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我推开老家的木门时，蒸汽正从厨房里一团团地涌出来，裹着麦香，在堂屋里打了个旋儿，才慢悠悠地散到院子里去。母亲站在灶台前，身影在雾气里有些朦胧，手里正从笼屉里捡拾着刚蒸好的馒头。那些馒头个个挺拔，像缩小的粮囤，当地人叫“高桩馒头”——我姥爷开过馒头坊，这手艺传到我母亲手里，依然守着老规矩。

我搁下行李，径直走到笼屉前。热气扑在脸上，湿漉漉的。顾不得洗手，拈起一个馒头。烫，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等不及凉，便咬了一口。那一口下去，舌尖先触到的是绵软，继而麦芽的甜味从孔隙里渗出来，盈满了口腔。就在这一瞬间，儿时过年的许多画面，竟被这一口馒头全勾了出来，像戏台前的帷幕，哗啦一下拉开了。

一、盼年

小时候对年的期盼，是刻在骨头里的。那种期盼，如今的孩子怕是不懂了。他们天天都是年，我们那时，年是一年一度的盛宴。 

刚进冬月，孩子们便沉不住气了。扯着大人的衣角，仰着脸问：“快过年了吧？”大人们忙着手里的活计，头也不抬：“还早呢。”我们得了这模糊的应允，竟也欢欣起来，在院子里跑着跳着喊：“过年喽！过年喽！”好像喊上几遍，年就能被喊来似的。

再过些日子，看村里还没什么动静，便又去缠磨大人：“咋还不过年呀？”大人这时多半会停下手中的活，用沾着面粉或柴灰的手指，轻轻敲一下我们的脑门，笑着念那句古老的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腊八是个盼头，仿佛过了那天，年就真的在路上了。

我们盼年，图的是一身新衣，几挂鞭炮，但最实在的，还是那几天能放开肚皮吃的白面馒头。平日里，我们的肠胃是属于地瓜的。地瓜面窝窝头，地瓜粥，煮地瓜，煳地瓜……变着花样，却变不出地瓜的范畴。

地瓜面窝窝头，刚出笼时是深褐色的，油亮亮，软塌塌，拿在手里黏糊糊的。那时没什么菜，连像样的咸菜也少见。母亲有她的法子：取几个干红辣椒，在灶膛余火里烤到微焦，嗞啦作响，散出呛人的香。烤好的辣椒放进石蒜臼，“咚咚”地捣成碎末。再剥一根煮熟的地瓜（有时是胡萝卜），一起捣烂，搅成稠乎乎的辣椒酱。趁热把酱抹进窝窝头的窟窿里，一口咬下去，烫、辣、甜交织在一起，额头上立刻冒出汗来。我们管这叫“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是苦中作乐的玩笑话。剩下的窝窝头，第二顿再熘热，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硬得像砖头，得就着稀饭才能咽下去。

能吃上玉米面窝窝头，那是七十年代末的光景了，算是一种“进步”。而“大米”和“洋面”，则是传说中的东西。所谓“洋面”，是城里面粉厂用机器精加工出来的富强粉，雪一样白。农村人磨面，用的是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连麸皮一起磨进去，面粉是浅褐色的，我们叫它“好面”。这“好面”金贵得很，平时锁在柜子里，只有来客，或者谁生了病，才舍得挖出一碗，擀点面条，算是极高的礼遇或优待了。

所以，年的吸引力，有一大半是那几顿“好面”馒头撑起来的。那是肠胃的节日。

二、年关

孩子们眼巴巴盼着的“年”，在大人们心里，却沉甸甸地压着一个字：“关”。年关，年关，过年如过关。

辛苦一年，总想给日子添点彩头，给孩子添件衣裳，给饭桌添点油腥。可钱从哪里来？粮从哪里出？队里分的粮食，精打细算吃到腊月，缸底已经快要见光了。东家借西家凑，为的是能把年圆圆满满地过去。集市上的物价，到了年根仿佛也懂事，悄悄往上涨几分。扯布，称肉，打油，买鞭炮，每一分钱都要掂量又掂量。

家庭宽裕些的，眉头舒展些。那些劳力少、孩子多的人家，当家的男人沉默抽烟的时候多了，女人唉声叹气的时候也多了。但不管多难，年总要过。再穷，也得割二斤肉，也得蒸两锅白面馒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体面，是给未来日子的一点念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韧性：再苦的日子，也要找出一点甜来；再难的光景，也要营造一份喜庆。

于是，“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腊月里的乡村，空气里都飘着忙碌的味道。男人们隔三差五去赶集，背回一年的希冀。女人们则留守在家，开始更具体、更烟火的筹备。

磨面是第一桩大事。淘净晒干的小麦，挑到磨坊。柴油机“突突”地响起来，整个磨坊都在震动。面粉从机器末端瀑布般倾泻下来，落在硕大的笸箩里，空气里弥漫着新鲜麦粉的芬芳，那是年的底味。这面粉，大部分要用来蒸过年期间走亲戚的“礼馒头”，只有极小一部分，才会成为自家年夜饭桌上的主角。

三、蒸岁

蒸馒头，在老家不叫“蒸馒头”，叫“蒸岁”。一个“岁”字，把这项劳作与时间、与生命联系了起来。似乎那一笼笼热气，蒸腾的不只是面食，还有即将过去的一岁光阴，和即将到来的一年祈愿。

母亲蒸馒头，有一套近乎仪式的程序。头天晚上，用老面头（上次发面留下的一小块面团）和好面，放在温暖处发酵。那是一夜缓慢的魔术，面团在黑暗里悄悄膨胀，生出无数细密的气孔，生命力在寂静中勃发。第二天一早，母亲将发好的面团倒在撒了干面粉的案板上，用力揉搓。这揉面是关键，要揉到面团光滑如绸，切开断面气孔均匀细密，蒸出来的馒头才有劲道，才“有魂”。

