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森教授，山东兖州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师从胡焕庸、李春芬和严钦尚等地理学家，1958年为响应国家号召任教于昆明师范学院，是地理系第一任系主任，云南省地理学会重建者之一，获云南省地理学终身成就奖；主编或参编过《云南农业地理》《云南省志》（地理志）等学术著作，参与云南省国土面积测算和国内首次大规模航空遥感试验（“七八〇”腾冲遥感试验）

王霞斐教授，浙江嘉善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就读期间被“破格培养”，加入气象学科研室，师从周淑贞等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参与早期人工降雨实验探索，于1961年支援边疆来到昆明师范学院，为云南省气象学和地理学人才培养做出很大贡献。参加《云南农业地理》《滇池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考察》《云南省志》（地理志）等著作编写，对云南省10多个自然保护区进行过科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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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名校，师从大师

两位老师的青年求学阶段刚好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物质条件匮乏，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一步步踏实地向前走。

陈永森教授在昆明师范学院（左二）

陈老师说：“考师范其实不是我的选择，学地理也不是我的选择，我其实更倾向于地质学，但迫于家庭贫寒，当年读师范学校每个月有14元的助学金，省吃俭用些，就可以支撑每个月的生活费以减轻家庭的负担了。”

1953年，陈老师参加了全国第一批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华东师范大学。那个年代，在吃过树皮、豆糠饼，以洗衣来维持生计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在学校接受教育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当时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了，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课本的，老师上课只有讲义，一年下来几大本的笔记。我们没有过多的娱乐生活，一年最多看一次电影。当时一周要上五天半课，一天有七八节课，专业基础打得十分扎实，学风也很好，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要减负，觉得能坐在教室里学习实在太幸福了，一门心思只扑在学习上。”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两位老师在求学之路上的初心有所动摇，面对当时的情况，他们选择以更加坚韧的意志埋头苦读。

谈及在大学求学时最敬仰的老师时，陈老师提到了胡焕庸老师和李春芬老师。当回忆起胡焕庸老师给他们上课时候的场景时，陈老师情不自禁地边模仿展示边说：“胡老师讲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课的教室四周贴满了反映各地理要素的地图，他用生动的话语结合地图启发我们，引导我们从各个地理要素进行分析，并以此在脑中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植被的分布还是气候的形成，胡老师都能从地理学的综合视角出发，整合地貌、气候和土壤等地理要素，构建地理事物的全貌，讲‘阔’而不讲‘细’。而李春芬老师则正好相反，他是讲‘细’却不讲‘阔’，就像剥洋葱似的层层递进，用一个个‘为什么’将知识进行串联与嵌套、递进与深化。比如讲‘炎热的非洲大陆’，即为什么是炎热的大陆，它的特征、表现、影响是什么？围绕各个要素一层层地剥下去，教学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认识，而是理解与运用。通过他的讲解我们可以从‘炎热的非洲大陆’学会如何分析‘温暖的南美大陆’。正是恩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对成为一名地理教师，矢志终身从事地理科学研究充满着向往和热爱。”

心系教学，矢志教育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审视现在。对比现在的教学现状，两位老师认为他们青年时期接受的地理培养方式与现在区别很大，具体的特点和优势为：

一是重视基础课。想要真正的学好地理，学科基础应坚如磐石，当时近五分之四的课程安排是专业课，五分之一是公共课。《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等专业核心课程要上两个学期。

二是重视实践。理论结合实践并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比如学测量，就要背着测量仪到杭州去实地测量；学水文学，七八个人就坐一条小船在长江口整整观测两个星期的水温、水深；学地貌学，要漫山遍野进行实地调研，在实践中探索真知，感悟自然。陈老师说：“在我国的教材中，其实对于‘丘陵’的概念是相对模糊的。如果真正走到东南丘陵、山东丘陵去实地考察，会发现与书本描述有很大的差异。而实践则是在理性的书本知识与客观事实之间搭建一个桥梁，做学问学知识一定不是主观臆想，而是真正的要去踏足、触摸与感受，这样获得的知识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王老师说：“那时候学天文学是要观察星星的，晚上老师指导我们使用专业的天文仪器，观星并撰写报告。”

三是学习与研究相结合。“破格培养”是在科研人员相对缺乏的建国初期培养研究型科学人才的有效途径，即选拔优秀的本科生参与专业性科学研究工作，达到专业知识积累和科研能力提升的培养目标。王老师当时加入的是周淑贞老师的气象学科研室，在缺少炮弹等催化剂载体的情况下，为了进行“人工降雨”实验，王老师和科研团队成员参与了从制作炮仗到加入催化剂等人工降雨实验的全过程。这是中国“人工降雨”的早期探索，对之后的降雨实验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些经历都为之后开展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永森教授和学生们在野外考察

