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由于灵长类资源丰富,古代中国人积累下了大量有关猿猴的认识。这些记载分散于历代文学、史学以及名物博物书籍。中国古代认知结构中关于猿猴辨识表现为重直观、重感性与重实用,关注动物的形貌、习性、感官表现以及其行为是否符合“道德” ,用拟人视角和人伦标准去看动物,强调动物于人的利害关系而忽略生物体本身。对于猿与猴孰“善”孰“恶”、孰“优”孰“劣” ,中国人却发展出丰富的认知与文化表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善”的特点。

一、问题的缘起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灵长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日本等国得到迅速发展。1967年,荷兰外交官、小说家、汉学家高罗佩( R. H. v anGulik )出版了《长臂猿考( The Gibbo n in China: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 re) ,书中讨论了自商代(前1500)到清初( 1644)三千多年间长臂猿于中国器物、文献和艺术中的种种表现,描绘出一幅“猿在中国人心目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动物”的历史图景。时至今日,每当人们(主要是国外学者)从事中国猿猴记载方面的研究,仍或多或少要结合高氏之说。《长臂猿考》为我们探索古代猿猴文化提供了极好的思路和对话基础。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研究逐步深入,国内涌现出一批关注猿猴的书籍。秦榕博士的《中国猿猴意象探论》源于悠久的学术传统— — 孙悟空形象溯源。秦榕将问题置于整个猿猴文化语境下,因而触及到中国传统猿猴观念。她指出,在文化认知上,“猿”和“猴”呈现出鲜明对比,可概括为“美猿鄙猴”或“雅猿俗猴”; 体现在文学上,即猿的意象远胜于猴。同时,翻阅现有猿猴文化专著,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状况: 就是关于古人是否较好地区分了猿、猴两种动物,实际上各家说法不一。就笔者所看到的材料,除零星列举,目前没有研究对历代猿猴知识进行系统梳理,致使人们难以把握问题的实质。如果说中国古代分不清“猿”和“猴” ,那审美差异从何而来? 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历时关系?

二、猿和猴: 两种怎样的动物?

古代中国人说的“猿” ,通常就是指长臂猿; 而“猴”则是猕猴(属)。动物本身之形态和生活习性是人们建立认识的基础,由此我们来看古人是怎样描述、评论这两种动物的。

长臂猿( Hy loba tes spp. )是中国至今唯一分布的类人猿。长臂猿虽然身材较为矮小,但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与猩猩、大猩猩、黑猩猩一起被称为四大类人猿。

猕猴属(Macaca spp. )种类在我国的分布包括六种, 分别是: 猕猴(M. mulatta )、藏酋猴(M.thibetana)、阿萨姆猴( M. assamensis )、熊猴(M. arctoides)、台湾猴(M. cyclopis)和臀尾猴(M. nemestrina)。这里主要介绍代表种猕猴的情况。猕猴与长臂猿在身体结构,生活习性上有诸多不同。正是猿和猴之间存在形态、行为和生态的种种不同,形成了日后二者的审美分化。

三、商代及以前: 猿猴未分

(一)原始社会时期

   早于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便在劳动生产中对猴形成了一定认识。在距今约6000～ 5000年的辽宁东港市后洼遗址里,出土有一件新石器时代人猴头像两面雕。其“正面为猴像,反面为人像,造型简炼” ,“寓意颇深,为辟邪佩饰”。又有一件猴形玉饰,出土于北京上宅遗址,年代距今约7000～ 6000年。整体呈黑色,头部形似一小猴,下为柱形。

上宅遗址的猴形玉饰

   虽然雕刻手法朴素,却已抓住了猴的一些典型特征,隐约透露出动物神态。另有一猴面泥塑,于1992年在拉萨曲贡遗址出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器物,用西藏早期陶器中常见的“附加堆纹”手法制成。联系到在西藏地区广泛流传的“猕猴变人”创世神话,有学者认为泥塑可能与当地古老的神猴信仰相关。除曲贡外,上述遗址所在地都发现有猕猴(属)化石,它们可与出土器物相互映证。

