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管华诗院士

管华诗院士走了。

消息是夜里来的。我坐在书房里，愣了好一会儿。窗外头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我的眼前却忽然浮起一片海来——蓝的，深的，望不到边的海。先生一辈子跟海打交道，如今是真的归了海了。

我不是先生的入室弟子。我在海大读博那会儿，先生已从海大校长岗位退居二线，兼任海大医药学院的名誉院长。他的实验室，就在我们课题组隔壁。说是隔壁，其实也就隔着一道墙。读博的三年里，我时常在楼道里碰见他——有时候是清早，他刚来；有时候是傍晚，他还没走。老先生个子不高，走路不疾不徐，见了人总是先笑。那笑是浅浅的，从眼底漫开来，像春天海上初融的薄冰。

我博士面试的时候，先生是评委。那是我头一回离他那么近。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声音不高，慢条斯理的。问完了，他微微点了点头，说了句什么，如今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看我的眼神，温和里带着一种考究，像在端详一件刚出土的、还带着泥的物件——他想看看，这东西里头到底有没有东西。

后来博士论文答辩时，先生又在。那天我紧张得很，讲到一半，手心里全是汗。先生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听。等我说完了，他提了一个问题，是关于实验路径设计的。那问题问得极细，细到每一个步骤的逻辑。我答着答着，忽然就明白了自己哪里想得不周全。他听完了，也没多说什么，还是微微点了点头。那个点头，我琢磨了好些年，觉得里头的意思大约是：还行，但还能更好。

那三年里，我偶尔去隔壁实验室借东西。先生的实验室很干净，东西归置得整整齐齐。有一回，我看见他在翻一本很厚的书，书页边上密密麻麻写着批注。他见了我，把书合上，笑着问：“你们那边做得怎么样？”我说还好。他说：“海洋药物这条路，不好走，但值得走。”这话说得平淡，可我听着，觉得沉甸甸的。

先生从来不摆院士的架子。这在海大，是出了名的。有一年冬天，下着小雨，我在校门口碰见他。他没打伞，就那么淋着，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我说管老师您怎么不打伞，他笑笑说：“这点雨，算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刚从实验室出来，要去开会。那布袋子我认得，是那种老式的、带着两条带子的文件包，装得鼓鼓囊囊的，大概是材料。一个院士，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就那么在雨里走着。

我读博那几年，虽然先生已经从校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但是他每天依然很忙碌。他常来实验室转转。有时候是来看看学生，有时候就是来坐坐。我听师兄们说，先生年轻时候搞PSS，条件苦得很。那时候没有像样的设备，很多实验都是土法上马。可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带着一帮人，硬是做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海洋药物。后来他常说的“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是从那时候来的。

先生晚年，心更大了。他说要搞“蓝色药库”，要把海洋里的东西都变成药，变成宝。有人觉得这是做梦，可他说：“梦都不敢做，还搞什么科研。”这话里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像是渔人出海前，总要先在心里画一张网——哪怕风浪再大，网撒下去了，就有希望。

我在海大读书时，先生的实验室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展柜。里头放着几样东西：一个海藻标本，一瓶药，还有几张旧照片。那海藻标本，就是先生当年发现可以用来做药的原料之一。我每次经过，都要看一眼。那东西静静地躺着，像睡着了一样。可我知道，它身上带着一个梦，带着先生一辈子的心血。

先生走的那天，是9月4日。海大的秋天来得早，那几天青岛该是有些凉意了。我翻出当年的博士论文，扉页上还留着导师的签名。先生的签名我没要过——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还长，有的是机会。如今想来，有些遗憾，是补不上的。

夜里关了灯，我还在想先生。想他在楼道里走的样子，想他说话时那种不急不缓的调子，想他在答辩会上微微点头的那个瞬间。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是一个老人。他不高大，不张扬，可他站在那儿，就让人心里踏实。像一盏灯，一直亮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话原是说范仲淹的，可我觉得，用在管先生身上，也合适。他一辈子治海，一辈子问药，一辈子想的是怎么让老百姓少受点罪。这心思，朴素得很，也高大得很。

窗外有了点天光。我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中华海洋本草》。书很厚，很沉。我翻了几页，又合上了。我想，有些东西，是不用翻的——它就在那儿，在时间里，在人心里。

管老师，您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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