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是如何误导国人的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经济学本身应是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学问。例如，马克思揭示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干预的解决方案，使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发展。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得比同时代社会主义好，这是我们国家近30年致力于学习西方的主要原因。但是，资本家自私本性并没有改变，西方给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夹带了很多误导我们的东西，例如，比较优势理论、资本和市场万能的理论。我们在这些错误理论的误导下，采取了很多错误的政策，这是目前我国经济遭遇很多困难的主要原因。

 

1鼓吹资本的神奇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如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产出与资本存量成正比，经济增长率就是资本增长率。在所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资本都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因素之一。为了推销这种理论，美国发展了各种金融市场，搞起了五花八门的金融创新，在金融市场这个赌博场内，不断制造金融资本神话，吸引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向全世界展示资本的威力。

然而，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是劳动者劳动效率提高带来的。资本实际代表的是劳动者生产的存量财富，它们是经济的基础。在现实中，西方国家并不相信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不断发展技术，依靠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数百年历史里，他们吃尽资本的苦头。由于压低工人工资，增加投资，使消费能力不断下降，生产能力不断上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隔8－10年就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抢占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不断发展战争，包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二战以后，他们认识到，不能单纯增加投资，还必须维持消费与生产平衡，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提高老百姓消费能力。再也不做促进投资的工作。目前西方国家工资总额占GDP50％以上，加上社会保障等支出，消费占GDP70％以上。然而，西方这套理论却不断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我国在这套理论误导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引进了股市、等金融市场手段，同时为了吸引外资，制度了各种优惠政策，到目前为止，约吸引了6000亿美元投资，仅相当于我国目前拥有外汇的三分之一。不断降低劳动者工资在GDP的比例，从而提高投资比例，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将产品销往国外，换来美元白条。目前40％产品市场依靠国外，同时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主要工作，作为第一政绩，不断从世界各地引来资本家，加大投资力度，依靠投资规模来发展经济，普通老百姓工资却始终不增长，甚至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使生产和消费愈加不平衡，经济走上危险的羊肠小岛。国内28个开放行业都被外资垄断，民工为中外资本家在不断创造财富，自己却在城市无立锥之地，为资本家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等老了或伤残了，就只好两手空空回家。国内引进的股市等成了资本家的提款机，他们通过操纵股市，不断从股民中卷走财富，使我们的消费能力不断下降，加剧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从而使我们的经济更加依靠美国的市场，更加容易崩溃。美国的金融市场实质上是美国的金融大鳄骗走中国外汇财富的赌场。次贷市场已经卷走了近四千亿美元，现在又邀请中国参股救助美国的商业银行，等着卷走更多的中国外汇财富。

 

2给中国推销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不同商品的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因而通过压低工资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工资占gdp百分比年年下降，目前已下降到12％左右（http://pic.people.com.cn/GB/42589/3477392.html），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大于50％的水平。在这种理论误导下，中国不增加劳动者收入，使国内消费很低，导致生产和消费严重不平衡，严重依赖美国市场。

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相信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例如，美国在发展玉米酒精作为汽车燃料时，其成本远远高于巴西甘蔗酒精，但是美国从来不考虑比较优势。与巴西相比，这个行业美国没有一点优势，因为玉米是淀粉为主，淀粉是几十万个6碳糖分子聚合形成的大分子，发酵生产酒精时，需要先用酶催化高温（摄氏110度）解聚后在发酵，生产成本较高，而且玉米产量低而生产成本高于甘蔗。巴西国内汽车燃料主要来自甘蔗生产的酒精，以甘蔗生产燃料酒精历史已超过30年，技术成熟，甘蔗是两个6碳糖分子缩合形成的蔗糖，可直接发酵生产酒精，成本低。美国政府通过补贴大力扶持使用玉米生产酒精，因为西方国家认识到，自己不能生产自己必需的大宗商品，最终这个商品的购买价格会增长到远远大于自己生产的价格，使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像中国的大豆生产市场化了，在美国政府补贴的大豆冲击下，生产不断下降，等到现在我们的大豆生产量远远低于我们的需求，大豆及其相关产品价格就在美国的控制下直线上升，远远高于我们自己生产的价格，使我们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还通过补贴发展扶持农业。