王霞斐教授授课

成为一名真正的好老师，既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储备，也要对教育心怀敬畏。陈老师说：“我们那时候想要上讲台，不当上两三年的助教是不能上讲台的，只有系统经历了教师对于知识的把握、表达与呈现，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启发引导学生等一系列的学习过程之后，我们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在两位老师的教学生涯中，他们也正是以坚实的自然地理学特别是地貌学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云南区域地理资料为基础，主讲了《气象学》《天文学》《地貌学》《云南地理》《旅游地理》等十几门课程。在谈及如何定义好老师时，两位老师表示，一名好老师一定不是只会读教材、念教材，应该基于对教材充分把握后形成自己的见解，再教授给学生。退休后，两位老师担任了学校的教学督导，仍然投身于学校一线的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中。其间，对于那些没有PPT就不能讲课的教师以及教师不加引导“放羊式”的学生调研，陈老师都会当场对这样的老师提出批评。两位老师认为，现在很多人喜欢把从国外学来的理论与技术生搬硬套地运用在现今的课题教学过程中，而对传统经典的东西敬而远之，这是不全面的，只有充分地认识过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创新，这样教育才是有“魂”有“根”的。

两位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毫无保留地将毕生所学贡献给了云南师范大学，培养了一批诸如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云南师范大学赫维人教授、熊若慰教授和武友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可谓“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陈永森教授与学生合照

王霞斐教授与学生合照

地理设系，重建学会

1978年，陈老师与老一辈学者共同创立了昆明师范学院地理系，将其从史地系中独立出来，结束了自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开创地理教育以来没有独立设置地理系的历史。建系以后，地理教育教学不仅重视理论，更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陈教授组织有关教师对野外实习基地进行了开拓性的建设，选定并系统建设了至今仍在使用的多条实习路线和多个实习地点。在开拓与加强实践教学方面，陈老师说：“地理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坐在教室里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野外实习需要经费支持，我们就向教务处反复争取。学地理，一定要到野外去感悟真实的大自然，看地貌、看植被、看自然带、体验民风民俗，并通过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总结。课本上大多是概括性知识，而现实中却有诸多的不平常现象，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思辨中打磨历练的地理人，才会有底气、有温度。”

陈永森教授在野外给学生授课

陈永森教授与其科研团队在野外考察

为了给基础人才培养打好基础、储备长远，陈老师很早就认识到，在云南省特别是在云南师范大学建立地理学硕士点与博士点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老师便倡议并组织地理学硕士点的申报和筹创工作。

1952年，气象学家陈一得先生筹建了云南省地理学会，1958年，陈老师负责重建云南省地理学会，先后担任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等职务，为全省地理工作者同心协力开展地理科学研究与地理教育研究活动搭建了平台。同时，创建和组织云南省中学地理教育协会，以协会组织建设促进地理学专业发展。

探究真知，脚步丈量红土地

两位老师用脚步丈量红土地，对云南省开展了大量的地理研究工作。陈老师以云南为主要研究区域，在地理学的诸多领域特别是农业地理、云南地理和自然保护、遥感技术等多个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与实证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很多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地理学理论，而且还为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根据。

在吴传钧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农业地理研究”中，陈老师等一批学者负责了“云南省农业地理综合研究”，并出版了《云南农业地理》，填补了云南农业地理系统研究的空白，对云南省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各部门的状况、农业生产的共同规律和地域差异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和分析，对农业发展潜力、因地制宜以及合理布局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云南农业综合区域》研究和阐述了云南省自然地域分异基本规律，揭示了云南省农业地域分异格局，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关注与肯定。

在区域综合研究领域中，两位老师走遍云南，从地理学角度出发，以大量的科学考察为基础，全面地分析了云南的自然环境，点明了云南地理环境的脆弱性和自然资源的优劣势。在自然保护区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为诸多自然保护区——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和南滚河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及生态保护工作建言献策。两位老师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国家、省部和厅局等科研项目30余项，出版了《云南省志》《云南坝子研究》《云南地理》《云南大百科全书·地理卷》等一系列学术专著。陈老师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谈及印象最深的学术成就时，他认为最有分量的是他负责编撰的《云南省志》（地理志）。

陈老师还参与了云南省国土面积、坝子数量及面积的测量工作。在当时那个没有遥感卫星、没有先进技术的年代，国土面积测算是一项难度高、工作量重和意义重大的科研工作。陈老师说：“我们当时几个人趴在地上，差不多用了半年时间，一千多张图叠加使用，再用求积仪去测算，现在云南省沿用至今的国土面积39.4万平方公里，大致就是在那次研究中测算出来的。”

 1978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多学科、综合性的“七八〇”腾冲遥感技术应用试验开始实施，历时3年，试验覆盖3万多平方公里，飞行46架次，拍摄磁带90多卷，涉及国内16个部委，50多门学科，700多名科技人员。陈老师说：“全国各地的学者汇集于此进行实验调查，当时遥感技术在我国还不成熟，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和困难，这项工作持续几年才得以完成。最后，联合出版了《航空遥感图集（腾冲试验区）》，使得遥感技术在不同地区得到了应用与推广，腾冲遥感技术应用试验也成为了我国遥感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经历过时代的变迁，陈永森和王霞斐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不忘自己为人师、为地理学者的初心和使命。已至耄耋之年的他们，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伏案研究，为自己挚爱一生的地理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谈到对青年学子的期许，两位老师希望同学们能脚踏实地，定下方向，并持之以恒，不要太在意成果收获的快慢，做学问重要的是持之以恒的耐心，只有沉淀下来的学问才有根。

陈老师有一只陪伴他多年的登山杖，被岁月磨平的杖面如两位老师一般，此去经年，愈加熠熠生辉。

两位教授与采访学生的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