揉好的面被切成均匀的剂子，每个剂子还要再反复揉团，搓成高高的圆柱形，这便是“高桩馒头”的雏形。它们被整齐地码放在垫了笼布的秫秸盖帘上，盖上棉被，进行最后一次“醒发”。醒发好的馒头坯子，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仿佛有了灵性。

上笼蒸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大铁锅里的水沸腾着，蒸汽汹涌。笼屉一层层架上去，很快，白色的蒸汽便包裹了整个灶台，厨房里云遮雾绕，人影绰绰，宛如仙境。母亲掌握着火候，大火顶气，中火稳持。时间在“咕嘟”的水声和弥漫的麦香中流淌。

约莫半个时辰，母亲说“到了”。熄了火，却不急着揭盖，要“闷”一会儿，防止馒头突然遇冷塌陷。这最后几分钟的等待，对于童年的我，是一种甜蜜的煎熬。终于，笼盖掀开了！巨大的蒸汽团“轰”地升腾起来，瞬间模糊了视线。待蒸汽稍散，一笼笼白白胖胖的馒头便映入眼帘，个个饱满挺立，表皮光洁，像一群养得极好的小肥猪，憨态可掬地挤在一起。

母亲用筷子，蘸了用白酒化开的洋红，在每个馒头正中央，轻轻点上一个红点。雪白的面团上，赫然一点朱红，顿时有了生气，有了喜气。这红点，是点睛之笔，是年的印记。点过红点的馒头，便被郑重地捡拾到巨大的笸箩里，盖上白色的笼布。它们不再是普通的食物，而是礼物，是贡品，是连接人情与神明的媒介。

白面馒头是“礼”，自家吃的，则是另一种食物：“团子”。用略粗的玉米面作皮，包裹上地瓜泥和红小豆混合的馅，团成圆形，上笼蒸熟。金黄的外皮，暗红甜糯的内心，虽然粗糙，却管饱，也甜。团子蒸了一锅又一锅，堆得小山一样，那才是整个正月里，一家人实实在在的底气。

四、麦香何处

如今再回老家过年，情形大不同了。

村里早已没了磨坊的“突突”声。没人再费劲淘麦、磨面。镇上的馒头坊，机器日夜不停，蒸汽管道喷涌，一天能产出几千斤馒头。腊月里，家家户户开着三轮车去，一买就是几十上百斤，各式各样：高桩馒头、戗面馒头、开花馒头，甚至还有奶香小馒头。足够从除夕吃到元宵节，走亲戚的礼品馒头也一并买齐，省时省力。

也没人再蒸“团子”了。那粗糙的、属于困难年代的食物，连同“瓜菜代”的记忆，一起被封存进了历史。现在的孩子，恐怕已不知“团子”为何物。餐桌上是终年不变的精米白面，鸡鸭鱼肉，他们对“盼年”的理解，大概只剩下抢红包和放长假了。

只有像母亲这样的老人，还固执地守着老传统。她们不是为了省那几十块钱，也不是嫌机器馒头不好吃。她们守的，是一套程序，一种手艺，一段亲手创造“年味”的过程。在揉、团、醒、蒸的缓慢节奏里，时间仿佛被拉长了，回忆变得具体，情感得以安放。那一锅亲手蒸出的馒头，是她们与过往岁月、与逝去亲人、与土地和庄稼之间，最温暖、最实在的连接。

在老家那几天，我着着实实吃多了母亲蒸的馒头。那馒头有一种魔力，让人回到最原始的食欲状态，就着一碟简单的炒青菜或咸菜，也能津津有味地吃下两个。麦香在口中回荡，那是阳光、雨水、土地和时间的味道，是任何精加工的“洋面”都无法复制的深沉滋味。

五、回不去的“瓜菜代”

回到城里，例行体检，血糖的指标悄悄地向上挪了一格。医生叮嘱：主食要控制，精米白面得少吃，多吃粗粮。

我拿着化验单，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忽然有些恍惚。仿佛一个轮回。小时候拼了命地想逃离“瓜菜代”，顿顿吃白面馒头是人生最大的理想。如今，理想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身体却发出了警报，告诫我要主动回到“粗粮时代”。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我们奋斗半生，终于摆脱了物质匮乏，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却发现在健康的命题下，我们主动选择的方向，竟与当初拼命逃离的起点，有了一丝重合。当然，此“粗粮”非彼“瓜菜代”。一个是被迫的生存，一个是主动的养生；一个是苦涩的无奈，一个是精致的算计。其内核，已是云泥之别。

母亲电话里问起检查结果，我轻描淡写地说“挺好”。她在那头放心地说：“那就好。今年过年回来，妈还给你蒸高桩馒头。”

我连声说好。心里却想，明年过年，或许该跟母亲学学，怎么蒸一锅掺杂着豆面、玉米面的杂粮馒头了。把健康的理念，揉进老手艺里；把岁月的回甘，也一并揉进去。

年，终究是要过的。馒头，也终究是要蒸的。只是这馒头的滋味里，除了麦香、母爱和乡愁，似乎又添了一层人生况味的复杂。它像树木的年轮，一圈圈扩展开去，记录着时光，也记录着我们在时光里的得到与失去，追寻与回归。

那笼屉里升起的腾腾热气，模糊了过往与现今的界限。在缭绕的雾气中，我仿佛又看见那个追着大人问“啥时候过年”的光头男孩，也看见灶台前母亲永不老去的身影。而手中这半个馒头，温软依旧，恰如岁月深处，不曾凉透的体温。

相关博文：

将那年猪头肉有点扎嘴，我却怀念了半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