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国家发展是根本错误的。应用这个理论的国家必须要求别国能与它按劳公平交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交换价格中劳动力成本和利润相近，另一方面是积累的货币财富能公平地购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特别是技术设备。前一方面涉及到交换时两国产品比价，实际商品交换时，由于生产技术垄断，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严重不平等，在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中，美国一个人的日劳动量可以交换中国一百人的日劳动量。更为重要的是后一方面。在比较优势理论中，假设我们积累了货币资本，可以购买技术设备等发展新的产业，如高技术产业，实际操作起来，根本行不通。因为我们发展产业需要的不是货币资本，需要的是技术和设备，它不能通过积累货币资本通过交换来获得，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技术人员通过研发，产业人员应用和生产去积累，国内还必须为它留足市场，一旦我们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必然放弃了这些工作，包括市场，就为今后放弃比较优势理论，自我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向别国放开市场，必然产生了依赖市场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今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阻止国内产业发展。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处于反苏共同需要，实际处于某种同盟的时候，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对中国的封锁要求都超出了前苏联。苏联崩溃以后，美国一段时间内更是以中国为主要对手，拦截“银河号”，炸中国大使馆，入侵中国领海撞中国的飞机，向台湾大量销售武器。总统布什上任之初，公开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 “中国不论变成何种制度，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为了防止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的威胁，美国国内媒体还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为各种敌视中国行动制造舆论（刘斌，也谈中国威胁论，当代世界，2007年第七期）。近年来，在技术封锁方面，虽然也有一些松动表示，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欺骗行为，让一些中国人继续幻想，从而延缓自己的发展进程，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加强了。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结成了同盟，他们可以向日韩转移技术，绝对不会向中国转移技术。否则中国发展起来了，发展水平达到美国水平，大家可以想象，消耗的石油如果人均水平与美国一样，世界资源必然引起短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必然大幅下降；此外，美国人担心的是中国压倒优势，会怎样对待美国和西方，会不会象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因此，指望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是不可能的。

即使两个国家之间处于非敌对的自由竞争状态，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也是不可能的。人是自私的，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到了国家之间也是相同的。竞争对手是不会将他们优势产业中的技术卖给竞争对手的，让竞争对手赶上；也不会进行平等交换的，在一国没有技术生产一种必须商品时，必然被对手攫取超额利润。在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国家经济发展时，这个理论实质上违背了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最基本假设。

西方国家还有一个误导我们的观点是说发展技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例如，空中客车中国公司总裁博龙也认为中国的技术和资金资源完全可以自己造大飞机，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时表示，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资源投入，也需要很长时间。http://business.sohu.com/20050926/n240455922.shtml。然而，实际上，发展技术主要消耗人力资源，西方往往误导我们，让我们将货币资源理解为货币代表的物质资源。通常研制过程中消耗的材料很少，主要是人员工资，而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不管工作与否，都是要消耗的，是否利用这些人力资源，基本生活品消耗量差别很小。现实中，近年来，我们多的就是人力资源，大学毕业生和硕士博士培养数量急剧增加，高学历人员过剩严重。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很多年来，采取造不与租、租不与买的方针，很少进行自己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国家投入很小，企业也没有投入环境，技术人才市场需求不断萎缩有关。国家培养的高学历人才失业严重，是严重浪费。使用自己的人才，不仅发展自己的技术，减少失业，而且增加消费，缓解我国目前非常严重的生产和消费不平衡状态，对国家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线上进行生产的劳动者已经很少，主要劳动者是科研和教育人员，不断推进技术进步。著名的IBM公司有多少生产人员。