(二)商代

   到商代(前1600～ 前1046) ,关于猴的出土遗存有进一步发现。迄1949年为止,安阳殷墟共挖掘出包括猴( macaque)在内的哺乳动物29种。武官村大墓的随葬动物里,则发现马28匹、猴3只、鹿1只以及其他禽兽15只。不久,人们在妇好墓和小屯村北居址找到玉猴雕像。这些雕像形态细致,猴似正在与人耍乐。因此,学者推测晚期殷王室中已出现养猴、戏猴的习俗。

四、周秦两汉时期: 猿猴初分

(一)周秦时代

   最晚到东周,人们已将猿从兽类中区分出来。在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和一些周代遗址里,均出土有长臂猿饰件。而“猿”字以及有关猿的记载也于这一时期出现。“猿”字初作“虫爰” ,后作“犭爰”或“猿”。《吕氏春秋》记录了一则养由基射白猿的故事:  

“荆廷尝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猿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更多文献表现作为普通兽类的猿和猴,强调其敏捷、善攀援的共同特性。总的来说,尽管周秦时代(前1046～ 前207)材料出现了猿和猴两种不同的动物,但对二者描述还比较粗略,在评价上也没有明显分化。

(二)两汉时期

  汉代(前206～ 220)关于猿的认识有进一步发展。《上林赋》注意到了长臂猿毛色的两性差异。《史记· 李将军列传》则记述: “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用猿臂来形容当时西汉名将李广的体貌,后人有猿臂相者由此被认为精于射术。而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与猿相关而重要的一种看法: 即认为猿具有某种神秘特质,能延寿百年。如《春秋繁露》记载: “猿之所以寿者,好引其末,是故气四越。”
  相比之下,汉代材料有关猴的更多是猴戏。到汉代,猴戏成为百戏之一。在辽宁、山东、河南等地出土的汉代文物(如墓葬壁画、画像砖)里,都发现人猴相戏的描绘。也有吃猴的记录。《淮南子》记载一楚人烹猴,召其邻人共享; 后邻人知道是猴,尽泻其食,刘向谓“此未始知味者也”。因此,在该时期文本里所看到的猴,似乎大多是低俗、不成器、被揶揄嬉笑的对象。

五、魏晋南北朝至唐宋: 猿猴之分的伦理化

(一)魏晋南北朝
   汉代以后 ,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到一段特殊时期 ,即魏晋南北朝 ( 220～ 581)。 分裂与融合构成时代的特征 ;南北人口流动频繁 ;思想文化领域活跃 ,儒、释、道各派均取得一定发展。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人们对山水的关注。

   相应地 ,该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地记著作。与此后出现的地记方志不同 ,六朝地记以描绘山川形胜、自然风物为主 ,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 ,其中便包括不少猿的记载。

   同时 ,在一些六朝小说、人物史志里 ,若干短小精悍的故事也对猿于特殊情况下的行为作了描述。《搜神记》记载 ,一人入山得猿子 ,猿母追至家门“搏颊向人、欲乞哀状” ,后猿死 ,此人全家灭门。《华阳国志》载邓芝射猿 ,猿子则拔箭 (一说为“猿母”拔箭 )“卷木叶塞其创”。这类记述尽管未必全然为真 ,存在一定的夸大或讹传。但猿密切的亲子关系开始被认识 ,为该时期及以后人们评价猿作了铺垫。

   汉代已有的以猿为仙观念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普及。 三国曹植在《辩道论》中质疑: “仙人者 ,傥猱犭爰之属与? 世人得道化为仙人乎?”可见当时有仙猿的说法。在东晋方士王嘉的志怪小说《拾遗记》里 ,我们能看到基于猿“仙风道骨”观念所形成的奇闻轶事。 故事讲述三国时周群偶遇一猿化老人 ,经其传授术数终成为“后圣”。虽然王嘉在故事末评论“白猿之异 ,有似越人所记 ,而事皆迂诞 ,似是而非” ,但它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一种观念 ,也反过来使猿更加神秘。

   然而，纵观当时社会生活中猴的角色与遭遇 ,我们不妨总结为: 1)容易获取 ,地位低贱 ; 2)为人驯化作娱乐表演 ,滑稽嬉笑 ; 3)群居于山中 ,食践稼蔬。 因此 ,这一时期仍不缺乏对猴的负面评述。谯周《法训》云:“人之所以贵者 ,以其礼节也。 人而无礼者 ,其猕猴乎? 虽人象而虫质也。”

