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林

    2019年12月30日

我于2019年的九月专门驱车去了湖南的通道县，为具体了解通道转兵如何筹划的。

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是为了纪念通道会议而建设的纪念馆。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径湖南通道，召开了通道会议，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转道贵州。2010年8月，红军长征通道会议旧址成功入列第二批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开发项目。2014年12月12日，通道转兵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之所以2010年通道会议旧址才列为第二批全国红色经典景区，这表明人们对通道会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事实上，通道会议极端重要，如果没有采纳毛泽东所提议的转兵贵州，而是按原计划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那么，由于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口袋阵，中央红军有可能全军覆没。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被迫进行长征，经过湘江战役，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而且战斗力与补给严重不足。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长途经通道境内时，在通道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通道会议”

当时的“三人组”由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组成。博古等人坚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毛泽东并不在其位，而是积极做思想工作，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阐明了观点，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史称“通道转兵”。但是，博古仍然坚持往贵州转兵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来又经过黎平等多个会议，最终在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军事指挥上的重要地位，但最终决策权仍然在周恩来那里，这时已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具有常人所无能具有的把握和筹划能力。也正如朱德、刘伯承等我党军事家所指出，我们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很优秀，但是，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确有其过人之处，我们不及。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用兵虚无缥缈。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军事信息的获取（包括飞机侦察等）仍然是相当有效的，否则，无法说明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红军从8万6一下子减少到3万，以至于博古在得到统计数据时，都不敢相信，并想自杀。

通道会议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它挽救了3万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这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这也反映出，通道会议的历史的数据与资料就在那里，但是它的意义需要后来研究者以及中国历史本身的共同诠释和阐释，它的意义才得到显现，这是过去视域与现在视域的交融；通道会议的数据与资料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的诠释和阐释；通道会议的真理，在1934年12月12日在恭城书院召开时，其意义并为当时的参与者与当时的研究者所理解，而是在时间中不断得以显现。

显然，通道会议的真实数据与资料仅仅是一个基础，它的重要性是通过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才得到充分的解释，甚至说，通道会议的意义更加重要。正是在此意义上，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对象，而是历史对象与当代的交融与对话。

这里有一个问题：历史的数据、资料与意义，谁更重要?

事实上，历史现象或事件的真实数据、资料是基础，它们与其意义共同构成了历史事实。通道转兵这里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已经完成，其意义仍然在开显之中。通道会议早已开完，正是通过长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进程进一步展示了“通道会议”的历史真实，正是通道会议在自身的运作中将其真实或实在显示出来。

这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住的大房，离恭城书院约有15分钟路程

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