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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20100811-澳洲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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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尽快和Breth教授联系，敲定合作出书一事；
第二，抽空多拜访一些有可能为我创造机会的社会名流，比如墨尔本市长、企业家、银行家以及大学教授等。
这一天，我只是学会了拜见要员的方式：先预约。
回到家里，我马上翻出房东留给我们的那四大本电话薄——两大本《黄页》，两大本《白页》，每一本都比转头还厚、还大。我这才发现，这四大本电话薄简直就是一部墨尔本的“大百科全书”，什么国际大公司、国家机构，全部分门别类，然后再按字典排序摆在那里，而且电话、地址甚至作息时间等信息一应俱全。
我很快找到一些跨国大公司，还联系到一个银行总裁以及几位与中国有生意来住的澳洲企业家，约在明天见面。
若干年后，我成功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贸易问题的英文书籍，又成功创办了下属十几间子公司的“澳中集团”，真的领导起一个澳洲的企业，也真的成了澳中贸易专才，还成功收购了墨尔本市中心的十几幢商业楼宇及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2001年9月1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世界华商论坛》节目，以及2002年3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商界名家》节目。这两台节目的主持人曲向东和路一鸣都曾向我提过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怎么就有把握能在澳洲出版一本有关中国贸易的书籍？为什么其它的中国留学生没有这样做？
怎么会想到些这样一本书？因为澳洲还没有也急切需要这样一本书。
怎么会有把握？我研究过中国的中小企业，办过报纸，英文也说得过去，还给澳洲的《金融综述》写过文章，所以出书对于我不是天方夜谭，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至于第三点，我想，主要是当时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想的都是怎样才能保证基本生存状态，所以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要想保证基本生存状态，就要做到两件事：第一、读书；第二、打工。读书是为了保证85％的出勤率，为接着读书（也就是为了继续呆在澳洲）做准备；打工是为了赚钱，一方面要交房租、填饱肚子，另一方面也要筹集继续读书的学费。
问题是，保证了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前途？
我看不到任何前途。
我相信，当时99％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这样想的。这很正常，人的本能使得人们在面临选择时，总是在众多方案中选择最保守的一种，因为最保守的总是最安全的。读书加打工就是最保守的选择。就这样，读书加打工几乎占去了这些留学生的全部时间，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去想别的、去做别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做出最大让步，把经济利益——版税，全部都给了我的合作伙伴Breth教授。尽管我比他更需要钱，尽管按常理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个五五的分配方案；可为了吸引他尽快和我达成合作协议，我宁可牺牲经济利益。对于我来说，生活迫切需要钱，但我认同中国的古老哲理“舍得”，我更需要获得澳洲主流社会的承认以及建立一个社会知名度。
另外，在署名问题上我也主动做出让步——他在前，我在后。
就这样，在我到达澳洲的第十四天，终于和Breth教授达成协议，我执笔，他润色并最后定稿，我们联合创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这样，我已经具备条件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留学生的创业之路了。
和Breth教授谈妥合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后，我并没有立即进入没日没夜的写书状态。我得好好想一想，来到澳洲这两周来，我都做了些什么？完成了哪些指标？我现在正在做的，是否偏离了我的既定方针？是否要进行调整？以及，未来的几周内还要做些什么？
第一周，找到了房子，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去墨尔本大学讲了一堂课。
第二周，攻下Breth教授，确定联合创作《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接下来，第三周，顺理成章的应该是抓紧写作，早日把这本书推向市场。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做还不大妥当。第一，写这本书我是分文不赚的，虽然我不打算象多数留学生那样打苦工，赚小钱，可我到底还是要赚钱的啊！我是说，我最终还是要找一份能够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的白领高薪工作的；第二，万一在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比如市场反应不好，甚至没能出版），我的损失可就大了，不仅仅没有得到我所要的社会知名度，还将损失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的时间。我是说，我得给自己来个双保险。
很快，我又有了新的计划：我要向迪肯大学的Burwood商学院（Burwood商学院原属VictoriaCollege高级学院，后来与迪肯大学合并）院长DarrellMahoney教授建议，在商学院建立一个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而我，则出任主任一职。这样一来，我不仅可以有些收入，还会为我逐步实现在澳洲身份的转变打下基础。
这个即将成立的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只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也是我（所以我这个主任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我的薪水是一万五千澳元（年薪）。同时，经济学院还同意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并提供全部出版经费。
别提签合同的时候我有多高兴了，因为我不仅当了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的项目主任，连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也有了着落。真是一箭双雕啊！我在想，机会经常是钟情有准备的人，上苍经常将礼物送给挖山不止的人。
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完全是因为我在和他们打交道时显示出的绝对自信，没有一点亚洲人的谦卑。他们喜欢我的自信，所以才愿意和我合作。
Darrell教授在和我签定合同之后，曾对我说过：你是我见过的华人中最自信的一个！
Darrell教授的话令我非常感慨。他是一院之长，年薪十多万澳元，知名教授，穿名牌西装，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而我只是个身上还剩下几百澳元，连一杯可乐都舍不得买的穷留学生，穿着极不配套的西装，带着极不协调的领带，脚上是一双质量和样式都极差的黑皮鞋——我就是以这样悬殊的地位和装扮，获得了他的尊重和承认。
今天想起那遥远的一幕，我还会暗自发笑，既窘迫，又有些得意。
当时我就相信，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的人格是完全对等的——是的，我需要这份工作，可是迪肯大学也需要象我这样的人才啊！
是我的人格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你是否有能力，有目标，更重要的是，敢不敢跨出那艰难的第一步。
现在按轻重缓急排列如下：
第一件，马上递交一份工作签证申请；
第二件，尽快找一份工作，以解决我到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任职前的生活问题；
第三件，合理安排时间，完成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中国贸易指南》。
我打算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条例中去寻找我的未来之路。
我可不想走他们的路。我的寻工方式以及目标和别的留学生稍有不同：第一，我不想做苦工；第二，我不想毫无目标地瞎走瞎撞。我们的信箱里经常有人往里塞一份叫做《领先者》(《Leader》)的免费报纸。一般中国留学生都不看这份报纸，一方面是看英文吃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每个人都太忙，又要上课，又要打工（或找工），根本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我以前看过这份报纸，因为我在上海是办报纸的，所以对各种报纸都感兴趣。我记得那上面总是有很多招工广告，说不定会有适合我的，我想。
我到信箱里找到那份报纸，打开一看，还真就有我感兴趣的工作。
一个招聘广告说，要寻找有经验的推销员。这个工作是向本地的餐馆介绍一本叫做《餐馆指南》的书籍，也就是叫餐馆老板们掏钱，把他们的名字印到《餐馆指南》里面去。
我想这个工作可能会适合我。我相信我的口才，赚点饭钱总还是可以的吧？
再者，中国人在海外最大的生意群不正是餐馆吗？我就不信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说不动那些连做梦都想招揽吃客的华人老板。
编这本《餐馆指南》的是个希腊人，他个子矮矮的、胖胖的，一脸连鬓胡子，本来只有三十几岁的他看上去就象是五十几岁的老人。我说服了他。我说我会把华人餐馆一个个都拉进来。
在这一个月中间，我几乎走遍了墨尔本的全部中餐馆，一共有四百多家！可是，我只推销成功了两家。成功率还不到1％！其中的一个张老板是新加坡人，我再去他的餐馆他都会给我炒新加坡面，免费供我吃。我付给他钱，总是不收，到今天我依然很感激他。
那一个月可能是我在澳洲最艰苦的日子。
有一天晚上，我迷路了，找不到公共汽车站，也找不到火车站，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因为没有人这么晚了还在大街上走，只是偶尔过去几辆汽车提醒你，这里还不是个没有人烟的鬼镇。那时的感觉，叫我想起一句话：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看了看四周的房子，都关着门，有些甚至已经息灯睡觉了。
可以想象，当你用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把一个人从睡床上拎起来时会发生什么。
我一边四下张望着，一边期待着能有一个人从某个房子里走出来。
我等了半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
最后我急了，只好越过篱笆墙，硬着头皮去敲一扇关得严严的门。
当时对我最大的考验不是体力，不是双腿，不是贫穷，而是我的意志力。当时如果退却了，那么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每天用《沙家浜》中的一段话激励自己，往往有利的情形和主动的战机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说实在，每天早上就想多睡一会儿，哪怕5分钟也好，然而我不能，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我在这一个月里学会了怎样去面对对你有成见的人，也摸索出了一点“推销术”。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后来开中医诊所，向主流社会“推销”中医的时候，我的所有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想法，都来源于那段并不成功的推销《餐馆指南》经历。
就是那个道理：失败乃成功之母。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不曾有过那段推销《餐馆指南》的磨炼，是不可能那么快就成功地向澳洲主流社会“推销”了我的中医诊所的。
这次能在危难中脱险，不仅仅是因为我自信、坚持，敢于说理，还因为在我的背后，有着澳洲急需要发展经贸关系的中国，有着两所澳洲名牌大学的支持。
天堂与地狱的入口有时只相差微不足道的几步，可是这几步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重新准备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了我在中国的简历以及中国经济专家和学者的推荐信，还有我和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签署的工作合同以及经济学院院长Grame教授的亲笔支持信。我知道这些还不够，最好能再争取到澳洲工商界重量级人物甚至政府官员的支持。