(二 )唐宋时期
   继汉代以后 ,六朝对猿和猴的表述、评论继续保持 (或扩大 )着一种差异—— 也许我们能用“褒猿贬猴”来概括。但它并未成为当时的主导观念 ，猿、猴之间“君子”与“小人”的评述仍只是数家之言。不过 ,正如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事项: 若上述猿猴之分在魏晋南北朝仅为滥觞 ,那么唐宋就是它全面发展、成熟的阶段。
   至唐宋 ( 618 ～ 1279) ,人们进驻山野已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一方面 ,对动植物的观察更为深入。另一方面，在禅宗思想熏染下 ,登吟纪游不再以客观描摹为主 ,而加入更多的个人情绪。该时期对猿猴区分作进一步阐发凸显。

   “猿优猴劣”表现是多方面的。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流传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生活需求 ,唐宋传奇、话本小说中逐渐出现更为丰富多彩的猿猴形象。但正如秦榕博士所言: 猿的总体形象一直胜于猴 ;该时期故事中 ,猴即便获得了神通 ,气质、道德素养也远差于猿。可见二者在古人认知上的不同地位。品格、性情已成为区分猿与猴的关键依据。猿是优雅高洁 ,猴则嚣躁粗浅 ,“猿优猴劣”观念的体现相当明显。

六、元明清时期: 区分与混杂并存

   宋代以后 ,国内气候由暖转冷 ,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进一步往南缩减。同时 ,由于人口在元明清代 ( 1271 ～ 1840)迅速膨胀 ,山林土地开发殆尽 ,加上战争、移民、 过度捕杀等 ,长臂猿、 猴种群数量锐减。这一时期 ,人们对猿猴两种动物的认识在沿袭前人观点之余 ,开始出现混淆。
与唐宋相似 ,该时期也有不少著书立说者从品性、体形的角度区分猿猴。明代谭纶用猿猴说明军队 ,认为“宁猿勿猴” ,行军者要以猴为戒。 不过 ,其开头云“世谓猿猴其实有二” ,貌似时人已较难同时接触到两种动物(主要是猿数量稀少 )而对二者名称存有误解。
万历二十四年 ( 1596) ,明代医学家、博物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 全书共五十二卷 ,分十六部、六十类 ;作者按“从贱至贵”的顺序 ,依次介绍各种动植物 (药 )。其中“猕猴”自成一条目 ,排“寓类”之首 ,猿列于“狨” (金丝猴 )下“附录”。 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 ,加入自身经验 ,对猴肉、头骨、手、皮、排泄物之药用价值进行总结 ,附方五条。 于猿 ,则指出传统上“其臂通肩”观念的错误。但李氏亦认同猿“能引气故多寿” ;其常年在树上活动 ,“下地辄死” ;并言其“两性转化”与古人所说相合 ,“必不妄矣”。可见时人之谬误。 最后 ,由于无彻底区分猿和猴 ,李时珍没有说明猿无尾。 在明代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中 ,猿像猴一样长着短尾 。

《三才图会》中的猴与猿

   实际上 ,唐宋时期随着猴戏在民间流行 ,俏皮机灵便成为人们对猴的印象之一。 到明代中期，《西游记》中孙悟空诞生 ,更带来一个全新、正面的猴形象。此后 ,猴文化处处留下“大圣”痕迹 ,这是该阶段有关猴体认的一些主要变化。

   然而 ,尽管明清时期齐天神猴出世 ,但“猿”、“猴”之传统属性并未改变 ;二者在相互交融至顶点后 ,便又分流而行。在元明清三代的若干文化领域里 ,仍可见猿、猴的不同境遇。

   笔者认为 ,猴戏虽然一方面为猴带去活泼有趣、亲切机智的印象 ,但为人作戏、滑稽可笑。 尤其明清时期 ,弄猴者往往流落于街头艰难卖艺 ,始终令猴与粗俗鄙陋脱不了干系。 “孙悟空”的诞生固然有其社会历史背景 ,但主要作为一文学形象 ,于现实生活中的猴影响有限。 如上所述 ,宋以后 ,开发自然力度进一步加大 ,人猴关系紧张。而猿对人生活干预向来较少 ,且宋以后分布范围愈趋缩减 ,一般人已很难接触。 总之 ,元明清时代 ,纵然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分不清“猿”、“猴”两种动物 ,其各自内涵亦有所丰富 ,但二者的审美差异在整体上得到延续。