现实中，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达到了大型飞机上天试飞，当时欧洲的空中客车不过早上天十年，后来我们放弃改进，直到现在又重新从零开始，我们在此期间，多次希望通过合资合作购买等获得飞机制造技术，但均不成功，三十年来，我们只能购买民用飞机，在航空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当时我们自己去做。

 

3 鼓吹市场可以优化配置资源。

西方经济学向我们推销市场可以配置资源，搞市场经济就可以优化资源的配置。一些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还有更多的人被误导，接受市场可以配制资源观点。比如，房子涨价了，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就会配置到房子上来，猪肉涨价了，资源就会配置到养猪上来。由于房子涨价，房子的利润会相对提高，人们自然会把更多的资源用来盖房子。

美国一直号称是市场经济，最近，美国政府准备花7000亿美元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一些经济学家就评论，美国50年市场经济被打破。然而，实际上，美国自二战以后，从来就不是市场经济。美国最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受美国政府严格控制，包括制定最低工资制度，纳税制度、福利制度。美国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受美国政府控制，先后制定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国民教育计划、互联网发展计划、玉米酒精发展计划等。政府配套相应的补贴措施。美国一直对自己的农业实施补贴，从来也不会让市场主导自己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即使出高价，也仍然失败。因为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你中海油出的价钱高，可就是不卖给你。美国的高科技是禁止卖给中国的，中国要想通过市场买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是绝对做不到的。历史上，西方国家吃尽了市场经济的苦头。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就是不断导致产品生产量远远大于消费量，每10年左右就给他们带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市场还不断挑起战争，使经济彻底崩溃。

只要人还是自私的，市场就不可能优化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买什么、买多少，由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和自己的收入和偏好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要看生产什么更赚钱。然而，人们购买什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直到购买的那一刻才决定的，因此，需求实质上是难以预测的。房地产市场高涨时，投机者以为房价会不断上涨，只要买房就会赚钱，不加控制的市场会导致房地产越来越繁荣，投入的资金不断增多，房子也越建越多，然而，繁荣的背后是泡沫，建好的房子大多空置，并没有被使用，当泡沫越来越大，终于破灭的时候，经济就轰然倒地。生产和销售平衡是无法由市场自动实现的。我们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商品积压是常态，我们必须时刻注意，调整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控制和减小商品积压率。

         总的来说，西方精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尊重经济规律，但是西方推销的经济学却是误导别人的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论述如何发展生产，不提和少提同样关键的消费能力培养包括分配问题。而在当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不市场化，最受政府控制的是分配，是劳动者收入。西方国家政府制定福利制度，制定最低工资制度。这是因为马克思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历史周期性经济危机所证明了的，分配市场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自罗斯福采用凯恩斯对策以来，才通过政府介入彻底摆脱了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被严重误导的，国内生产能力非常大，却控制自己的消费，使自己的老百姓无钱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送给美国人换来并无多少价值的美元白条，美国人不要，自己的生产线就必须停产，经济就面临停滞甚至崩溃，这真是荒谬透顶的经济政策。

过去我们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经济规模由生产能力决定，现在我们生产能力上去了，消费能力严重滞后，使生产能力无法发挥，从而降低经济规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设社会保障系统，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这是一个西方二战前就开始应用，并且一直在西方普遍应用的手段，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的的手段。

 

说到中国的经济，主流经济学界和电视报刊给广大人群的印象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极快，以前叫“腾飞”，现在则是8 ％；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中国的GDP 、外贸总额什么的也已创造了巨大规模等等。还有的报刊渲染说，我国13年来的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二百年来所未有！听这说法，令人摸不透200 年前的中国究竟出了什么神奇。现在，当世界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减速”、有的国家还发生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只有我们中国的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仍在“健康、稳定、持续”地高速发展着，并且可以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直到超过当今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美国！

