但李佩未能幸免。留学美国的经历让她成为“美国特务”，在单位接受审查。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４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已经两个多月的郭永怀的电话，告知他明天就将回到北京。１２月５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可是这一天一等再等也没有等到回家的人，当时她想也许是他临时改变了计划，来不及向她打招呼。两天后，家里突然来了２０多个人，李佩一下就知道出事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郭永怀赴西北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的准备，１２月５日，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郭永怀乘飞机返京，因飞机在北京上空失事不幸牺牲，终年５９岁。

　　１２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处理完郭永怀的后事，李佩仍然在单位接受审查，郭芹自愿回到了她插队的地方。１９７０年郭芹生病回北京家中休养，而李佩则在１９７０年初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留下郭芹一人在北京。

　　李佩说科大是一个令她伤心的地方。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３年底，她都在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不能工作，来往的信件也要被检查，只是没有人贴她的大字报。到１９７３年后，过年时可以被允许回家，但有时连硬座票也没有，她是坐在车厢地板上回北京的。１９７４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来自各个研究所的外派人员集中到科大培训英语，李佩被抽调出教授英文。１９７５年，中国科学院时任秘书长郁文到合肥出差，偶然遇见李佩，她十分惊讶李佩怎么还在合肥，而且还在受审查。１９７６年暑假，李佩奉调回北京，她买了一张软卧车票回到了北京。在后来的日子里，除了一次路过合肥到科大看望朋友外，李佩再也没有回过科大。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在高等院校恢复高考招生不久，教育部和科学院分别部署大规模招收研究生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第一个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制度。中科院时任副院长的严济慈掌管研究生院，不拘一格寻找人才。第一年来自全国各地的８００多名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

　　李佩被调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她带领刚分配到研究生院的３位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开始了筹建工作。缺少教员，没有教材，这多么的学生，怎么开课呢。“伯乐”开始寻找“千里马”了。李佩说她用３种办法找老师：一是“挖墙脚”，请大学的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二是到科学院信访办公室看有无求职的人；三是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李佩说有意思的是在找教师的过程中许多“右派”被她找出来了，他们原来是北京大学或人民大学的教授，被划为右派后或被关进监狱，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当她最终说服研究生院同意将这些人调入时，原来的学校又如梦方醒，坚决不放人，结果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黄继忠、许孟雄就是其中两位。

　　李佩的一位同事告诉她当年北大有一位名为黄继忠的英文教师，课讲得特别好，后来被发配到银川劳教，现在因家人还在北大，所以每年还要回北京。李佩找到黄继忠，得知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劳改农场时被银川师范大学发现，被调入师大做英文教师。李佩说她正在办一个英文师资班，希望黄继忠能帮助她。在李佩的帮助下，黄继忠的户口调入北京，在研究生院上了一年的课后，他告诉李佩这些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给学生们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的课。许孟雄是学生向李佩推荐的。许孟雄原是人民大学的英文教授，划成“右派”后离开了学校，１９７８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在海淀区一个胡同的一间矮小的房子里，李佩问许孟雄夫妇的生活来源是什么，许孟雄说在补习班上课每个月４０元的收入，李佩说请他到研究生院上英文课，每月付他８０元的工资，每天上课时可派一辆车来接他。许孟雄说不用了，他的家离林学院很近，可以走过去。

　　才子就是才子。许孟雄到研究生院上课后，李佩才知道他是当年英语学界的大名鼎鼎之人，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北许”即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孟雄。在研究生院，许孟雄上课时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一个“ｉｎ”“ｏｎ”的搭配就可讲两个小时，妙趣横生。许孟雄后来将他在研究生院的讲义修改后作为教材出版。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９年１月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是请他把关的。黄继忠后来离开北大，到美国纽约州东北部的一所大学开了一门东方文化的课，在美国他再次将《论语》翻译为英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之后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世界经典”项目，从每个国家收集一本代表该国文化的书出版，黄继忠的这本书被选中，再次出版。

