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科学家与媒体记者之间存在着代沟，这种代沟可能植根于二者所隶属的不同群体或者共同体，下面这张图片形象地阐明了二者间的代沟；而要促进科学传播，就需要消除或者弥合这种代沟，一方面要加强媒体记者对科学的理解，特别是科研过程，科研的不确定性，科学新闻的伦理等，另外一方面就是提高科学家应对媒体的能力或者说“技巧”。在这方面国外有众多的机构开始提高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的机能，这是因为科学家的经费来源于纳税人，而通过媒体进行传播才能让更多的纳税人了解科学，从而支持科学。在这方面法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美国科促会，澳大利亚联邦研究、工业和科学组织等都有相关的措施，当然这研究这些案例就会牵涉到科研与科普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所以不详细说明科研与科普在其中的问题。

二者的代沟还存在于他们看待科学的不同太多或者视角。科学家通常对媒体保持怀疑的态度，尤其是他们缺乏应对媒体的经验的时候，他们担心媒体会误解，曲解科学，会丧失科学的精确性，甚至会失去对媒体的掌控。这方面的文献也有很多，这里择其一二简要叙述：

科学家认为科学是一种累积性的、共同的事业；而记者喜欢在作出重要突破的科学家个体上着墨。科学家们追求共识；而记者喜欢争议。科学家们期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经过漫长的同行评议之后再去发表；而记者则等不了那么久，他们喜欢新东西，甚至是那些有着巨大潜能的实验性结果；科学家认为精确性就是一种权威的理由和论断；而接着则喜欢不同的观点。科学家的论文可以很长很长；而记者的文章则受限于版面和空间。科学家的工作可以根据科研的本质慢慢来或者说按部就班；而记者则要在截稿日期之前完成工作。科学家可以长篇累牍地叙述自己的工作；而记者则期望切中要害，等等。

正是基于这些不同，对科学家进行科学传播的培训才有必要（当然记者也需要得到培训）。而这种培训将有利于科学家在应对媒体时可以左右逢源。并且可以打破二者之间的文化障碍，让彼此都理解对方的困境和压力，并且最终改善媒体科学报道的质量和数量。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和媒体记者不存在谁误解谁的问题，而存在的是二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的问题。约翰杜兰特曾经把报纸分为“活动型”（campaigning）报纸和“报道型”（reporting）报纸，实际上这两种类型的报纸都是科学传播的渠道，也都可以作出好的科学报道。英国上议院的《科学与社会》报告中指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因而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英国开展了大规模提升科学家应对媒体技巧的活动和项目，所以这份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建议科学家更好地与大众传媒打交道，而不是贬低媒体。

科学媒体可以成为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的好帮手，科学家和记者也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只要善加利用媒体，并且掌握一定的技巧，科学传播将顺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