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高校科技期刊在高等教育中，特别是在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中，培育学术新人、激活创新思维、养成科学方法、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创新、累积、承继作用、在高校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传播与交流作用，向被看轻，也未见在众多的高校评估中有对高校学报现状与发展的关注。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曾指出：“办大学主要抓两件事，一是教学，另一个是办学报”（这里显然将“学报”视为科学研究的枢纽）。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也指出：“我历来认为办好一所大学，一定要办好一两种代表其水平的学术刊物。学报不仅是反映学校学术成果的园地，而且也是衡量学校学术水平的重要尺度；学报是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检阅一个学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反映出一个学校治学的学术思想与作用。”旧中国北平大学的欧阳诣教授在为该校一个学术刊物所撰的发刊词中曾精辟地揭示西方文明何以进步的两大标志，即：“试观泰西文明之进步其原因果何在？ 以吾所知，亦不外一实验室一出版物耳。盖出版物为一切知识思想之媒介，而科学之昌明与工业之发展，尤非赖此不为功”。

    《清华大学学报》在1915年至2005年的90年中，1949年以前发表的560余篇稿件中即发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师级人物稿件40余人100余篇，改为《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于1955年复刊至2005年发表的7 000余篇稿件中含有40多名院士的300余篇论文，其中温诗铸院士署名的就有40余篇。清华大学90％以上的两院院士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过论文，不乏作者的首篇论文或学科奠基性论文。《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从1955年以来发表了63名院士的440篇论文和22名长江学者的论文，其中仅徐光宪院士一人署名的就有68篇。其中廖山涛院士因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而荣获“第三世界院士”，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赵柏林院士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论文持续时间长达48年。截止到2005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论文持续时间达10年以上的作者有392人，共发表论文2 613篇4。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在给《清华大学学报》的一份贺辞中说得好：大学学报是以客观的学术语言记录大学发展的一部奔流不息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虽较大学的奠基稍晚些，但也已经历经百年沧桑。这虽然已经超过今日读者中绝大多数人的年龄，但没有人否认这部编年史刻下了大学师生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凝结了丰厚的学术积淀，养育了一代代学人。它是大学精神的蓄积、发扬、凝聚和扩张，是大学学术的窗口、品牌和旗帜5。这一说法，既是大学教授和科学大师对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的崇高褒奖，也让我们从这一有历史意义的论断中看到了科学家所希望的未来大学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

    纯粹意义上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家园，是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场所，而知识和思想的生产仅靠储存于大脑中和讲给学生听是不会被社会承认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文献意义的，而必须写成文字经由媒介发表才会作用于社会并传之后世。这正是大学学报之所以诞生和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学报就是大学师生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是知识和思想生产链条最重要的终端。即便在欧美，也是如此。创办于1534年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宗旨就是：“致力于各学科知识之获得、提高、保存与传播，促进教育、宗教、学术和研究工作”。出版社由剑桥大学各学院推选的学者组成出版管理委员会管理，剑桥大学校长为名誉社长，第一副校长为社长。出版社旗下办有100余种期刊。牛津大学出版社管理模式与此相似，也主办有100余种期刊。这说明,英国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和学术期刊出版,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融为一体，并引领了全英学术期刊出版的主流。实际上,大学自然科学学报这种特有的学术期刊在我国也已固化为一种高等教育制度或一种办大学的基本模式，与校报、出版社等，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融为教学科研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从新办学校花多大代价也要创办一份学报的气魄就可反衬这种模式在办现代大学中的重要价值。

    有时，深感高校学报如同一道知识的水闸，如果把这道知识之闸提高一些，投入加大一些，就会有更多的高校知识创新成果流出校门，流入社会，并造福于社会。因此，我们应该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高等学校创新体系的大框架下，重新认识和挖掘高校学报的作用和潜力，使其成为高校知识创新的重要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