接下来，我马不停蹄地拜见了三十多个重量级的经济界、学术界人物及政府官员，我向他们推荐我自己，描述我将在澳洲贸易这台大戏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告诉他们，澳洲现在急需要了解中国，急需能帮助澳洲企业家与中国做生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目前在澳洲本国公民中几乎是没有的，只能从中国留学生中找，而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最适合的！
我的自信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最后，我终于成功拿到包括澳洲政府的商业部长及维多利亚州工业厅高级经理在内的三封最重要的支持信。
此外，我还附上了我在澳洲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所有这些都在证明我是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澳洲急需的人才。移民局应该为我签发一个工作签证！
在1987年结束前，我以中国经济研究学者的身份，把墨尔本的二十多所大学大专几乎全讲了一遍！
澳洲人是宽容的友好的，这也是澳洲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我澳洲梦成功的一个外部条件。
在这个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的“研究中心”里，我有四大任务：
写书，讲学，咨询服务和筹备大型学术会议。
我很快就找回了在国内时的感觉。
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也和这差不多，主要就是办报纸，搞讲座，科研成果的转让，咨询服务和筹备各种贸易交流会议等。
我因为认识了Jenny和Lisa女士，才“曲线救国”拿到签证。看起来，澳洲这样的法制国家也有变通的时候，也讲人际关系。假如我没有通过Lisa认识了这个在移民局做副局长的Lisa女士，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就是说，在澳洲，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候也起作用。所以后来我也很注重建立人际关系。
的想法是，一边在墨尔本大学做中国经济研究，一边自己做咨询生意。
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我完全可以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走下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那么点不甘心。我隐约中意识到，我似乎不是一个愿意天天坐在书斋里的人。
因为《中国贸易指南》的出版，我已经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只有把他的长处发挥到最大，把他的短处减少到最小，成功的把握才会增大。我知道自己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和研究极其有限，就是说，有那么点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也知道，一直留在迪肯大学并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自己出来单干是迟早的事。那么，我就应该利用一下他们对我的“误解”，来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一）与中国做生意，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巨大的市场是澳洲所需要的。同时，澳洲的原材料，高新技术，矿资源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双边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
（二）与中国做生意要了解、研究中国的文化，要懂得交朋友；
（三）在中国做生意要选择正确的区域，正确的公司，正确的人；
（四）澳洲要培养一批了解中国文化，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去开拓中国市场，从事澳中贸易。
我总是特别敬佩那些成功人士，我也非常喜爱读名人传记，希望能从成功人士的身上有所借鉴。
而我当时，选择了一套新房子，考虑的仅仅是房子本身，没有考虑土地的升值潜力，就是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买错了。
果然，10年以后，在Elwood的那个老兵的旧房子升了２倍，而我买下的新房子只升了30%。这一次的教训是深刻的，而且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房地产投资。
几年之后，当我真正开始涉足房地产业的时候，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从此以后的每一个房地产投资，我总是先考虑房子所在的位置。这个经验使得我在以后多年的许许多多次的房地产交易买卖中，几乎没失过手。
澳洲是个联邦国家，由六个州和两个行政区（北领地行政区与首都行政区）组成；州下面是地方政府（一般称之为市）。这样，澳洲共有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这里的州有些象中国的省，不过有自己的独立立法权，而且州长由本州选民选举产生，而不是联邦政府（相当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
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府。
维多利亚州是澳洲联邦的第二大州（从人口及工业生产总值上看），仅次于新南威尔士州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首府是悉尼。事实上，悉尼和墨尔本是澳洲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是两个风格全然不同的城市，悉尼是个商业城市，墨尔本是个工业城市；悉尼是个美国化城市，墨尔本则是个欧洲化的城市；悉尼人比较精明，墨尔本人则比较淳朴……
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名气的迪肯大学，而转去一家私人开的商学院工作呢？
有四个原因：
第一，这所商学院是一个西班牙人后裔办的，才刚刚起步，会有很多机会；
第二，我来这所商学院是做国际部经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第三，我想通过这个职位进入成人教育领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第四，工资高，年薪六万，是原来在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时的五倍。
我那个时候还拿不出来太多的现金，但我又很想入股。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合资概念：福州公司的资金、王老板的餐馆和我对澳洲市场的开发经验。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三方坐下来一共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要点一直围绕在我的智力入股。我希望占公司20%的股份，但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我在澳洲两年多的市场开发经验入股。
对这份工作，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因为我很喜欢搞市场开拓。市场开拓对于我来说，像是一种特殊的境界，一切未知的事物，都需要你亲自去描绘和争取，我感觉到天地之广，可以任我随心所欲去闯荡。
我知道，这是磨炼我的最好机会。而且我一定会成功。
我的这种好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是在进入一个非常有潜力，而且很多澳洲人还不太看好、或者说他们根本还不了解的中国留学市场。我相信这个留学市场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澳洲的华人一般来自四个地区，分成四类：最早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的广东和福建，香港与东南亚诸国，他们有些从美国过来，有些直接从香港或东南亚过来，他们多在澳洲经商，做老板，或者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生活比较富裕，其主要语言是广东话，是唐人街的主宰；紧接着的便是七十年代后期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本来应该被划为前一类，因为他们也大多经商，富有，而且也讲广东话，但是他们的财产大多在越南被洗劫一空，剩下的一点点财产也都换成金条交给船主买命出逃了，最后辗转反侧来到澳洲时已经要靠政府养活了，不过这些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所以很快溶入香港和东南亚移民当中，成了唐人街的中坚；第三拨是台湾新移民，台湾新移民和前面两拨最明显的不同点是不讲广东话，而且也很少经商，台湾新移民多是在美国念了书后移民澳洲的，就是说，他们多为专业人士，而且和唐人街的关系不大密切；最后一拨就是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
一个月之后，我又见到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当时州长JoanKirner正在我住的这个区考察，我认识的一个州议员便极力推荐我去见州长，和她沟通沟通，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于是，我就应邀出席了州长的欢迎晚宴。
我其实是一边做着LV商学院国际部经理，一边在寻找着机会。我一直在做的是澳中贸易及贸易咨询，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还不能算是很成功。那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第一桶金的事。所有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第一桶金是最难挣的；而有了第一桶金，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我之所以选择中医作为我的商业王国的第一块砖，最大的原因是我多年来在商场上滚爬所形成的“边缘价值观”。第一，我要选择“边缘机会”；第二，我要为我的“边缘机会”找出“边缘价值”。我为在澳洲开中医诊所所寻找的“边缘价值”有以下三点：（1）市场——西方社会正日益对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感兴趣，而中医作为一种自然疗法正好与这愈演愈烈的生存倾向相吻合，因此它极有可能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实事；（2）特色——中医是中国特有的传统项目，它的实用价值已经经过了上千年的考验，所以，其能否被西方社会所接受完全取决于如何推广；（3）人才——澳洲境内有着大批来自中国的优秀中医人才，而且他们正处于健旺的年龄状态，并等待着施展才能。
说干就干，这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我的决断力的一种体现。
我的市场开发计划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多角度的。
首先是公共场所的演示。在墨尔本的大型超市里，我们诊所的中医师在现场提供免费咨询，并且进行现场的按摩诊治。任何人，只要是你的肩膀、颈椎、腰椎，或者跌打损伤等等毛病，我们的中医师都可以在现场进行按摩诊治示范。
我的几个中医师确实非常优秀，他们一点也没有令我和患者失望，就仿佛是妙手回春一样，经过了他们简单但是拿手的按摩，有各种肩膀、颈椎、腰椎毛病的病人，立即就觉得有些缓解了。
我们在现场发放免费的宣传资料和治疗引导手册、诊所名片等，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另外，我们还在海边进行了免费按摩表演。墨尔本是一个靠近大海的城市，到了风和日丽的日子，很多澳洲人都喜欢在海边度过轻松愉快的休闲时光。我们就派出我们的中医按摩师，在海边免费演练和诊治。
海边的游客特别多，不一会儿就围上来一大群人，观看我们一丝不苟的诊治。
被诊治的病人在接受了按摩治疗，并觉得确实有效果之后，都会真诚地夸奖我们：中医师的手很神奇，中医确实是魔力无穷啊！然后，他就会面带轻松的表情，开始给围观者讲述按摩时的感觉了。这绝对不是我们给自己找的“托儿”，而是真正的口口相传。
当然，接下来还是发放免费的宣传资料和治疗引导手册、诊所名片等宣传资料。
那天成功的演示之后，我坐在海边的快艇上，心潮起伏，心想，中国人一定得干成一些事，也一定能干成一些事！
澳洲有很多节假日，比如圣诞节，复活节。在这些本该是休息的日子里，恰恰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利用人们休假的时候做重点宣传推广。
很快就是圣诞节了，这是西方人的“春节”，家家户户都十分隆重地庆贺这个节日，要放比较长的假期。我们抓住时机，我与几个中医师还有诊所的秘书，开始沿着诊所附近的街道，每家每户发放我们中医诊所的宣传广告。
在这样的时刻，澳洲人都在屋子里团聚着，其乐融融的样子我都可以从窗户里看见，可是我们却要给他们发放宣传品，拓展我的中医诊所的事业，那种感慨，现在想起来，既苦涩也甜蜜呢。
在发放诊所的资料上，我有详细的计划。我大概圈定了我们诊所附近八万户的可能的目标客户，进行资料投放，每家一册。开始是三个月重新发一次，后来效果好了，就改成六个月发一次。开始是自己发，后来雇佣了当地专门送报纸和各种邮件的人，帮助我们发送诊所的宣传资料。
我们在诊所设了反馈信息表，新病人都要填写，了解病人的来源，开展有针对性地市场开发工作。通过信息表的分析后知道，10%其他病人推荐，30%每家散发的广告，30%地区报纸广告，20%各种俱乐部推荐，10%其他医生的推荐。