　　当时研究生院还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美国人ＭａｒｙＶａｎｄｅＷａｔｅｒ是其中的一位。她为李佩带来了ＴＯＥＦＬ（托福）试卷，李佩从中受到许多启发。ＴＯＥＦＬ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她说自己可能是国内第一个用ＴＯＥＦＬ方式出考题的。李佩还透过她发现的“右派”才子，得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英文试卷来改进她的教学方法。密歇根大学对英语有特别的要求，研究生在透过标准考试后还必须透过“密歇根Ｔｅｓｔ”方可入学。１９７９年，为了为中国培养一批物理人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提议举办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学生”（ＣＵＳＰＥＡ）的项目，该项目实施１０年，９５０多位中国大学里最优秀的物理学学生赴美国一流大学留学。但是，在上世纪７０年末、８０年初，中国还没有ＧＲＥ和ＴＯＥＦＬ考试，而这是外国学生进入美国任何大学研究生院所必须透过的。李佩负责了历届ＣＵＳＰＥＡ项目英语笔试的出题和评卷工作，并参与了口语面试。因为透过考试的学生成绩优异，所以当初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准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也许正因如此，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硕士生竟冒李佩之名为自己写了一封推荐信，李佩严厉批评了这位学生，但没有处分他。

　　李佩是开放的，她不停地博众家之长改进英语教学，她在研究生院创建的英文师资班后来成为教育部办师资班的原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谈庆明研究员说：“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锐，观点极高，极其认真，她的年纪大了，但她始终走在前面。”

　　李佩的外语教学生涯是从康奈尔大学教中文开始的。１９５１年李佩生下女儿后，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帮助教中文的老师因结婚离开，系主任Ｓｈａｄａｃｋ教授请她帮忙，于是她就开始给美国学生上中文课，这些学生是美国国务院挑选出来以后准备到亚洲地区做外交官的，需要有流利的中文表达能力。李佩出生在北京，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开始学习英文，英文教师一般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她说小学老师当然应该是大学毕业生。中学是在离家不远的美国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上的，美国教师上英文和音乐两门课，所以她的发音比较好、准确。中学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１９４１年毕业后在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了几年，１９４７年２月到康奈尔大学读书，并在那里与郭永怀相识。李佩说回国后自己以前所学的经济学、社会学都用不上，只有教英文与教学有关。从此，她成为一名英文教师，她自己最愿意谈的是１９７８年到研究生院后的工作。

　　１９７８年，封闭已久的国门终于打开了，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但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汇用于出国培训，因此出国留学是一道比考大学还难的窄门。另外一个情况是，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大学向研究生提供了大量的资助，但当时的中国对这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自己出资派遣留学生的“访问学者”就是周培源先生等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１０月，外教Ｍａｒｙ小姐向李佩提出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争取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奖学金，但又担心这样做是否有不当之处，学生是否会受处分。深知国情的李佩也知道其“法”可行，其“罪”难当，于是向当时任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彭平请示。彭平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当年他与钱伟长等１０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威震全国。几天后，彭平对Ｍａｒｙ和李佩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你们就这么办吧。”在院方的默许下，不到一年，近百名同学从美国各大学获得了奖学金，飘洋过海留学美国，从此启动了当代中国的“自费留学潮”。而其他大学的学生循此道时，已经是１９８２年了。中国科学院开风气之先，毅然决然。

　　研究生院７８级的学生朱学渊在一篇回忆研究生院生活的文章中对李佩有传神的描述：“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李佩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是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完美融合，她的生命中好像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世间传播着爱和智慧。她孜孜不倦地上课，组织演讲。可是正当她不知疲倦地工作时，灾难却再次降临，１９９７年，她唯一的女儿郭芹因病在北京离开了人间，这一年李佩７８岁。当时周围的人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而坚强的李佩却没有因此缺一堂课，依然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只是人更清瘦了，声音有些沙哑。

　　１５年前在郭永怀先生诞辰８０周岁的纪念会上，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汪德昭院士说：“我们尊重并怀念郭永怀先生，但郭先生的夫人李佩女士也是一位十分受人尊重的人，她非常优秀，她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今天，已经８５岁的李佩依然忙碌在中关村，制定中关村老年活动中心的演讲计划，邀请演讲人，她的演讲计划日程已经安排到了４月份，内容包括“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茶与健康”，“当前我国航太事业的焦点”等。坐在家中的客厅里，她不停地在电话里与主讲人商讨演讲的内容。每周她还要给中关村的老人们上两个半天的英文课。

　　谈到未来，李佩说：“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尽可能多为大家做一点事。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但是她也说：“有时候我连小事也做不了，比如说中关村的交通，骑自行车者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我想拦住这些不讲公德的骑车人，问问他们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追不上。”

　　李佩是科学院的玫瑰，但她比玫瑰还要美丽。

 原文刊载于《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