但是，话说得太妙，往往反而会令人生疑。我国历史上有个特点，凡是真的 “形势大好”时，例如1963-1965 年的经济调整时期，报刊上倒也并不怎么凑热闹式地跟着大声叫好。而到了 1960年经济空前困难的时候，主要报刊上却整日价“形势大好”、“形势极好”、“形势一派大好”的标语口号式宣讲满天飞；到了1967年7-9 月份，全国武斗、天下大乱，这时候却反倒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见，形势到底如何，还不能光看怎么说的。

况且，目前中国经济在“宏观”上的不少统计材料，令人感到并不能放心。例如，人们说中国经济正在“健康”发展，但怎么诊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条诊断标准不应当是“发展速度”，而应当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抽条太快，长成了豆芽菜，体内失去了匀称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着名经济学家们在电视里讲：我国一个是投资增长，一个是外贸增长，有了这两件宝物，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平稳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这种说法并不合乎逻辑，单有投资增长和外贸增长，并不能保证经济达到“供求总平衡”。而且事实也恰恰相反，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 86％均供过于求，而且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 万亿元之巨！这个数字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元，经过5 年，于去年达到3 万亿元库存。而现今仅只1 年，就飞速胀大到了4 万亿元，它与GDP 的比例约为41％。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兴高采烈，高唱赞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国家，这个比率通常不会超过1 ％！

再看看商品房，据统计，1999年的前5 个月，我国住宅投资额、商品房竣工面积均比头年同期增长3 成多，而商品房销出的面积，仅比头年同期增长13.65％，也就是说，我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 年叁年的商品房可供量为44018万平方米，因此计算出当时的商品房空置率为16％，当时有专家说，这种比率是一个“危险期”。但中国人对什么“危险”历来是满不在乎的。果然，3年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时至2002年7月底，据报道，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仍在大增，已经高达1.2 亿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为26％，这个数据是美国的4 倍、是香港的8 倍、是国际警戒线的2.5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遍地大兴土木，拼命地盖着华贵大厦，商品房价格也居高不下，有谁真的拿“危险期”当回事了吗？

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供需失衡”，在我看来，纵使金融业没有腐败的问题，仅只由于我国消费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积压，国家的金融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难以避免的高“呆账”率。因为商品积压么，因此全社会资金就必然陷入周转不灵。何况，目前在中国腐败已经浸润了各行各业、正在深入骨髓。中国的“坏账率”到底有多高？始终没看到清楚的材料。人们的猜测在20-60 ％之间。2002年2 月间央行行长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将我国不良贷款率降到15％。这个15％其实也是个超高指标，但还要使用3 年的时间，并使足一把劲儿来争取，可见目前我国呆账率之严重。而获悉，西方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居然通常也仅有1 ％！ 可见，中国经济的“库存承受力”和“呆账承受力”，的确是异乎寻常！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真是了不起。若是西方国家，41％的库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30％的银行坏账率，它们早就完蛋了。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实在太大了。

那么，令人不解的事情来了，我国的经济再继续高速发展下去，已经过大的“总供给”不就更加大了吗？在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家甚至大量举债，进行投资，用以弥补来自民间的气力不足的“总需求”。但无论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投资电力、输气、乙烯项目之类，还是制造业，总之，钱花了，虽然医得眼前疮，但不可避免的进一步的结果只能是：“总供给”在以后只会越来越巨大。

这样，投资越多，生产得越多，然后“总供给”进一步与时俱进地膨大，“总需求”只能相对的愈益不足，商品就更是卖不出去，日后的工商业必定就会更加艰难……。从而，形成人们常说的“恶性循环”。 显然，若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只能扩大总需求，让总供给有个去处，方能盘活企业资金、使企业能进一步生产而不出现银行呆账，因而改善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因此，为了“扩大总需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显然是个很正确的看法。因为中国的“出口总额”在国内的GDP 中，只占20％，这虽然比美国的7 ％的比率大不少，但与欧盟诸国相比也并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总额还是增长不少，但毕竟“外需”在我国只占一小部分。而GDP 中80％还是须由“内需”来消化。

