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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教授研究员的出路
邹谋炎
1. 最近读到科学网上王鸿飞的博客,谈教授研究员的出路。该文语言真切,令人感慨。忧心出路本是年轻人的事,我等退休老朽已是局外人。但这臭脾气忍不住偏要唠叨点世道经历,只当饭后谈资,不足为笑。
2. 如果你有时从科学院南路经过,偶尔会发现不止一两个熟悉的面孔。他们是颇有名声的学人,白发苍苍,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梭于人流、车流之间。他们恐怕不是为了锻炼,因为七、八十岁已不适合车技;也不是为了环保,因为开车本来和他们无关,并且有时可以见到自行车上挂着菜兜。六、七年前,当中关村东科学院宿舍区面临拆迁改建时,当时年已百岁的贝时璋老人被告知须迁新楼,面积无增,但拆旧换新要交几十万。此事顿时难倒了老人一家。听说属同样情况的还有何泽慧等知名学人十余家。好在后来拆迁计划停止,困难自动解除。这些学人楷模,国人骄傲,遇住房拆旧换新就会有经济困难。在现代化高楼林立的中关村,这些场景是不是时下议论的教授研究员的“出路”和“将来”的终极版?
3. 想想“出路”这个词,好像一下子变得深不可测。比如说当院士是出路吗?好像没有那样简单。加之现在院士官化,质量受置疑,这样演化下去还不知如何。看来当官的出路要好得多。听说时下无官不富,大批“精英”涌入官场,可辅证这一说法。而且“学而优则仕”又有新解:“入仕”才是“学优”的明证,不能“入仕”还谈什么“学优”!问题是官位有限,又高位希缺,要走这条路也须特别的本事。像王仁兄那样的书生,有点心事就藏不住,当官怕是困难。
4. 有人如果一时对“出路”想不清楚,其实也无跳楼之必要,因为你周围的人可能都有类似问题,而你的日子肯定不是最差的。我们的先贤孔老夫子和他许多代以后的学生们创立和发展的“中庸”学说中,定能找到化解头脑中疙瘩的良方。既然你选择了儒教,该认命的就得认命。记得文革后期,我们的伟大领袖与斯诺先生有一段对话大意是说,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中国的哲学中,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的附属品,从孔夫子到而今都是如此。正是这种哲学,从五、六十年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享受着“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待遇,并要不断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免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出现了“劳动知识分子”的提法,就有许多人感激涕零,如得解放。对这些背景,年纪尚轻的王教授大概没有体会,所以期望有些过高。现在而今眼目下,官员们如何看待教授研究员呢?没有作过调查。在网络上看到一段描述,可能不能概全,只供参考如下:
“"教授"只不过是29个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中的一种高级职务而已,没有什么特殊高尚之处。就好比医科大学的教授与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等价一样。如果教授们不懂这一点,可以向本单位的人事员请教(不耻下问)。至于国家公务员到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那是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所必需,不是本话题讨论的范畴。发牢骚的教授们应当懂得这一基本常识,不该由我说吧。希望以后不再听到发牢骚的教授们天真幼稚的意见。免得被社会各界横眉或者胃酸。”
因此,在考虑“出路”的时候,别忘了“皮”和“毛”的基本属性没有变。认清属性,摆对位置,才能心平气和,消融心理反差。
5. 王教授考虑自己“出路”的时候,考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处理起来有多困难、多复杂?王教授想的应该是指做学问、教学生的教授研究员。然而真正考虑起来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2002年教授数量已过5万,2009年更是达到7万之众,这里面有几%是做学问、教学生的? 即便国家每年拿出70亿(平均每教授10万元)给你们加工资,能落到王仁兄这类教授头上能有几何?说不定只是一些人又开辟了一条发大财之路。所以,即使政府想处理这个问题也是难上加难。想想吧,涉及到的问题有多少:
教授队伍如此混乱;
收入分配制度如此混乱;
“官本位”的社会基础如此坚不可摧;
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早被历史地定格得如此牢固;
教育科研系统仍然完全按官员们的意志来管理;
…
我们可以期待进步。但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清理之前,
6. 既然王鸿飞学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妨开放一下思想,看看我们的先辈知识分子中有没有留给我们一些思路。求名求利虽然一度受到强烈批判,在今天看来还须理性分析。前面提到的那个与斯诺先生的对话中,伟大领袖谈到了求名的问题,坦言“如果你写的书没有人愿意读,你高兴吗?”所以,著书立说而得名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个知识分子是未见争议的楷模,一个是“海归”陈玄奘,另一个是“土憋”李时珍,两人都是高尚信念的坚守者。陈玄奘为取经偷越国境,他历尽磨难,在国外取得高度名望后,才回国被朝廷尊为“圣僧”。李时珍曾一度进太医院,发现那里官场浊气完全不适合他。他回到行脚医的老本行上,遍历高山大川,以艰辛劳动和科学智慧,完成了举世名著。在他们面前,我们这些后生真是不禁汗颜。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看来平凡。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当作故事,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念就成问题了。李时珍所处的社会环境好吗?然而在历史苍桑以后,你知道那时太医院的主事是谁?甚至那时的皇帝叫什么不也得查一查吗?历史的玄机真是太深奥了,我们这些后辈或许可悟到点什么。
7. 教授研究员还有“求利”或“创业”的路子可走。求利而守道就好,若能想到“兼济天下”更好。这里所谓“守道”是指别忘了教授研究员本来的职责包括社会责任。知识分子成功创业的例子古今皆有,不妨学习。迫使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天张謇奉召入宫,天下着雨。见一群大臣跪在殿前雨中,其中有老者也然。忽见一群人打着黄盖,拥着慈禧从跪者紧旁走过,视跪者为无物。这个场景让张謇太刺激了,让他彻底认清了自己将来的“出路”。后来孙中山对张謇的实业道路高度赞誉,可见知识分子创业绝非不可为之事。今天要求一个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毕业后就去创业,一般说不是很现实。但要说一个应用学科领域的教授研究员缺乏能力创业,多少就得自审一下,或自我努力一下。我知道德国和美国的不少理工科教授和企业联系密切,他们通常从企业或政府机构搞来项目,也有自办公司,又不误教学科研。当然也能举出置疑的例子。但作为理工科教授研究员,如果研究中完全缺乏产业或应用目标,不仅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研究工作的真实意义,还要审视一下是否会误人子弟。
8.“立说”和“创业”或许是教授研究员们可以考虑的“出路”。但这些路子绝不好走。特别是“立说”,按“中国特色”,可能要等你见马克思以后才能见分晓。只要你有不错的成效,在那个时候再夸耀你,是可以不惜工本的。如果想眼目下好过些,考虑一下创业也许实际。要等到政府解决教授研究员们的出路,只怕需要时日。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2009年11月23日)
23日版中包含一个数字错,谢谢网友提醒,现已改正。
(2009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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