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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和钱伟长，两人不仅是同窗好友，也是相濡以沫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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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怀夫人李佩追忆钱伟长 |
| 我对钱先生的记忆 |
1940年8月，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轮上。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林家翘，第五人为钱伟长，后排右三为郭永怀。
1986年6月，钱伟长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博士生讲课。（照片来源：上海大学）
［科学时报 王丹红报道］获知钱伟长先生去世是在7月30日中午，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佩在北京中关村的家中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回忆起她记忆中的钱伟长。
李佩是著名力学家，我国导弹、核武器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夫人。70年前，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同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回国后，钱伟长和郭永怀先后出任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并在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授课，两人不仅是同窗好友，也是相濡以沫的同事。
同船赴加拿大留学
李佩第一次听说钱伟长的名字是在1939年。当时，抗战烽烟中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辗转昆明，共同成立西南联大。李佩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钱伟长和郭永怀都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只是钱伟长来自清华大学，而郭永怀来自北京大学。
“我怎么知道钱伟长的呢——1939年春，学校公布有7人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留英公费生，其中就有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他们3人都是专门攻读应用数学和力学的。本来英庚款规定，每门学科每年只录取一名留学生，但这次，他们3人考得一样好，因此，在重庆的考选委员会上，清华大学的叶企孙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饶毓泰教授为他们力争，终于让英庚款基金会同意破格同时录取他们3人。”
1939年，共有22人考取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赴英留学的行程一波三折。
“当他们在1939年9月乘船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所有客船都被征为军用，英国也拒收外国留学生，他们只能被迫返回昆明。1940年1月在上海集合乘船转加拿大，但大家在船上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时登岸游览，他们非常愤怒：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他们决定，绝不接受敌国签证，于是全体人员携行李下船、返回昆明；直到1940年8月才在上海乘俄国皇后号邮轮，于当年9月抵达多伦多。”
1940年9月17日，郭永怀、林家翘等进入多伦多大学，这也是该校第一次授受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
他们3人都选择了应用数学系。多伦多大学有两位著名的应用数学教授，一位是英联邦应用数学的知名学者辛祺（J.L.Sygne），一位是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E.Infeld），两位教授都是欧洲哥丁根学派的传人。大半年后，他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当时，因为多伦多大学没有能够指导流体力学的教授，郭永怀和林家翘就向英庚款基金会申请，能否到美国学习。
基金会同意后，两人在1941年5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钱学森已经在那里了。钱伟长则是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才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冯·卡门在美国国家喷气推进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
3人出国前，只有钱伟长一人已婚，夫人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孔祥瑛。抗战胜利后，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回国，成为清华大学教授。
李佩记得，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中关村北区她家附近，有一个微生物数学学科的二层小楼，钱伟长在这幢小楼里成立了一个应用数学研究室。“最早回国的那些人，如林鸿孙等，都到他那里去帮忙工作。”
“他当时一直在做学问”
钱学森1955年回国，和钱伟长共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是所长，钱伟长是副所长；同时，钱学森又让钱伟长筹办自动化研究所。“另外，当时他们也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一个钱学森力学班，钱伟长也在班上授课。我们于1956年回国。不久后，钱伟长被划成‘右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清华力学班就让郭永怀接管了”。
李佩记得，在清华时，钱伟长就主张教授治校，行政部门因此对他非常不满，觉得他太霸道了。1957年6月6月，包括钱伟长在内的“六君子”发表对政治局面的意见，反对院长调整政策将清华改为工学院等；之后，“六君子”全部被划为“右派”；后来，中央考虑到华罗庚推广优选法对国家的贡献，不再将他划入“右派”之列。
对钱伟长来说，这顶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2年。
“那时老郭继续委托钱伟长为《力学学报》审稿。当时有一个‘左派’学术权威对钱伟长的审稿非常不满意，质问郭永怀：‘你怎么可以让“右派”来审我“左派”学术权威的论文呢？’老郭说：‘我很清楚钱伟长的学术水平，在学术上没有左右之分，只有正确与否之分。’这么回答后，老郭仍旧请钱伟长审稿。”
在钱伟长被划为“右派”期间，李佩和郭永怀曾到清华大学照澜院钱伟长家里看望，“老郭对钱伟长说：‘现在人家不怎么批斗你了，也没有人打扰你了，你正好可以多做点学问。’”
“我确实觉得钱伟长在那段时间写了好些论文。因为有一次我到力学所，大概是在1960年左右，下楼时正好遇见他上楼去图书馆。我问老钱来这里干什么，他高高兴兴地说：‘我来图书馆查资料。’所以，可见他当时一直在做学问。”
念念不忘清华
1979年，中央撤销了将钱伟长划为“右派”的决定，在北京，李佩和几位好友决定以聚餐方式庆祝。李佩清楚记得钱伟长对她说：“我要感谢邓小平，是他解放了我。”
“而且，邓小平还对他说：‘你在北京树敌太多，现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在物色一人做校长，我看你就到上海去吧。’”她回忆道。
事实上，李佩讲，上海工业大学当时确实想请钱伟长出任校长，但到清华大学了解情况时，清华表示：钱伟长已年过七旬，年纪大，该退休了。之后，上海方面越过清华大学和教育部，直接找到了邓小平。“钱伟长就这样到上海去了。”
在美国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等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效力祖国，他们希望回去要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
1968年，郭永怀因所乘飞机在北京机场附近失事而牺牲。
50多年后，当钱伟长准备到上海时，他决定带两位力学研究方面的助手，最后将郭永怀在力学所的3位研究生之一戴世强带到上海。
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钱长伟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在上海工业大学，钱伟长提出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
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北京时曾跟钱伟长念过书，“所以钱伟长在上海实施教授治校等举措，都可以通行无阻。他以清华校训作为办学理念，主要是理工合一，因为上海工业大学本来是工科学校，他认为不妥，一定要既有理科又有工科。其实，钱伟长的办学方针与当年的冯·卡门学派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思想也是钱学森的思想：以理带工，不管研究哪一项，一定要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强调注重学生质量、培养好学生的责任在于教授，因此，一定要有好教授来指导学生”。
“今天的‘钱学森之问’，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办不好，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李佩说。
在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李佩曾经到过上海。她说：“我看见钱伟长在上海大学门口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着‘自强不息’，这其实是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可见，钱伟长对清华大学确实是念念不忘的。”
《科学时报》 (2010-8-2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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