那么，我国的“内需”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先看广大群众的消费力吧。照理说，这个消费力应当主要来自全国“工资总额”，所以，不妨先看看中国的“工资总额”的情况。

全国工资总额，应当是我国清白的“合法收入”的一个大头。它到底有多少呢？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7545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 1.065919万亿元！2001年的材料，不知为何，我在网上至今没有查到。据我估计，就是到了2002年，全年工资总额也就在1.2 万亿元左右，不会高到哪儿去，因为今年国家职工没有涨工资。而2001年国家财政给全国4500万人涨工资，也就是拿出了700多亿元。若是这700 多亿元都流进了消费品领域，要消化掉3-4 万亿元库存，也正合了一句成语，叫“杯水车薪”吧。

关于“工资总额”，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我曾把“工资比重”的情况计算如下：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GDP) （亿元） 工资总额合计（亿元） 工资在GDP中比重（％） 工资比重的年增长百分点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3624.14038.24517.84862.45294.75934.57171.08964.410202.211962.514928.316909.218547.921617.826638.134634.446759.458478.168593.874772.479552.881910.9 568.9646.7772.4820.0882.0934.61133.41383.01659.71881.12316.22618.52951.13323.93939.24916.26656.48100.09080.09405.39296.59875.5 15.716.017.116.916.715.715.815.416.315.715.515.515.915.414.814.214.213.913.212.611.712.1 -0.380.321.08-0.23-0.21-0.910.05-0.380.84-0.54-0.21-0.031.79-0.53-0.59-0.590.04-0.38-0.61-0.66-0.890.37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上数据均为“当年价格”，因此不是“可比价格”，所以不表明增降“指数”；“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他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它包括的范围是： （1 ）计时工资 （2 ）基础工资 （3 ）职务工资 （4 ）计件工资与计件超额工资 （5 ）各种奖金 （6 ）各种津贴 （7 ）加班工资 （8 ）其他工资。 在《中国统计年鉴》里，“国有经济单位”，除了各种经济行业以外，还包括： （1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2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 （3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5 ）社会服务业。

从这份表上，人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 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这个比重，在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里是负增长。正因为我国“工资总额”的比重如此之低，所以，腐败这匹“野马”在中国才有了广阔的钱财世界可以纵横驰骋。

在这样一个很低的“工资总额”之下，1995全国的工薪收入者平均月工资不到460 元；而直到 2001 年，也就只有780 元左右。甚至在生活费用颇高的北京，据宣布，人均月工资收入大约也就1000元左右。当然，这里都是“当年价格”，不是“可比价格”。

我们还可以吃惊地发现：1998年的数据是，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则是中国的29.9倍，而韩国是中国的12.9倍。而数据还表明：韩国在1962-982年20年间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就是8.3 ％。而据我国公布的统计，我用几何平均法计算了一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1999 年的22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9.6 ％，比当年韩国“起飞”的速度要高。韩国60年代初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资怎么会比我们高上10几倍呢？我们的钱都到哪去了？

我国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并不是“高收入”。公开的统计材料就能说明这一点。例如，2001年被认为是我国城市家庭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的1 年。据宣布，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按可比价格比2000年增长了8.5 ％，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么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元÷12＝571.67元，老天爷爷，人均竟只有区区 159.68 元！

所谓“可支配收入”，在统计上的“定义”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但是我发现，尽管都是国家公布的数据，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工资总额”两项数据是对接不上的。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200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长7.5 ％，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9 ％。这个数据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1 年起码可以达到人均7008元，那么3.6-3.8 亿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为2.5-2.7 万亿元。实际上，全国的工资总额只可能有1.1-1.2 万亿元。所以，我疑心这里是否错将“户均”说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对，如果按“户均”计算，那可支配收入总额将只有6900-7500 亿元，又太少了。总之，牛头有点对不上马嘴。我想，如果是随机取样的抽样调查，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总量上就超出了“工资总额”约1 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 万亿元吗？只能用一句南方话说：天晓得！