我在资金周转并不算灵活的情况下，每周拿出超过2000澳元进行市场推广宣传，每周派发的推广宣传资料数以万计，至于报纸广告，我在墨尔本大小几十家英文报纸上都有广告，想不看都不行！
澳洲人喜欢体育运动。玩体育的，难免有伤痛。澳洲有专门的体育伤痛诊所，生意很是兴隆。我们注意诊所自然也要分一份羹。中医对治疗软组织损伤也是很有效的，这一点，中国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中医的独特的膏药、理疗和按摩，都是非常管用的。
由此可见中医的神奇了吧！
我照例在报纸上先刊登广告，招聘经验中医师。可能是我们的第一家中医诊所搞得成功的缘故吧，这次应征的中医师非常多，我们只有两个中医师的职位，可是却有300个中医师前来应聘，好像中国的中医师都来澳洲了似的！有这么多的中医师，把我都吓了一跳！当然，这也坚定了我拓展中医事业的决心。你看，在澳洲有这么多中医资源，我准备开３０个中医诊所的梦想，不是很容易实现的吗！
我在一个偶然情况下，认识了John，一位在澳洲非常有影响的国会议员的儿子。在我的鼓动下，他加入了我的中医市场开发行列。John除了了是国会议员的儿子外，他自己也是很多澳洲专业协会的成员，社交面非常广。我希望通过他，把我的中医理念迅速地在澳洲主流社会推开。
在John的帮助下，我们诊所的宣传资料很快便在澳洲残废人协会、心脑病协会、哮喘病协会、癌症协会等各种专业疾病医护协会推广开来；接着，又迅速进入了澳洲橄榄球球协会、网球协会等专业体育协会，成为了他们可能的服务帮手。
此外，我们还在一些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地方，如医院、超市等地方放置免费资料。
我深深地懂得营销推广和宣传策划的重要性。在信息社会里，你必须用你的信息流来覆盖别人的信息流，通过各种可能的合法手段，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把你手里的好东西推销出去。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新的观念是，好货还要不断地吆喝，让别人都知道你这里有好货，甚至还可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些国际知名的名牌产品都是这样营销的。
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你更是要随时表现出自信。那种东方人特有的谦逊放在心底就可以了，要是天天挂在脸上，人家就真的认为你不行了。
在澳洲，超过２０人的私人公司就已经不小了，差不多可以算一个中型企业了。为了扩大影响，我仿照西方连锁店方式进行管理；当然，也给它们起了相同的名字——澳中中医中心。
此外，我还创办了一家杂志——《新移民》。
四月份，我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办一份叫做《新移民》的杂志。
在澳洲办一份杂志或者报纸是迟早的事，在中国我就领教了拥有一家传媒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不过，我本来没想这么早就办，两家中医诊所足够我忙的了，何况还要读硕士呢。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后悔，做生意总是会有竞争对手的。你的本事应该是在竞争中成长，而不是想方设法地阻碍竞争——其实你也做不到。几年以后，当我发现澳洲主流社区的中医市场已经无法被我垄断，已经形成春秋战国的局面时，我就急流勇退了。那时，中医事业已经为我在澳洲的第一个五年里成功赚得第一桶金——第一个一百万（澳元），而与此同时，我又发现了更能充分发挥我的优势的事业——地产。在接下来的第二个五年内，我又在地产界频频得手，最后成功收购在墨尔本市中心区的一座被成为“霍克大楼”的商业楼宇（现在是我的澳中集团总部），成为我的澳洲梦的第二个里程碑。
比如，现在很多中医诊所实际上已经以中成药为主了，可是我们坚持以中草药为主，中成药为辅。你道为什么吗？因为澳洲人看着药锅和里面的中草药时，觉得十分新奇，越发能加深古老的中医文化的神秘感。
澳洲梦第三部分 22 现代管理理念经营古老中医诊所(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地开发出一种熬草药的药锅，和中草药一起卖给患者。这种黑乎乎的陶制药锅，从外表看很不起眼，似乎很质朴，但是十分神秘。
瞧，我们在卖药的时候，一并又卖了一个药锅。
当病人家里有了一个药锅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也是中医治病的一个活广告！每当生病时，看到这个神秘的药锅后，就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诊所。
澳洲的医生工会就是诸行业工会中势力最强大者之一。要说澳洲的医生工会势力有多强大，更是让我们这些海外来人泄气。澳洲医生工会规定，只有在澳洲完成大学本科的医学学士才有资格在澳洲做医生——这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在中国完成的医学学士学位，即使是你在澳洲又念了医学研究生，甚至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也是没有资格在澳洲做医生的；澳洲医生工会还规定，如果你是在某些英联邦国家（比如，英国，南非……）完成的大学本科医学学士，可以自动成为澳洲医生；除上述两条之外的任何持有海外医学学位的人，甚至是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医生，统统被冠以“海外医生”称号，所有海外医生，如果想成为澳洲执业医生，必须要通过澳洲医生工会安排的“资格考试”，再经审批，方可在澳洲行医。问题是，这个所谓的“资格考试”题目非常之难，能够通过的只是几千分之一！
曾经写信咨询澳洲联邦卫生部长和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长（我留有该咨询信件的底本）{非常重要}
首先，在澳洲遇到法律诉讼时千万不要怕，一定要沉着冷静，要想各种办法。当时有很多朋友都劝我把诊所关了算了，可我就要打这个官司。在困难面前，心态很重要，如果你的大脑总是被恐惧感所占领，那么能做的就是逃避，挣扎，拖延。这无益于事件的解决，灾难依旧。面对灾难，要学会冷静，以平和心态，分析并找到问题的关键，建立自信并取解决问题。
另外，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澳洲是一个公平的法律社会，律师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司法调节活动，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任何人、任何权势都奈何你不得，这和那些法律不健全的非法治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遇到这类事情时的心态也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定要沉着应对，不要惊慌，而是自信地去面对，直到找到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材料，让那些真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去讲话，就可以打赢官司了。
危机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具有勇气，智慧，能力的时候，退一下就全军覆灭，坚持努力一下危机有时就过了。有时候，危机也使一种机会，当你能转危为安的同时，还有可能创造新的机会。事实上，我和维州警察局不打不成交，10年后，我陪同维州警察局副局长访问了中国。
有时候，真的是“退后一步天地宽”，必要的时候就是要妥协，因为妥协是达成合作的基础；相反，意气用事可能会很痛快，但那却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害双方的利益。
重要的是，既然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应该各让一步，双方满意。
我的诊所一般使用的都是澳洲人做会计，这是从维护本企业的经济利益出发的。我们严格按照会计制度做事，从不做假帐，收入支出都是一目了然，帐目是非常清晰的，这样大家都有信赖感，对诊所的未来也有信心。
这件“哗变”事件令我看到了职称合作的重要性。
为了增强合作，也为了加深友谊，我在年底成立了一个“澳中中医中心经理联席会议”。我们定期组织活动，开会，交流，互相提高，共享信息资源。和快，三个诊所就犹如我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生意兴隆。
年底的时候，我在给中国国务院国侨办主任写新移民工作建议书的时候，提了很多如何做海外华人华商华侨的工作的建议：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切实地关心和注意到新移民的崛起，因为这批新移民对中国，比任何一个时期的海外华侨的感情都要深，联系都要紧密，关注都要迫切。我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世界各地的新移民、新华人，是中国一个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心、支持这一群体。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在政治上支持这个群体，在经济上扶持这个群体，在科技上与这个群体合作，这样才会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好地为中国的繁荣出力。
做生意就是这样，当别人一窝蜂地干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行当已经快饱和了，需要另辟蹊径了。
当我把目光投向地产投资的时候，就考虑逐步从中医诊所撤退，真正的撤退是从1998年开始的。
我寻找地产项目的条件很苛刻：第一，地要大；第二，位置要好；第三，价钱要好。
墨尔本市中心不是很大，具体的划分，一般以环城有轨电车线路为界，刚好围起一块长16000米，宽800米的长方形，面积约128万平方米。这块区域又被每隔200米一条横街，每隔200米一条竖街而分割成四八三十二个方块。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墨尔本市中心有五条横街，九条竖街，每条横街或每条竖街之间都是等距的，大约为200米。
好，“霍克大楼”的位置在哪里？横向上看，它刚好在环城有轨电车的线路上，竖向上看，刚好在墨尔本的中心轴，也就是第五条竖街上。
再换一个角度描述，“霍克大楼”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的对面是墨尔本最大的购物中心，它的侧面，在地下，是中央火车站。
房主是个犹太老头，住在墨尔本最昂贵的富人区Toorak，高门深院，我估计那块地足至少有2000平方米！绿树中隐约可见一幢大房子的尖屋顶。铁门自动拉开，我和地产代理把车子开进去，弯弯的路，穿过几棵棕榈树，又绕过一个喷水池，才来到住宅前。那是一幢又高又大的老式洋房，有些地方只有一层，有些地方却又是两层，建得非常考究。
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已经在门口等候，为我们拉开门。
进去之后，光线就暗了下来，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挂在墙上的巨幅油画，和客厅里摆着的几件古花瓶。在幽暗的光影中，勉强可以看见陷在沙发中的一个十分瘦小的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只雪茄，脸背着光，看不清他的脸。他的儿子倒是生得十分高大，规规矩矩地站在他的身边，象是随时等着父亲的吩咐。这样的景象，简直太像黑帮片《教父》中的某个镜头了。
我说，我有一个方案，我先付你100万现金，作为首付款；然后，正式成交时我的银行贷款就到位了，是300万；这样，还有150万的缺口，算是我借你的，我保证在两年之内还清，至于利息吗，我们按黑市贷款利息算……
犹太父子立刻同意了。
这是个双嬴方案；我在钱不够的情况下买到了房子；而他们，则相当于是在卖了房子的同时又做了一笔高利贷生意。
我反正也是要借款，只是多付2%的利息。
我就这样成功买下了澳洲总工会大楼！
为什么没有租客？不是地段问题，更不是什么风水问题。依我看啊，是那个犹太人年纪太大，没时间管理，又不肯花钱修房子，更新设备，搞得整个大楼破破烂烂的，谁来啊？
就是说，我还得花钱搞装修！
钱呢？我再去想办法。
很快，我就找到钱，并立刻改造了内部老化的设施：
一，花20万澳元换了全部地毯；
二，花了8万澳元改造了电梯；
三，花了30万澳元维修了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
四，还重新粉刷了墙壁……
马上就有租客了。一年之后，出租率已经达到了100％了。事实上，由于楼的位置好，八年来，出租率一直非常好，给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
第四件，抓住三个形象好声誉也好的公司租户。
第一个租户是Brouns家具店。原来承租底层的联邦信息中心搬走后，我花了些钱，把底层改成商业楼层，然后让这家家具店搬进来。这是一家很出名的家具店，这样，不论外观还是影响，这幢大楼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二个租户是联邦银行。联邦银行是澳洲四大银行之一，是这个楼的老租户，我努力说服他们续约。留住联邦银行很重要，因为银行愿意租用的大楼一定是形象、资金、管理信誉都很好的物业。他们从1996年一直租到了2005年，2005年开始南朝鲜的餐馆入住该物业。
第三个租户是一个健身保健与自然疗法学院。象这种商业大楼，租户的租约最少都要一年，为了吸引他们进来，我允许他们只签半年，然后看情况续约。刚开始生意不大好，连租金都不能及时交，要拖上一、两个月。半年后，他们还想续约，我不但把他们留下来了，而且主动给他们减租金10％。结果新的租约一签就是九年。后来，我每年慢慢往上加租金，每次加4－5％。后来，澳洲教育发展很快，他们的生意也好了，学校也扩大了，现在租我们3000平方米的空间，而且一直租到现在。