七、讨论

   由此可见 ,中国对猿 (类人猿 )、猴的区分远早于西方。 如本文开头所提及 ,由于没有猿猴自然分布 ,直到中国的战国时期 ,西方人才有了最初的灵长类记载。

中国古代的猿猴之分

   相比之下 ,我国是世界上灵长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有现生灵长类 8个属 24种 ,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等地。猴形器物出现于中国的原始社会 ;到商代 ,已有猴字、戏猴和相关崇猴习俗 ;周秦发现了“猿”字和精美的猿形配件 ;从汉代开始 ,长臂猿和猴被赋予不同的审美情感… …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的猿猴区分与现代灵长目分类简单等同 ,二者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意义 ,但中国确实拥有更多猿猴方面的独特体认。

   另外 ,猿、猴被赋予不同审美色彩的过程是人和自然历史关系的一种反映。自汉至唐宋 ,人们对山野的开发每进一步 ,对猿、猴习性愈发了解 ,有关动物的评价便随之往前推进。猿被认为超脱雅逸 ,猴则是鄙俗喧嚣的代表。史实或许可以说明 ,人们如何评价某种动物 ,实际上很大程度与他们是否密切接触该动物 (从而与之更多发生冲突 )有关。唐代养猿成风 ,当时小说里相应地出现不少负面猿形象 ,故事地点也从野外移到了室内 (如猿进屋作祟、袭人等 )。 自然 ,该时期猿评价仍以正面为主。至于元明清三代对“猿”、“猴”的混淆 ,仍与当时生态破坏严重、物种数量减少相关。

   而中国古代的猿猴之分表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偏重二者诸多习性乃至“伦理”上的区分 ,却一直在动物身体结构、种属分类上含混不清。以六朝材料为例。 该时期人们对猿猴二物之态度差异已相当明显 ,在二者生物性区分上却仅有寥寥数语。《玉篇》中猿与猴相比区别只在于“大”和“能啸” ,《山海经注》则于体型和鸣声外 ,提到猿的毛色和姿态。 如果说《玉篇》只是字书 ,本不会作过多描述的话 ,那么陆玑的解释就更清楚地表明了时人观点 ,按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猿除了臂长、骏捷与悲鸣外 ,基本上被归入猴一类。 纵观此后博物类书 ,几无一例外。
于西方 ,公元前 4世纪亚里士多德对灵长类的区分已是“有尾”和“无尾”。此后 ,西方学者基本上一直致力于猿猴结构的解剖与比较研究。今天 ,在我们看来 ,猿、猴最明显的区别亦无外乎其身体结构: 有无颊囊和尾巴。 但在现有中国材料里 ,并无人指明该点。 李时珍虽明确猴有尾巴 ,但同样认为猿有 ;同时期的《三才图会》也不例外。 因此 ,我们说元明清三代 ,国人还未对猿、猴作种属上的明确划分 ,而猿已趋于消失。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西方的这种差异? 笔者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特点来看这个问题。 就我们所知 ,古人密切接触猿、猴的机会并不少 ,两种动物都曾普遍地为人所捕捉或畜养。有学者指出 ,古代动物认识模糊不清 ,与学人只重训诂考证而忽略实地考察有关。笔者认为此说实然。 但更深一层想: 为什么人们倾向于文献考究 ,却很少对动物本身表示关注? 这里应联系中国古代之哲学背景。 传统中国文化是一种求“善”的道德型文化 ,区别于西方的求“真”文化。
因此 ,中国古代认知结构表现为一种横向整体思维: 即重直观、重感性与重实用。 体现到猿猴辨识上 ,则是关注动物的形貌、习性、感官表现以及其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等 ;用拟人视角、人伦标准去看动物 ,强调动物于人的利害关系 ,而忽略生物体本身。由此 ,猿、猴之生物性差异 ,古代中国人与其说区分不了 ,不如说根本不去关注。 但猿、猴孰“善”孰“恶”、孰“优”孰“劣” ,国人却发展出丰富的认知与文化表现。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猿猴之分 ,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注解。

致谢: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麻国庆教授、张应强教授、张振江教授为本文提供了研究视角和方法方面的建议 ,笔者深表谢忱。

本文章节选自《中国古代猿猴之分及其文化认知》张鹏、陈颖熙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