这里可能还不包括富豪们的“黑色收入”。

我们再来估计一下老实巴交的中国劳动农民主体的收入。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2002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4 元，比头年增长1 ％，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 ％。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是否有点过大？照此计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全年就将近2400元，中国农村约有10亿多人口，那么全体农民的全年收入将超过2. 4万亿元，占了GDP 的1/4 。这有可能吗？

但是，仅据上面国家统计局的算法，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3 。而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90年代以后，农民储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约每5 年下降5 个百分点，据悉1999年只占23.7％。因此1999年10亿农民储蓄的总量约1.4万亿元，人均存款只有 1400 多块钱。但即使这么点钱，我也很怀疑到底是否真有。近两年到底还会增加多少？银行部门和统计局应当能算出来，只是没有公布。从这些数据看来，我认为，全国劳动农民不大可能1 年花掉2.4 万亿元。据统计，在农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仅占20％左右，近80％的农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的生活肯定比较困难。

因此，全国劳动农民的消费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费总量还要略差些。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看看“居民储蓄”吧。

自从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时，除了1995年以外，从来没有“居民储蓄增加额”超过了“工资总额”的时候。但即使这样，也显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因为 “储蓄增加额”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 ％。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还多出44亿元。这已经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我知道了今年5 月末居民储蓄“突破8 万亿元”的消息时，又看到“定期储蓄”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 月的56.1％。我就感到，这是全社会腐败加速的明确信号。我写了文章，企图说明这个问题。我国从2001年9 月至2002年5 月，仅只3 个季度，居民储蓄就提高了1 万亿元，从7 万亿元达到8 万亿元。这就是说，若是4 个季度的时间，居民储蓄将达到1.25万亿元的增长。我认为，1.25万亿元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我们不是西方国家，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1-12％，近90％的钱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万亿元！ 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额“新增储蓄额”将会大大超出“工资总额”！1995年不过超出了44亿元。今年可好！起码将会超过 1000亿元了。

但后来的事实，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据报刊兴奋宣布的消息，国内居民储蓄总额至9 月末已经高达8.45万亿元！这就是说，从去年 9月末的7 万亿元到今年9 月末，1 年之间，居民储蓄总额居然狂涨了1.45万亿元！比我原来预计的还要高出2000亿元，我看，“新增居民储蓄”将超出“工资总额”高达3000亿元了！这原因不说自明，就因为巨量“来源不明”的钱拥入了“居民储蓄”，才会造成这种景象，所以，腐败在加速，而且在急剧加速……　特别是2002年，中国富人追求腐败的厉害度，实在是非同一般。

这里有两个问题很清楚： （1 ）工资总额是劳动者们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进入居民储蓄。按照目前经济学家们夸张的计算，就算恩格尔系数已达到50％左右，中国已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也表明，中国工薪老百姓起码还需要5000亿元用于吃饭，农民的吃饭问题也还需要一个大数目。由于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我们先说城市，即3.6亿城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饭要用掉109-115 元钱，从日常生活经验看，似乎差不多。另外，每人每月还要约用120 元钱用来买衣服鞋帽、市内交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房租（或购房）、买日用品等。够不够？这样一来，似乎把那些没有“腐败”气味的“工资总额”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镇普通居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农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以前的估计，全国老百姓每年增加长期存款（无论活期定期）能有个2000亿元（城乡各1000亿元）、即总收入的1/10也就不错了。但我们目前1 年增加的储蓄总额竟高达14500 亿元，比我想象的多出14 -15倍来。这就是说，现今银行中90％以上的新增储蓄额，特别是定期储蓄，并非来自工薪一族，起码不是来自该族的工资收入部分。