大楼的租户稳定了，一年200万澳元的收入也就稳定了。从1996年到1999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大楼从500万澳元升到今天的3000万澳元。有人说是我机会好，有人说是上帝在帮我，我认为是我心中小马达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我的个性及心态比较好，同时也是某种力量在保佑着我。我希望在今后能更多的回馈社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在大连见到了民望很好的薄熙来市长，2004年他就上调中央出任商务部长了。我亲眼目睹、亲身体验到了这个外表潇洒、内心深沉的一市之长的工作效率。比如说，代表团中的一个美籍华商有一个项目要谈，薄熙来立即叫主管副市长带着相关的一些局长，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还到华商的宾馆客房里现场办公，并立即决策。这样的效率和魄力，真的是具有现代风格的。
与人合作时，如果中间数是10，我会给人11，而不是给9，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我合作。
在接连买了几个商业大楼之后，我又准备进入民用住宅市场。
商业用楼和民用住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市场，做法也不同。民用住宅市场有两种做法：
一，是买已经造好的旧房子，过几年升值后再卖掉；
二，是买空地或者是相当于空地的地（比如原有房子很烂，必须推倒重建；或者是原本是一个房子的地可以建多个房子），然后兴建一批新房。
我做第二种——买地建房子。
第一种的缺点是：一是规模小（每个房子一般是几十万），二是回报慢（总要等上三、五年才能大幅升值）。
从单一的房地产投资到房地产开发是一个飞跃，这对于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是边学边干，做得很顺手，很快就找到感觉了，也敢下大单了。我胆子一大，就一下子买了半条街的地！
那么，什么样的居民区算是好地段呢？这里有很多因素。我把它们按重要程度在这里例出来，你就可以做综合考虑了。
一，有水景的地一定好，如果靠水，甚至有私人码头那就更是好上加好了；
二，没有水景有别的景色也好，比如靠近公园（澳洲的公园和中国的概念不一样，就是一大块打理得齐齐整整的绿地），或者可以远眺市中心高高低低的楼群；
三，一定要离开市中心一段距离，但不要太远，但是有水景的区域除外；
四，不要在高速公路、火车站、工厂、学校、购物中心、医院、高压线、监狱、垃圾处理站的边上；
五，但也不要离开高速公路、火车站、学校、购物中心和医院太远（比如10分钟）；
六，最好是一条极少有车路过的安静的街。
符合上述条件的地皮一定在郊区。
此外，我还在墨尔本东南区的Bearmous、Hight和Frankston等几个靠海的地方一口气买进六块地皮。我在前面说过，任何地方，只要能够看见大海，铁定都会赚钱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为什么我“一口气买进六块地皮”都在“墨尔本东南区”呢？
我在本书的开篇曾这样介绍过：这是一座海滨城市，整个城市沿弧形的海湾向两面伸展，形成一弯下弦月的样子。墨尔本市中心就建在靠水的“弦”上比较偏上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落脚地Elwood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右下方（也就是东南方）5公里处，也是在靠水的“弦”上。
我把墨尔本比作“下弦月”是非常准确的。
墨尔本藏在一个海湾里。从地图上看，这个海湾呈n形。墨尔本市中心就深藏在n字的最上方。按说，墨尔本应该延着n的两条“腿”向下发展，可是由于地貌的原因，她只发展了一条“腿”──就是n字右边的那条“腿”。现在想象一下吧，是不是一弯“下弦月”的样子？
为什么墨尔本只发展了东南方向的一条“腿”呢？因为东南有山，地势高。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墨尔本的区域。
第一，墨尔本没有南，南面是海；
第二，由于地貌的原因，墨尔本没有朝西南发展；
第三，墨尔本的东南区，有山，又临水，是墨尔本的好区；
第四，墨尔本的西面和北面，是内陆区，没有山也没有水，是稍差的区。
所以，我买东南区。
澳洲人一般一生要换4－5次房子，刚结婚时买一个小房，生了小孩子后，换稍大一点的。等小孩长大一些后，换更大的。小孩成年离家后，换小一点的。退休后，就换更小的。年龄再大一些，就要卖掉房子住进养老院。
房地产开发的利润是由3个1/3组成：
毛地转成为开发项目用地，占了利润的1/3
建筑商的建筑利润占取了利润的1/3
开发商赚取了利润的1/3
因此，建成一般买开发用地时，最好买没有批准的开发的地，这样你可以赚取利润的2/3。如果你买下的土地已获批准开发花园洋房的土地，你仅可以赚利润的1/3。
一般澳洲的销售商所赚取的利润，在中国房地产销售商看来很没有意思，只有％或者2％的样子。那你一定会问我，我作为开发商，赚取的利润在多少？我告诉你，一般澳洲的居住房屋项目，开发商的利润在15％到20％的样子。你又失望了是吗？要我说，这已经很可观了。在一个各方面法律都特别齐备的国度，是很难通过暴利来发财致富的，现在干什么事情还能够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呢？
我在地产上的投资分成长线、中线和短线三种。长线就是那些商业大楼，买了放在那里，等着升值。长线可以赚大钱，但是需要大量资金。中线和短线资金回笼快，保证资金流不会中断，或者资金严重短缺。但是要做很多事情，也会有许多麻烦。所以我是长中短三结合。
由于我在房地产各个项目上的四面开花，一些银行和金融贷款公司，可以说是追着我要给我贷款。我很兴奋，这说明我的信誉好，说明我获得了金融机构的信任，这一点又成为了我做大、做强的关键。
我开始筹划澳中集团公司在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我确定了澳中集团公司的三个重点发展领域：
第一个重点发展领域是房地产事业，其战略是，以澳洲为主，逐步向中国发展。
我这些年在澳洲的房地产事业的投资回报很好，算是比较成功；但是，我还不能轻易在中国进行房地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因为国内的法律环境、经济政策都还在完善之中。但是，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我未来几年投资的重点。我要利用我在澳洲房地产的优势，把立足点放在澳洲与中国市场的结合上，以及充分发挥澳洲和中国建立的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优势，在澳中两国之间开展项目互换和资本投入。
在具体的投资方向上，我要在投资商业楼宇的同时，大力投资开发住宅楼，因为民用住宅是每个家庭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着很大的空间，而且不像商业楼宇那样容易受到经济气候的影响，而且回报快。所以，我要在发展投资商业楼宇的同时，进军住宅开发，并且迅速扩大开发规模。
在商业楼宇方面，以投资为主；在住宅花园洋房方面，以开发为主。这里还有个比例问题，要短期、中期、长期的项目相互结合，把现金流动链条建好，这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实际操作层面的房地产投资，我还要举办一个软性的“澳中房地产论坛”，邀请澳洲和中国国内与房地产业有关的顶尖地产商，以及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来从事澳中两国中上层级别的专业交流，同时促进澳中集团本身的发展。我希望借助这个论坛，可以发现新的机会，例如找到可以在澳洲和中国互换的项目，以及联合某个财团，在澳洲和中国一起投资地产业等。
关于澳中两地联合投资地产项目问题，这里有一个“互换地产项目”的故事。
这是今年年初的事儿。有一天，一个中国的房地产商人找到了我，希望和我合作，在澳洲联合投资一个我的地产项目。我听了以后便跟他开了个条件——我也希望能够和他们的公司一起，在中国投资一个他们的地产项目。
这是一个好主意，可以双赢。想想看，双方各自进入对方熟悉的地区，资金互补，项目互换，怎么能不嬴呢？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因为这家中国企业的内部意见不一致，实际上就是我刚好介入了这个大公司的内部矛盾——董事长干的事情，党委书记一定反对。一个好的计划就这样付之东流了。
时机错过了，双方都觉得可惜。经验是，在中国投资房地产，一定要谨慎从事。
我的第二个重点发展领域是教育培训事业。
我的教育培训事业原来是以澳洲为主的，现在在整体布局上做了些调整：以中国山东为基地，发展教育培训事业，建立了澳中商业和英语学校；以澳洲墨尔本为基地，发展教育输出。
我的教育培训项目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办理来澳洲留学手续，前后已经办了数千名中国留学生来澳洲留学。留学黑中介公司很多，经常暴露出来一些丑闻。可是我们澳中集团所属的澳中移民教育中心在这方面一直有着不错的声誉。我们首先承诺，办不成全额退款，我们保证质量，学生来后，我们会提供一条龙服务，从中学开始，对他们求学，住房，找工作，提供免费的建议，遇到特殊困难提供援手，还帮助许多人拿到了澳洲的绿卡（永久居留）。直到大学毕业的全部过程中提供免费服务。这个项目目前仍旧很好。
澳洲梦第四部分 38 新世纪的新战略(2)
我的第三个重点发展领域是《澳洲侨报》。
这份报纸自从问世以来，发展势头一直很稳定，我决心在未来的日子里，把这份报纸办得更好。我要调整报纸的结构，转变经营模式。
在澳洲办报纸，一般主要靠广告收入生存。但报纸都要上市零售，通过零售把报纸推向读者，也顺便赚回印刷费。这是澳洲的中文报纸的主要经营模式。
我要改变这种经营模式。我的理念是：报纸既是新闻纸，也是广告纸。那么，两者孰重孰轻？我强调以广告为主，强调报纸是广告纸这样的概念。于是，与之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报纸全部赠送，不要读者一分钱。这样，我们的《澳洲侨报》就有可能成为在墨尔本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一旦我们的报纸成为墨尔本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首先，我们的广告客户就会多起来；其次，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扮演澳中文化桥梁作用，以及更好地为本地华人服务。
实事证明我的理念是正确的。很快，《澳中侨报》就成了本地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澳大利亚因为生活条件好，容易养懒人。但是，我的公司里没有懒人，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和我的公司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但是，要把企业的规模做大，我需要的人才至少应该是现有的两倍乃至三倍。
可以说，我每天都在挖掘人才。
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
我提出，澳中集团要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澳中集团的文化是什么？归纳起来，只有两个字：创新！
我希望我们澳中集团注重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给他们以最大的发展空间和想象空间，为公司服务，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希望我们澳中集团应该提倡创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忠诚与企业的原则；我希望我们澳中集团的文化应该促成这样一种局面，它犹如一条流动的河，将符合澳中文化的人才迅速地吸引进来，让他们能够在我们澳中集团的环境里尽快地成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
仿佛是转眼之间，网络时代就扑面而来了。
网络是一种很好的信息流动的工具，它改变了我们过去的时空观念，也改变了我们快速获得信息的渠道和媒介。我很重视网络对澳中集团可能带来的影响。经过了实验和评估，我发现，网络虽然不一定能迅速提高业务量，但是，网络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人们可以凭借网络来了解我们澳中集团公司的情况。所以，我建立了四个网站：一个是澳中集团的主网站，主要介绍我们公司方方面面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澳中房地产协会网站，这个网站是用于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关于房地产业各个方面信息交流的网站；第三个网站是澳中旅行社的21世纪旅行网站，这个网站主要介绍旅游信息；最后一个网站就是《澳洲侨报》的网站了。
我想，成功的关键是一定要有个坚定的信念。虽然信念本身并不值钱，但是你一旦坚持下去，信念就会不断地升值。此外，就是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要想成为亿万富翁，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大脑，使你的大脑成为亿万富翁的大脑。
智能是现代社会致富的关键，仅仅依靠出卖体力，是不可能大富大贵的。
假如命运之神在一处关了门，那么她就会在另一处再打开一扇窗。因此，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困难，甚至失败时，都不要灰心丧气。
困难之后就一定会有顺利，一件事不成功，另外一件事就很有可能会成功了。
我梦想在未来的50年内，在世界发达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的财富要超越犹太人。
一部好的自传，应该是一部给人以启迪的个人奋斗史；一部好的自传，还应该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反应一个时代的变迁；一部好的自传，最好还能象一部精采的小说那样耐读。