（2 ）既然新增居民储蓄的主要部分不是来自“工资总额”，那么，目前这凭空掉下来的1.3 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储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1 个，腐败。

在我看来，腐败的金钱有几个流向：一是流向国外，一是流向豪华的洋房、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再就是大量进入了“居民储蓄”。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分别看看。

中国大量的腐败黑钱正涌流向国外，美国、澳洲、东南亚无所不有。据报刊材料，我国1997 -1999年以“携款潜逃”为标志的资本外逃为520-530 亿美元，那么，2000-2002 年被腐败分子“席卷而去”的钱又有多少呢？假设按照“居民储蓄”的那种增长速度，起码应当达到600- 800亿美元了，也就是6000亿左右的人民币。当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仅只有780 元时，可以气死全国人民的是，数千个或万余腐败分子竟然能把几千亿元搞到国外去！这里边是否也有国家机关或人员的失职问题？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辞职”，而只见人们不断地在易地做官，歌功颂德。

我看，中国黑钱大量外逃的规模，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了。

所以，居民储蓄的狂涨，并不表明“整个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为什么居民储蓄既不向消费分流，又不向投资转化，少数人收入的腐败性就是深层次上的原因。对此，经济学家们通常是不加考虑的，或者他们不屑于讲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因为有的经济学家自己就是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的缘故。

既然每年有一万几千亿元的钱进入居民储蓄、而且又来路不明，是不是应当查一查呢？检查来路不明的钱是否国家的职责？我看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大户的钱。否则，国家的各种银行岂不是成了“洗钱”的大块肥皂了。如果实在不愿意查，那就会令人疑窦丛生。人们过去指责瑞士的银行制度包庇坏人，为其洗钱，但若是国内的银行也可以允许居民存起大笔的钱而不问其来源，那中国的银行岂不变成世界最大的“洗钱”场所了？那么，国内的贪官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制度的产物”了。

在国内，由于各商业银行从来不问存户巨款的来源，不需要任何鉴定或监管，而且曾经长期有“中国特色”地不采取储蓄实名制，所以，2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钱场所。经济学者们也很配合，他们将存钱称为“隐私”，似乎谁要过问，就会破坏市场经济！谁就是“红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过，似乎比洗钱的“罪”还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从如“北京西客站”这样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样一些“豆腐渣”工程中、还是挪用私分叁峡移民款，还是从各式各样的行贿受贿大量弄到黑钱，他们就都会毫无顾忌地将钱存到银行，以后再用来投资、买房、购车、嫖赌……。因此，在中国，黑钱、白钱和黄钱，都一概自由地流来流去，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这种对“暴富者”的娇纵，如此大量地泛滥，在西方法制国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大致估计一下中国的“腐败量”。

腐败，简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么。首先来看中国的“合法收入”究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国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工资总额； 2 、农民的农牧渔副等业的劳动收入； 3 、自由职业者的合法经营收入； 4 、私营业主的那部分合法的所谓“红利”； 5 、稿费、专利费等“知识产权”收入； 6 、少量灰色收入，如少量合理的“劳务费”； 7 、居民正当收入的存款利息。

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各种“收入”，是否都是“腐败”，还可以探讨。但可以确定为“腐败”的是：

1 、贪污、行贿受贿、公款私分、权钱交易的“回扣”“好处费”等形式得来的钱款； 2 、刑事犯罪，如抢劫盗窃、高技术犯罪、各种诈骗等得来的钱款； 3 、妓女所获得的钱款； 4 、非法摊派、非法集资； 5 、大部分“灰色收入”； 6 、用于权势者享受、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游乐的公款，也是腐败之一部分。