这是金凯平在动手写这部书之前为自己写下的“约法三章”。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23673-352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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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抽空多拜访一些有可能为我创造机会的社会名流，比如墨尔本市长、企业家、银行家以及大学教授等。
这一天，我只是学会了拜见要员的方式：先预约。
回到家里，我马上翻出房东留给我们的那四大本电话薄——两大本《黄页》，两大本《白页》，每一本都比转头还厚、还大。我这才发现，这四大本电话薄简直就是一部墨尔本的“大百科全书”，什么国际大公司、国家机构，全部分门别类，然后再按字典排序摆在那里，而且电话、地址甚至作息时间等信息一应俱全。
我很快找到一些跨国大公司，还联系到一个银行总裁以及几位与中国有生意来住的澳洲企业家，约在明天见面。
若干年后，我成功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贸易问题的英文书籍，又成功创办了下属十几间子公司的“澳中集团”，真的领导起一个澳洲的企业，也真的成了澳中贸易专才，还成功收购了墨尔本市中心的十几幢商业楼宇及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2001年9月1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世界华商论坛》节目，以及2002年3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商界名家》节目。这两台节目的主持人曲向东和路一鸣都曾向我提过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怎么就有把握能在澳洲出版一本有关中国贸易的书籍？为什么其它的中国留学生没有这样做？
怎么会想到些这样一本书？因为澳洲还没有也急切需要这样一本书。
怎么会有把握？我研究过中国的中小企业，办过报纸，英文也说得过去，还给澳洲的《金融综述》写过文章，所以出书对于我不是天方夜谭，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至于第三点，我想，主要是当时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想的都是怎样才能保证基本生存状态，所以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要想保证基本生存状态，就要做到两件事：第一、读书；第二、打工。读书是为了保证85％的出勤率，为接着读书（也就是为了继续呆在澳洲）做准备；打工是为了赚钱，一方面要交房租、填饱肚子，另一方面也要筹集继续读书的学费。
问题是，保证了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前途？
我看不到任何前途。
我相信，当时99％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这样想的。这很正常，人的本能使得人们在面临选择时，总是在众多方案中选择最保守的一种，因为最保守的总是最安全的。读书加打工就是最保守的选择。就这样，读书加打工几乎占去了这些留学生的全部时间，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去想别的、去做别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做出最大让步，把经济利益——版税，全部都给了我的合作伙伴Breth教授。尽管我比他更需要钱，尽管按常理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个五五的分配方案；可为了吸引他尽快和我达成合作协议，我宁可牺牲经济利益。对于我来说，生活迫切需要钱，但我认同中国的古老哲理“舍得”，我更需要获得澳洲主流社会的承认以及建立一个社会知名度。
另外，在署名问题上我也主动做出让步——他在前，我在后。
就这样，在我到达澳洲的第十四天，终于和Breth教授达成协议，我执笔，他润色并最后定稿，我们联合创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这样，我已经具备条件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留学生的创业之路了。
和Breth教授谈妥合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后，我并没有立即进入没日没夜的写书状态。我得好好想一想，来到澳洲这两周来，我都做了些什么？完成了哪些指标？我现在正在做的，是否偏离了我的既定方针？是否要进行调整？以及，未来的几周内还要做些什么？
第一周，找到了房子，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去墨尔本大学讲了一堂课。
第二周，攻下Breth教授，确定联合创作《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接下来，第三周，顺理成章的应该是抓紧写作，早日把这本书推向市场。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做还不大妥当。第一，写这本书我是分文不赚的，虽然我不打算象多数留学生那样打苦工，赚小钱，可我到底还是要赚钱的啊！我是说，我最终还是要找一份能够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的白领高薪工作的；第二，万一在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比如市场反应不好，甚至没能出版），我的损失可就大了，不仅仅没有得到我所要的社会知名度，还将损失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的时间。我是说，我得给自己来个双保险。
很快，我又有了新的计划：我要向迪肯大学的Burwood商学院（Burwood商学院原属VictoriaCollege高级学院，后来与迪肯大学合并）院长DarrellMahoney教授建议，在商学院建立一个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而我，则出任主任一职。这样一来，我不仅可以有些收入，还会为我逐步实现在澳洲身份的转变打下基础。
这个即将成立的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只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也是我（所以我这个主任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我的薪水是一万五千澳元（年薪）。同时，经济学院还同意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并提供全部出版经费。
别提签合同的时候我有多高兴了，因为我不仅当了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的项目主任，连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也有了着落。真是一箭双雕啊！我在想，机会经常是钟情有准备的人，上苍经常将礼物送给挖山不止的人。
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完全是因为我在和他们打交道时显示出的绝对自信，没有一点亚洲人的谦卑。他们喜欢我的自信，所以才愿意和我合作。
Darrell教授在和我签定合同之后，曾对我说过：你是我见过的华人中最自信的一个！
Darrell教授的话令我非常感慨。他是一院之长，年薪十多万澳元，知名教授，穿名牌西装，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而我只是个身上还剩下几百澳元，连一杯可乐都舍不得买的穷留学生，穿着极不配套的西装，带着极不协调的领带，脚上是一双质量和样式都极差的黑皮鞋——我就是以这样悬殊的地位和装扮，获得了他的尊重和承认。
今天想起那遥远的一幕，我还会暗自发笑，既窘迫，又有些得意。
当时我就相信，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的人格是完全对等的——是的，我需要这份工作，可是迪肯大学也需要象我这样的人才啊！
是我的人格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你是否有能力，有目标，更重要的是，敢不敢跨出那艰难的第一步。
现在按轻重缓急排列如下：
第一件，马上递交一份工作签证申请；
第二件，尽快找一份工作，以解决我到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任职前的生活问题；
第三件，合理安排时间，完成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中国贸易指南》。
我打算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条例中去寻找我的未来之路。
我可不想走他们的路。我的寻工方式以及目标和别的留学生稍有不同：第一，我不想做苦工；第二，我不想毫无目标地瞎走瞎撞。我们的信箱里经常有人往里塞一份叫做《领先者》(《Leader》)的免费报纸。一般中国留学生都不看这份报纸，一方面是看英文吃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每个人都太忙，又要上课，又要打工（或找工），根本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我以前看过这份报纸，因为我在上海是办报纸的，所以对各种报纸都感兴趣。我记得那上面总是有很多招工广告，说不定会有适合我的，我想。
我到信箱里找到那份报纸，打开一看，还真就有我感兴趣的工作。
一个招聘广告说，要寻找有经验的推销员。这个工作是向本地的餐馆介绍一本叫做《餐馆指南》的书籍，也就是叫餐馆老板们掏钱，把他们的名字印到《餐馆指南》里面去。
我想这个工作可能会适合我。我相信我的口才，赚点饭钱总还是可以的吧？
再者，中国人在海外最大的生意群不正是餐馆吗？我就不信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说不动那些连做梦都想招揽吃客的华人老板。
编这本《餐馆指南》的是个希腊人，他个子矮矮的、胖胖的，一脸连鬓胡子，本来只有三十几岁的他看上去就象是五十几岁的老人。我说服了他。我说我会把华人餐馆一个个都拉进来。
在这一个月中间，我几乎走遍了墨尔本的全部中餐馆，一共有四百多家！可是，我只推销成功了两家。成功率还不到1％！其中的一个张老板是新加坡人，我再去他的餐馆他都会给我炒新加坡面，免费供我吃。我付给他钱，总是不收，到今天我依然很感激他。
那一个月可能是我在澳洲最艰苦的日子。
有一天晚上，我迷路了，找不到公共汽车站，也找不到火车站，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因为没有人这么晚了还在大街上走，只是偶尔过去几辆汽车提醒你，这里还不是个没有人烟的鬼镇。那时的感觉，叫我想起一句话：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看了看四周的房子，都关着门，有些甚至已经息灯睡觉了。
可以想象，当你用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把一个人从睡床上拎起来时会发生什么。
我一边四下张望着，一边期待着能有一个人从某个房子里走出来。
我等了半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
最后我急了，只好越过篱笆墙，硬着头皮去敲一扇关得严严的门。
当时对我最大的考验不是体力，不是双腿，不是贫穷，而是我的意志力。当时如果退却了，那么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每天用《沙家浜》中的一段话激励自己，往往有利的情形和主动的战机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说实在，每天早上就想多睡一会儿，哪怕5分钟也好，然而我不能，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我在这一个月里学会了怎样去面对对你有成见的人，也摸索出了一点“推销术”。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后来开中医诊所，向主流社会“推销”中医的时候，我的所有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想法，都来源于那段并不成功的推销《餐馆指南》经历。
就是那个道理：失败乃成功之母。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不曾有过那段推销《餐馆指南》的磨炼，是不可能那么快就成功地向澳洲主流社会“推销”了我的中医诊所的。
这次能在危难中脱险，不仅仅是因为我自信、坚持，敢于说理，还因为在我的背后，有着澳洲急需要发展经贸关系的中国，有着两所澳洲名牌大学的支持。
天堂与地狱的入口有时只相差微不足道的几步，可是这几步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重新准备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了我在中国的简历以及中国经济专家和学者的推荐信，还有我和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签署的工作合同以及经济学院院长Grame教授的亲笔支持信。我知道这些还不够，最好能再争取到澳洲工商界重量级人物甚至政府官员的支持。
接下来，我马不停蹄地拜见了三十多个重量级的经济界、学术界人物及政府官员，我向他们推荐我自己，描述我将在澳洲贸易这台大戏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告诉他们，澳洲现在急需要了解中国，急需能帮助澳洲企业家与中国做生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目前在澳洲本国公民中几乎是没有的，只能从中国留学生中找，而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最适合的！
我的自信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最后，我终于成功拿到包括澳洲政府的商业部长及维多利亚州工业厅高级经理在内的三封最重要的支持信。
此外，我还附上了我在澳洲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所有这些都在证明我是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澳洲急需的人才。移民局应该为我签发一个工作签证！
在1987年结束前，我以中国经济研究学者的身份，把墨尔本的二十多所大学大专几乎全讲了一遍！
澳洲人是宽容的友好的，这也是澳洲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我澳洲梦成功的一个外部条件。
在这个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的“研究中心”里，我有四大任务：
写书，讲学，咨询服务和筹备大型学术会议。
我很快就找回了在国内时的感觉。
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也和这差不多，主要就是办报纸，搞讲座，科研成果的转让，咨询服务和筹备各种贸易交流会议等。
我因为认识了Jenny和Lisa女士，才“曲线救国”拿到签证。看起来，澳洲这样的法制国家也有变通的时候，也讲人际关系。假如我没有通过Lisa认识了这个在移民局做副局长的Lisa女士，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就是说，在澳洲，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候也起作用。所以后来我也很注重建立人际关系。
的想法是，一边在墨尔本大学做中国经济研究，一边自己做咨询生意。
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我完全可以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走下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那么点不甘心。我隐约中意识到，我似乎不是一个愿意天天坐在书斋里的人。
因为《中国贸易指南》的出版，我已经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只有把他的长处发挥到最大，把他的短处减少到最小，成功的把握才会增大。我知道自己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和研究极其有限，就是说，有那么点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也知道，一直留在迪肯大学并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自己出来单干是迟早的事。那么，我就应该利用一下他们对我的“误解”，来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一）与中国做生意，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巨大的市场是澳洲所需要的。同时，澳洲的原材料，高新技术，矿资源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双边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
（二）与中国做生意要了解、研究中国的文化，要懂得交朋友；
（三）在中国做生意要选择正确的区域，正确的公司，正确的人；
（四）澳洲要培养一批了解中国文化，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去开拓中国市场，从事澳中贸易。
我总是特别敬佩那些成功人士，我也非常喜爱读名人传记，希望能从成功人士的身上有所借鉴。
而我当时，选择了一套新房子，考虑的仅仅是房子本身，没有考虑土地的升值潜力，就是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买错了。
果然，10年以后，在Elwood的那个老兵的旧房子升了２倍，而我买下的新房子只升了30%。这一次的教训是深刻的，而且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房地产投资。
几年之后，当我真正开始涉足房地产业的时候，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从此以后的每一个房地产投资，我总是先考虑房子所在的位置。这个经验使得我在以后多年的许许多多次的房地产交易买卖中，几乎没失过手。
澳洲是个联邦国家，由六个州和两个行政区（北领地行政区与首都行政区）组成；州下面是地方政府（一般称之为市）。这样，澳洲共有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这里的州有些象中国的省，不过有自己的独立立法权，而且州长由本州选民选举产生，而不是联邦政府（相当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
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府。
维多利亚州是澳洲联邦的第二大州（从人口及工业生产总值上看），仅次于新南威尔士州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首府是悉尼。事实上，悉尼和墨尔本是澳洲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是两个风格全然不同的城市，悉尼是个商业城市，墨尔本是个工业城市；悉尼是个美国化城市，墨尔本则是个欧洲化的城市；悉尼人比较精明，墨尔本人则比较淳朴……
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名气的迪肯大学，而转去一家私人开的商学院工作呢？
有四个原因：
第一，这所商学院是一个西班牙人后裔办的，才刚刚起步，会有很多机会；
第二，我来这所商学院是做国际部经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第三，我想通过这个职位进入成人教育领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第四，工资高，年薪六万，是原来在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时的五倍。
我那个时候还拿不出来太多的现金，但我又很想入股。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合资概念：福州公司的资金、王老板的餐馆和我对澳洲市场的开发经验。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三方坐下来一共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要点一直围绕在我的智力入股。我希望占公司20%的股份，但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我在澳洲两年多的市场开发经验入股。
对这份工作，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因为我很喜欢搞市场开拓。市场开拓对于我来说，像是一种特殊的境界，一切未知的事物，都需要你亲自去描绘和争取，我感觉到天地之广，可以任我随心所欲去闯荡。
我知道，这是磨炼我的最好机会。而且我一定会成功。
我的这种好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是在进入一个非常有潜力，而且很多澳洲人还不太看好、或者说他们根本还不了解的中国留学市场。我相信这个留学市场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澳洲的华人一般来自四个地区，分成四类：最早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的广东和福建，香港与东南亚诸国，他们有些从美国过来，有些直接从香港或东南亚过来，他们多在澳洲经商，做老板，或者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生活比较富裕，其主要语言是广东话，是唐人街的主宰；紧接着的便是七十年代后期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本来应该被划为前一类，因为他们也大多经商，富有，而且也讲广东话，但是他们的财产大多在越南被洗劫一空，剩下的一点点财产也都换成金条交给船主买命出逃了，最后辗转反侧来到澳洲时已经要靠政府养活了，不过这些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所以很快溶入香港和东南亚移民当中，成了唐人街的中坚；第三拨是台湾新移民，台湾新移民和前面两拨最明显的不同点是不讲广东话，而且也很少经商，台湾新移民多是在美国念了书后移民澳洲的，就是说，他们多为专业人士，而且和唐人街的关系不大密切；最后一拨就是1989年前后进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
一个月之后，我又见到了维多利亚州的州长，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当时州长JoanKirner正在我住的这个区考察，我认识的一个州议员便极力推荐我去见州长，和她沟通沟通，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于是，我就应邀出席了州长的欢迎晚宴。
我其实是一边做着LV商学院国际部经理，一边在寻找着机会。我一直在做的是澳中贸易及贸易咨询，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还不能算是很成功。那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第一桶金的事。所有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第一桶金是最难挣的；而有了第一桶金，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我之所以选择中医作为我的商业王国的第一块砖，最大的原因是我多年来在商场上滚爬所形成的“边缘价值观”。第一，我要选择“边缘机会”；第二，我要为我的“边缘机会”找出“边缘价值”。我为在澳洲开中医诊所所寻找的“边缘价值”有以下三点：（1）市场——西方社会正日益对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感兴趣，而中医作为一种自然疗法正好与这愈演愈烈的生存倾向相吻合，因此它极有可能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实事；（2）特色——中医是中国特有的传统项目，它的实用价值已经经过了上千年的考验，所以，其能否被西方社会所接受完全取决于如何推广；（3）人才——澳洲境内有着大批来自中国的优秀中医人才，而且他们正处于健旺的年龄状态，并等待着施展才能。
说干就干，这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我的决断力的一种体现。
我的市场开发计划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多角度的。
首先是公共场所的演示。在墨尔本的大型超市里，我们诊所的中医师在现场提供免费咨询，并且进行现场的按摩诊治。任何人，只要是你的肩膀、颈椎、腰椎，或者跌打损伤等等毛病，我们的中医师都可以在现场进行按摩诊治示范。
我的几个中医师确实非常优秀，他们一点也没有令我和患者失望，就仿佛是妙手回春一样，经过了他们简单但是拿手的按摩，有各种肩膀、颈椎、腰椎毛病的病人，立即就觉得有些缓解了。
我们在现场发放免费的宣传资料和治疗引导手册、诊所名片等，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另外，我们还在海边进行了免费按摩表演。墨尔本是一个靠近大海的城市，到了风和日丽的日子，很多澳洲人都喜欢在海边度过轻松愉快的休闲时光。我们就派出我们的中医按摩师，在海边免费演练和诊治。
海边的游客特别多，不一会儿就围上来一大群人，观看我们一丝不苟的诊治。
被诊治的病人在接受了按摩治疗，并觉得确实有效果之后，都会真诚地夸奖我们：中医师的手很神奇，中医确实是魔力无穷啊！然后，他就会面带轻松的表情，开始给围观者讲述按摩时的感觉了。这绝对不是我们给自己找的“托儿”，而是真正的口口相传。
当然，接下来还是发放免费的宣传资料和治疗引导手册、诊所名片等宣传资料。
那天成功的演示之后，我坐在海边的快艇上，心潮起伏，心想，中国人一定得干成一些事，也一定能干成一些事！
澳洲有很多节假日，比如圣诞节，复活节。在这些本该是休息的日子里，恰恰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利用人们休假的时候做重点宣传推广。
很快就是圣诞节了，这是西方人的“春节”，家家户户都十分隆重地庆贺这个节日，要放比较长的假期。我们抓住时机，我与几个中医师还有诊所的秘书，开始沿着诊所附近的街道，每家每户发放我们中医诊所的宣传广告。
在这样的时刻，澳洲人都在屋子里团聚着，其乐融融的样子我都可以从窗户里看见，可是我们却要给他们发放宣传品，拓展我的中医诊所的事业，那种感慨，现在想起来，既苦涩也甜蜜呢。
在发放诊所的资料上，我有详细的计划。我大概圈定了我们诊所附近八万户的可能的目标客户，进行资料投放，每家一册。开始是三个月重新发一次，后来效果好了，就改成六个月发一次。开始是自己发，后来雇佣了当地专门送报纸和各种邮件的人，帮助我们发送诊所的宣传资料。
我们在诊所设了反馈信息表，新病人都要填写，了解病人的来源，开展有针对性地市场开发工作。通过信息表的分析后知道，10%其他病人推荐，30%每家散发的广告，30%地区报纸广告，20%各种俱乐部推荐，10%其他医生的推荐。
我在资金周转并不算灵活的情况下，每周拿出超过2000澳元进行市场推广宣传，每周派发的推广宣传资料数以万计，至于报纸广告，我在墨尔本大小几十家英文报纸上都有广告，想不看都不行！