分析的困难是，我们很难得到上述各种“收入”的确切数据，所以，对全社会“腐败量”的计算，就会有很多困难。例如全国官员贪污收入的“总量”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计算出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公布过类似统计。而上述第6 项的钱款，在“官员腐败”的现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还不能计入“贪污总量”。所以，腐败，除了可以并应当“量化”为有权者们的“贪污总计”，给人们一个数量概念，还表现为一种社会丑恶行为不断扩张的趋势。例如单位用公款给“领导人”买昂贵的商品房、或高级的专用设备，也不是廉洁，而是一种腐败。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即“有权者”并不一定就是单位领导人，掌握这各种权利的人，即使是医院收款员，手持罚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这已经是非常可悲的一种深入民族骨髓的腐败。 所以，“爱国”可以，但千万不要爱屋及乌，不要同时也爱上我们国家的腐败。

要估摸国内腐败的“总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败”的那部分共有多少。除“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农牧副渔业收入这两个大头外，其他的很难查到国家的有关统计数据。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费总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会很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总量是否有统计？也很难说。税后的“存款利息”本来应是合法收入，但若是 “款”本身就是贪污所得，那么“存款利息”也就很难被认为全都是清白的。何况多次降息后，这部分钱的总量也不会太大，我估计每年也就在1000亿元上下。至于私企业主的“红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地称其为“合法收入”，若是该业主在“原始积累”时就是靠“黑钱”或贿赂起家，那么其“红利” 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国，肯定有大量私企业主与腐败官员的权势勾结的现象，应予查处。至于腐败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普通研究人员更是无法查清的，必须由“有关部门”来查处。有人在报上曾开玩笑说，“有关部门”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难找到的单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并击倒腐败，还必须让“有关单位”浮出水面，而且须在制度上使“有关单位”充满廉洁官员，才有可能最后获得成功。

我国以“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劳动收入为主体的、全没有腐败味道的正当合法收入，我估计，现今1 年里其总量应当在2.2-2.3 万亿元上下。农村人口虽然约为城市人口的3 倍，但是正当的、没有腐败气味的农民收入，也应大致在每年1 万亿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败”？还可以研究探讨。但依我看，城市里带有点腐败味道的居民收入应在每年1.2-1.3 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有腐败气味的“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当也在2.2 万亿元左右，另外用于腐败“支出”的公款，还有一个广大的数目。依我看，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 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它则供养着占人口总数约1 ％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

这种估算是否合理？还有另一个佐证。据公布，我国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了3. 76 万亿元。若是工资总额1.1-1.2万亿元，农民的劳动收入1万亿元，两项相加为2.2 万亿元，就是说90％以上的人们的清白收入，可以占到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不是GDP!) 的近60％。假若全国自由职业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费还有10％的话，也就是说，起码有30％规模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不清白”或“不怎么清白”的收入买掉了的。该数量可以估为1.1-1.2万亿元。此外，全国富翁婆们购买高级住宅和高档汽车应当还有一个大的款数，若人均花100 万元，就是13- 15万亿元，但它们不是1 年之内就花掉的，可以暂不考虑。很明显，上述1 年间的全国腐败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储蓄”中“非工资劳动收入”的那个部分，也正巧是在2.2-2.4 万亿元规模。

这种估算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却很要紧。我国在宏观经济上出现了这么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现了腐败的某种大趋势，实在使得广大人民很难放心。

在中国，80年代的“腐败”现象曾经引起人民普遍不满，但90年代后又大进了一步，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贿赂公行”。行贿受贿都上了一个台阶，深入到了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权都和钱联系了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能多获得钱、多多享受而奋斗，并已经毫无顾忌。这令人想起了一千叁百多年前的往事，贞观叁年，也就是公元 629年，李世民曾指责他父亲时代的第一高位的权臣裴寂：“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可见李渊做皇帝的“武德”年间，也有流行“贿赂公行”的劣迹。李渊不懂得治国的真谛。而由于李世民厉精图治，虚心求谏，议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几年里，就使得隋末大乱的形势变为“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可惜的是，在中国两千余年的黑沉沉的皇权制度下，这个仅有23年的“贞观之治”只是闪现出一线光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能达到“贞观”的水平。由此可见，皇权政治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我想，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