澳洲人喜欢体育运动。玩体育的，难免有伤痛。澳洲有专门的体育伤痛诊所，生意很是兴隆。我们注意诊所自然也要分一份羹。中医对治疗软组织损伤也是很有效的，这一点，中国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中医的独特的膏药、理疗和按摩，都是非常管用的。
由此可见中医的神奇了吧！
我照例在报纸上先刊登广告，招聘经验中医师。可能是我们的第一家中医诊所搞得成功的缘故吧，这次应征的中医师非常多，我们只有两个中医师的职位，可是却有300个中医师前来应聘，好像中国的中医师都来澳洲了似的！有这么多的中医师，把我都吓了一跳！当然，这也坚定了我拓展中医事业的决心。你看，在澳洲有这么多中医资源，我准备开３０个中医诊所的梦想，不是很容易实现的吗！
我在一个偶然情况下，认识了John，一位在澳洲非常有影响的国会议员的儿子。在我的鼓动下，他加入了我的中医市场开发行列。John除了了是国会议员的儿子外，他自己也是很多澳洲专业协会的成员，社交面非常广。我希望通过他，把我的中医理念迅速地在澳洲主流社会推开。
在John的帮助下，我们诊所的宣传资料很快便在澳洲残废人协会、心脑病协会、哮喘病协会、癌症协会等各种专业疾病医护协会推广开来；接着，又迅速进入了澳洲橄榄球球协会、网球协会等专业体育协会，成为了他们可能的服务帮手。
此外，我们还在一些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地方，如医院、超市等地方放置免费资料。
我深深地懂得营销推广和宣传策划的重要性。在信息社会里，你必须用你的信息流来覆盖别人的信息流，通过各种可能的合法手段，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把你手里的好东西推销出去。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新的观念是，好货还要不断地吆喝，让别人都知道你这里有好货，甚至还可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些国际知名的名牌产品都是这样营销的。
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你更是要随时表现出自信。那种东方人特有的谦逊放在心底就可以了，要是天天挂在脸上，人家就真的认为你不行了。
在澳洲，超过２０人的私人公司就已经不小了，差不多可以算一个中型企业了。为了扩大影响，我仿照西方连锁店方式进行管理；当然，也给它们起了相同的名字——澳中中医中心。
此外，我还创办了一家杂志——《新移民》。
四月份，我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办一份叫做《新移民》的杂志。
在澳洲办一份杂志或者报纸是迟早的事，在中国我就领教了拥有一家传媒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不过，我本来没想这么早就办，两家中医诊所足够我忙的了，何况还要读硕士呢。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后悔，做生意总是会有竞争对手的。你的本事应该是在竞争中成长，而不是想方设法地阻碍竞争——其实你也做不到。几年以后，当我发现澳洲主流社区的中医市场已经无法被我垄断，已经形成春秋战国的局面时，我就急流勇退了。那时，中医事业已经为我在澳洲的第一个五年里成功赚得第一桶金——第一个一百万（澳元），而与此同时，我又发现了更能充分发挥我的优势的事业——地产。在接下来的第二个五年内，我又在地产界频频得手，最后成功收购在墨尔本市中心区的一座被成为“霍克大楼”的商业楼宇（现在是我的澳中集团总部），成为我的澳洲梦的第二个里程碑。
比如，现在很多中医诊所实际上已经以中成药为主了，可是我们坚持以中草药为主，中成药为辅。你道为什么吗？因为澳洲人看着药锅和里面的中草药时，觉得十分新奇，越发能加深古老的中医文化的神秘感。
澳洲梦第三部分 22 现代管理理念经营古老中医诊所(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地开发出一种熬草药的药锅，和中草药一起卖给患者。这种黑乎乎的陶制药锅，从外表看很不起眼，似乎很质朴，但是十分神秘。
瞧，我们在卖药的时候，一并又卖了一个药锅。
当病人家里有了一个药锅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也是中医治病的一个活广告！每当生病时，看到这个神秘的药锅后，就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诊所。
澳洲的医生工会就是诸行业工会中势力最强大者之一。要说澳洲的医生工会势力有多强大，更是让我们这些海外来人泄气。澳洲医生工会规定，只有在澳洲完成大学本科的医学学士才有资格在澳洲做医生——这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在中国完成的医学学士学位，即使是你在澳洲又念了医学研究生，甚至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也是没有资格在澳洲做医生的；澳洲医生工会还规定，如果你是在某些英联邦国家（比如，英国，南非……）完成的大学本科医学学士，可以自动成为澳洲医生；除上述两条之外的任何持有海外医学学位的人，甚至是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医生，统统被冠以“海外医生”称号，所有海外医生，如果想成为澳洲执业医生，必须要通过澳洲医生工会安排的“资格考试”，再经审批，方可在澳洲行医。问题是，这个所谓的“资格考试”题目非常之难，能够通过的只是几千分之一！
曾经写信咨询澳洲联邦卫生部长和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长（我留有该咨询信件的底本）{非常重要}
首先，在澳洲遇到法律诉讼时千万不要怕，一定要沉着冷静，要想各种办法。当时有很多朋友都劝我把诊所关了算了，可我就要打这个官司。在困难面前，心态很重要，如果你的大脑总是被恐惧感所占领，那么能做的就是逃避，挣扎，拖延。这无益于事件的解决，灾难依旧。面对灾难，要学会冷静，以平和心态，分析并找到问题的关键，建立自信并取解决问题。
另外，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澳洲是一个公平的法律社会，律师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司法调节活动，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任何人、任何权势都奈何你不得，这和那些法律不健全的非法治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遇到这类事情时的心态也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定要沉着应对，不要惊慌，而是自信地去面对，直到找到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材料，让那些真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去讲话，就可以打赢官司了。
危机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具有勇气，智慧，能力的时候，退一下就全军覆灭，坚持努力一下危机有时就过了。有时候，危机也使一种机会，当你能转危为安的同时，还有可能创造新的机会。事实上，我和维州警察局不打不成交，10年后，我陪同维州警察局副局长访问了中国。
有时候，真的是“退后一步天地宽”，必要的时候就是要妥协，因为妥协是达成合作的基础；相反，意气用事可能会很痛快，但那却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害双方的利益。
重要的是，既然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应该各让一步，双方满意。
我的诊所一般使用的都是澳洲人做会计，这是从维护本企业的经济利益出发的。我们严格按照会计制度做事，从不做假帐，收入支出都是一目了然，帐目是非常清晰的，这样大家都有信赖感，对诊所的未来也有信心。
这件“哗变”事件令我看到了职称合作的重要性。
为了增强合作，也为了加深友谊，我在年底成立了一个“澳中中医中心经理联席会议”。我们定期组织活动，开会，交流，互相提高，共享信息资源。和快，三个诊所就犹如我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生意兴隆。
年底的时候，我在给中国国务院国侨办主任写新移民工作建议书的时候，提了很多如何做海外华人华商华侨的工作的建议：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切实地关心和注意到新移民的崛起，因为这批新移民对中国，比任何一个时期的海外华侨的感情都要深，联系都要紧密，关注都要迫切。我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世界各地的新移民、新华人，是中国一个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心、支持这一群体。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在政治上支持这个群体，在经济上扶持这个群体，在科技上与这个群体合作，这样才会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好地为中国的繁荣出力。
做生意就是这样，当别人一窝蜂地干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行当已经快饱和了，需要另辟蹊径了。
当我把目光投向地产投资的时候，就考虑逐步从中医诊所撤退，真正的撤退是从1998年开始的。
我寻找地产项目的条件很苛刻：第一，地要大；第二，位置要好；第三，价钱要好。
墨尔本市中心不是很大，具体的划分，一般以环城有轨电车线路为界，刚好围起一块长16000米，宽800米的长方形，面积约128万平方米。这块区域又被每隔200米一条横街，每隔200米一条竖街而分割成四八三十二个方块。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墨尔本市中心有五条横街，九条竖街，每条横街或每条竖街之间都是等距的，大约为200米。
好，“霍克大楼”的位置在哪里？横向上看，它刚好在环城有轨电车的线路上，竖向上看，刚好在墨尔本的中心轴，也就是第五条竖街上。
再换一个角度描述，“霍克大楼”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的对面是墨尔本最大的购物中心，它的侧面，在地下，是中央火车站。
房主是个犹太老头，住在墨尔本最昂贵的富人区Toorak，高门深院，我估计那块地足至少有2000平方米！绿树中隐约可见一幢大房子的尖屋顶。铁门自动拉开，我和地产代理把车子开进去，弯弯的路，穿过几棵棕榈树，又绕过一个喷水池，才来到住宅前。那是一幢又高又大的老式洋房，有些地方只有一层，有些地方却又是两层，建得非常考究。
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已经在门口等候，为我们拉开门。
进去之后，光线就暗了下来，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挂在墙上的巨幅油画，和客厅里摆着的几件古花瓶。在幽暗的光影中，勉强可以看见陷在沙发中的一个十分瘦小的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只雪茄，脸背着光，看不清他的脸。他的儿子倒是生得十分高大，规规矩矩地站在他的身边，象是随时等着父亲的吩咐。这样的景象，简直太像黑帮片《教父》中的某个镜头了。
我说，我有一个方案，我先付你100万现金，作为首付款；然后，正式成交时我的银行贷款就到位了，是300万；这样，还有150万的缺口，算是我借你的，我保证在两年之内还清，至于利息吗，我们按黑市贷款利息算……
犹太父子立刻同意了。
这是个双嬴方案；我在钱不够的情况下买到了房子；而他们，则相当于是在卖了房子的同时又做了一笔高利贷生意。
我反正也是要借款，只是多付2%的利息。
我就这样成功买下了澳洲总工会大楼！
为什么没有租客？不是地段问题，更不是什么风水问题。依我看啊，是那个犹太人年纪太大，没时间管理，又不肯花钱修房子，更新设备，搞得整个大楼破破烂烂的，谁来啊？
就是说，我还得花钱搞装修！
钱呢？我再去想办法。
很快，我就找到钱，并立刻改造了内部老化的设施：
一，花20万澳元换了全部地毯；
二，花了8万澳元改造了电梯；
三，花了30万澳元维修了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
四，还重新粉刷了墙壁……
马上就有租客了。一年之后，出租率已经达到了100％了。事实上，由于楼的位置好，八年来，出租率一直非常好，给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
第四件，抓住三个形象好声誉也好的公司租户。
第一个租户是Brouns家具店。原来承租底层的联邦信息中心搬走后，我花了些钱，把底层改成商业楼层，然后让这家家具店搬进来。这是一家很出名的家具店，这样，不论外观还是影响，这幢大楼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二个租户是联邦银行。联邦银行是澳洲四大银行之一，是这个楼的老租户，我努力说服他们续约。留住联邦银行很重要，因为银行愿意租用的大楼一定是形象、资金、管理信誉都很好的物业。他们从1996年一直租到了2005年，2005年开始南朝鲜的餐馆入住该物业。
第三个租户是一个健身保健与自然疗法学院。象这种商业大楼，租户的租约最少都要一年，为了吸引他们进来，我允许他们只签半年，然后看情况续约。刚开始生意不大好，连租金都不能及时交，要拖上一、两个月。半年后，他们还想续约，我不但把他们留下来了，而且主动给他们减租金10％。结果新的租约一签就是九年。后来，我每年慢慢往上加租金，每次加4－5％。后来，澳洲教育发展很快，他们的生意也好了，学校也扩大了，现在租我们3000平方米的空间，而且一直租到现在。
大楼的租户稳定了，一年200万澳元的收入也就稳定了。从1996年到1999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大楼从500万澳元升到今天的3000万澳元。有人说是我机会好，有人说是上帝在帮我，我认为是我心中小马达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我的个性及心态比较好，同时也是某种力量在保佑着我。我希望在今后能更多的回馈社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在大连见到了民望很好的薄熙来市长，2004年他就上调中央出任商务部长了。我亲眼目睹、亲身体验到了这个外表潇洒、内心深沉的一市之长的工作效率。比如说，代表团中的一个美籍华商有一个项目要谈，薄熙来立即叫主管副市长带着相关的一些局长，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还到华商的宾馆客房里现场办公，并立即决策。这样的效率和魄力，真的是具有现代风格的。
与人合作时，如果中间数是10，我会给人11，而不是给9，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我合作。
在接连买了几个商业大楼之后，我又准备进入民用住宅市场。
商业用楼和民用住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市场，做法也不同。民用住宅市场有两种做法：
一，是买已经造好的旧房子，过几年升值后再卖掉；
二，是买空地或者是相当于空地的地（比如原有房子很烂，必须推倒重建；或者是原本是一个房子的地可以建多个房子），然后兴建一批新房。
我做第二种——买地建房子。
第一种的缺点是：一是规模小（每个房子一般是几十万），二是回报慢（总要等上三、五年才能大幅升值）。
从单一的房地产投资到房地产开发是一个飞跃，这对于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是边学边干，做得很顺手，很快就找到感觉了，也敢下大单了。我胆子一大，就一下子买了半条街的地！
那么，什么样的居民区算是好地段呢？这里有很多因素。我把它们按重要程度在这里例出来，你就可以做综合考虑了。
一，有水景的地一定好，如果靠水，甚至有私人码头那就更是好上加好了；
二，没有水景有别的景色也好，比如靠近公园（澳洲的公园和中国的概念不一样，就是一大块打理得齐齐整整的绿地），或者可以远眺市中心高高低低的楼群；
三，一定要离开市中心一段距离，但不要太远，但是有水景的区域除外；
四，不要在高速公路、火车站、工厂、学校、购物中心、医院、高压线、监狱、垃圾处理站的边上；
五，但也不要离开高速公路、火车站、学校、购物中心和医院太远（比如10分钟）；
六，最好是一条极少有车路过的安静的街。
符合上述条件的地皮一定在郊区。
此外，我还在墨尔本东南区的Bearmous、Hight和Frankston等几个靠海的地方一口气买进六块地皮。我在前面说过，任何地方，只要能够看见大海，铁定都会赚钱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为什么我“一口气买进六块地皮”都在“墨尔本东南区”呢？
我在本书的开篇曾这样介绍过：这是一座海滨城市，整个城市沿弧形的海湾向两面伸展，形成一弯下弦月的样子。墨尔本市中心就建在靠水的“弦”上比较偏上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落脚地Elwood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右下方（也就是东南方）5公里处，也是在靠水的“弦”上。
我把墨尔本比作“下弦月”是非常准确的。
墨尔本藏在一个海湾里。从地图上看，这个海湾呈n形。墨尔本市中心就深藏在n字的最上方。按说，墨尔本应该延着n的两条“腿”向下发展，可是由于地貌的原因，她只发展了一条“腿”──就是n字右边的那条“腿”。现在想象一下吧，是不是一弯“下弦月”的样子？
为什么墨尔本只发展了东南方向的一条“腿”呢？因为东南有山，地势高。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墨尔本的区域。
第一，墨尔本没有南，南面是海；
第二，由于地貌的原因，墨尔本没有朝西南发展；
第三，墨尔本的东南区，有山，又临水，是墨尔本的好区；
第四，墨尔本的西面和北面，是内陆区，没有山也没有水，是稍差的区。
所以，我买东南区。
澳洲人一般一生要换4－5次房子，刚结婚时买一个小房，生了小孩子后，换稍大一点的。等小孩长大一些后，换更大的。小孩成年离家后，换小一点的。退休后，就换更小的。年龄再大一些，就要卖掉房子住进养老院。
房地产开发的利润是由3个1/3组成：
毛地转成为开发项目用地，占了利润的1/3
建筑商的建筑利润占取了利润的1/3
开发商赚取了利润的1/3
因此，建成一般买开发用地时，最好买没有批准的开发的地，这样你可以赚取利润的2/3。如果你买下的土地已获批准开发花园洋房的土地，你仅可以赚利润的1/3。
一般澳洲的销售商所赚取的利润，在中国房地产销售商看来很没有意思，只有％或者2％的样子。那你一定会问我，我作为开发商，赚取的利润在多少？我告诉你，一般澳洲的居住房屋项目，开发商的利润在15％到20％的样子。你又失望了是吗？要我说，这已经很可观了。在一个各方面法律都特别齐备的国度，是很难通过暴利来发财致富的，现在干什么事情还能够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呢？
我在地产上的投资分成长线、中线和短线三种。长线就是那些商业大楼，买了放在那里，等着升值。长线可以赚大钱，但是需要大量资金。中线和短线资金回笼快，保证资金流不会中断，或者资金严重短缺。但是要做很多事情，也会有许多麻烦。所以我是长中短三结合。
由于我在房地产各个项目上的四面开花，一些银行和金融贷款公司，可以说是追着我要给我贷款。我很兴奋，这说明我的信誉好，说明我获得了金融机构的信任，这一点又成为了我做大、做强的关键。
我开始筹划澳中集团公司在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我确定了澳中集团公司的三个重点发展领域：
第一个重点发展领域是房地产事业，其战略是，以澳洲为主，逐步向中国发展。
我这些年在澳洲的房地产事业的投资回报很好，算是比较成功；但是，我还不能轻易在中国进行房地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因为国内的法律环境、经济政策都还在完善之中。但是，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我未来几年投资的重点。我要利用我在澳洲房地产的优势，把立足点放在澳洲与中国市场的结合上，以及充分发挥澳洲和中国建立的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优势，在澳中两国之间开展项目互换和资本投入。
在具体的投资方向上，我要在投资商业楼宇的同时，大力投资开发住宅楼，因为民用住宅是每个家庭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着很大的空间，而且不像商业楼宇那样容易受到经济气候的影响，而且回报快。所以，我要在发展投资商业楼宇的同时，进军住宅开发，并且迅速扩大开发规模。
在商业楼宇方面，以投资为主；在住宅花园洋房方面，以开发为主。这里还有个比例问题，要短期、中期、长期的项目相互结合，把现金流动链条建好，这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实际操作层面的房地产投资，我还要举办一个软性的“澳中房地产论坛”，邀请澳洲和中国国内与房地产业有关的顶尖地产商，以及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来从事澳中两国中上层级别的专业交流，同时促进澳中集团本身的发展。我希望借助这个论坛，可以发现新的机会，例如找到可以在澳洲和中国互换的项目，以及联合某个财团，在澳洲和中国一起投资地产业等。
关于澳中两地联合投资地产项目问题，这里有一个“互换地产项目”的故事。
这是今年年初的事儿。有一天，一个中国的房地产商人找到了我，希望和我合作，在澳洲联合投资一个我的地产项目。我听了以后便跟他开了个条件——我也希望能够和他们的公司一起，在中国投资一个他们的地产项目。
这是一个好主意，可以双赢。想想看，双方各自进入对方熟悉的地区，资金互补，项目互换，怎么能不嬴呢？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因为这家中国企业的内部意见不一致，实际上就是我刚好介入了这个大公司的内部矛盾——董事长干的事情，党委书记一定反对。一个好的计划就这样付之东流了。
时机错过了，双方都觉得可惜。经验是，在中国投资房地产，一定要谨慎从事。
我的第二个重点发展领域是教育培训事业。
我的教育培训事业原来是以澳洲为主的，现在在整体布局上做了些调整：以中国山东为基地，发展教育培训事业，建立了澳中商业和英语学校；以澳洲墨尔本为基地，发展教育输出。
我的教育培训项目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办理来澳洲留学手续，前后已经办了数千名中国留学生来澳洲留学。留学黑中介公司很多，经常暴露出来一些丑闻。可是我们澳中集团所属的澳中移民教育中心在这方面一直有着不错的声誉。我们首先承诺，办不成全额退款，我们保证质量，学生来后，我们会提供一条龙服务，从中学开始，对他们求学，住房，找工作，提供免费的建议，遇到特殊困难提供援手，还帮助许多人拿到了澳洲的绿卡（永久居留）。直到大学毕业的全部过程中提供免费服务。这个项目目前仍旧很好。
澳洲梦第四部分 38 新世纪的新战略(2)
我的第三个重点发展领域是《澳洲侨报》。
这份报纸自从问世以来，发展势头一直很稳定，我决心在未来的日子里，把这份报纸办得更好。我要调整报纸的结构，转变经营模式。
在澳洲办报纸，一般主要靠广告收入生存。但报纸都要上市零售，通过零售把报纸推向读者，也顺便赚回印刷费。这是澳洲的中文报纸的主要经营模式。
我要改变这种经营模式。我的理念是：报纸既是新闻纸，也是广告纸。那么，两者孰重孰轻？我强调以广告为主，强调报纸是广告纸这样的概念。于是，与之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报纸全部赠送，不要读者一分钱。这样，我们的《澳洲侨报》就有可能成为在墨尔本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一旦我们的报纸成为墨尔本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首先，我们的广告客户就会多起来；其次，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扮演澳中文化桥梁作用，以及更好地为本地华人服务。
实事证明我的理念是正确的。很快，《澳中侨报》就成了本地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澳大利亚因为生活条件好，容易养懒人。但是，我的公司里没有懒人，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和我的公司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但是，要把企业的规模做大，我需要的人才至少应该是现有的两倍乃至三倍。
可以说，我每天都在挖掘人才。
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
我提出，澳中集团要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澳中集团的文化是什么？归纳起来，只有两个字：创新！
我希望我们澳中集团注重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给他们以最大的发展空间和想象空间，为公司服务，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希望我们澳中集团应该提倡创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忠诚与企业的原则；我希望我们澳中集团的文化应该促成这样一种局面，它犹如一条流动的河，将符合澳中文化的人才迅速地吸引进来，让他们能够在我们澳中集团的环境里尽快地成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
仿佛是转眼之间，网络时代就扑面而来了。
网络是一种很好的信息流动的工具，它改变了我们过去的时空观念，也改变了我们快速获得信息的渠道和媒介。我很重视网络对澳中集团可能带来的影响。经过了实验和评估，我发现，网络虽然不一定能迅速提高业务量，但是，网络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人们可以凭借网络来了解我们澳中集团公司的情况。所以，我建立了四个网站：一个是澳中集团的主网站，主要介绍我们公司方方面面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澳中房地产协会网站，这个网站是用于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关于房地产业各个方面信息交流的网站；第三个网站是澳中旅行社的21世纪旅行网站，这个网站主要介绍旅游信息；最后一个网站就是《澳洲侨报》的网站了。
我想，成功的关键是一定要有个坚定的信念。虽然信念本身并不值钱，但是你一旦坚持下去，信念就会不断地升值。此外，就是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要想成为亿万富翁，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大脑，使你的大脑成为亿万富翁的大脑。
智能是现代社会致富的关键，仅仅依靠出卖体力，是不可能大富大贵的。
假如命运之神在一处关了门，那么她就会在另一处再打开一扇窗。因此，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困难，甚至失败时，都不要灰心丧气。
困难之后就一定会有顺利，一件事不成功，另外一件事就很有可能会成功了。
我梦想在未来的50年内，在世界发达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的财富要超越犹太人。
一部好的自传，应该是一部给人以启迪的个人奋斗史；一部好的自传，还应该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反应一个时代的变迁；一部好的自传，最好还能象一部精采的小说那样耐读。
这是金凯平在动手写这部书之前为自己写下的“约法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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