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调查》

自序

吴理财

本书汇集了我最近5年对中国农民文化生活的调查研究成果。早在13年前，我就跟随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辛秋水研究员从事农村文化贫困问题的研究，文化贫困问题之所以引起辛老师的高度关注，缘起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贫困农村的经验调查和蹲点扶贫的实践体验，他认为，这些农村贫困并不仅仅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经济、技术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地区社会文化的贫困。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些地区没有或不存在文化，只是他们的文化是一种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贫困文化”。因此，改变这些农村的贫困面貌，首要的任务是改造他们的“贫困文化”，为此辛老师提出：改造贫困文化必须从“人”开始，因为人是文化的主体；而改造“人”的关键是开启民智，提高人的素质。这就是辛老师的“以文扶贫、扶智扶人”的思想。辛老师不是那种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他并不满足于这个思想的获得，他要把自己的思想理念变成实践的东西，于是他主动向安徽省委书记请缨到最贫困的大别山区农村进行“文化扶贫”的实验。在实践中，他不但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文化扶贫理论，还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文化扶贫实践模式。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最早从贫困的视角从辛老师那里触及农民文化问题。后来，我们对辛老师的文化扶贫理论及实践进行了初步总结，出版了《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一书[1]。

从贫困的视角关注农民文化问题，其落脚点主要在经济发展或农民致富上。与这一视角不同的是，我最近几年对农民文化生活问题的关注，则主要源于当下农村正在经历的急剧社会变革，以及这种激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作为一名普通农民的儿子，以及作为一名农村研究的学者，我无时无刻不切身经历并体验着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其中最令我不安或冲击我灵魂的变化是农村社区的“解体”。所谓农村社区，就是农民日常生活的范畴，在这一范畴里农民过着一种守望相助、邻里互惠的道德生活。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2]。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中度过的，那个时候的农村不但人情味浓，而且充满着生气，尽管人们的经济生活很艰苦，但从来似乎没有人怀疑自己所处身的那个农村社会是可鄙的。然而，再对比当下的农村，却给我们呈现另外一幅图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被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所取代，即便是父子兄弟也可能因为一点利益之争而变成路人，农村孝道衰落，年老多病的农民被子女遗弃、孤独自杀屡有所闻，农民的道德生活趋于瓦解。农村社区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农民之间的劳动关系变成了即时性的金钱交易。社区内人际关系的金钱化，既从根本上削弱了传统的农村社区认同，也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农村社区自身。与此同时，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社会在日益“空心化”的同时也失去了往昔的生气；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愈来愈瞧不起自己的家乡农村，他们不但被城市虚华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诱惑或迷恋，同时也产生了对自己原有文化的自卑感而羞于回归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这些变化在近十年内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普遍。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解构性转型十字路口，未来将向何处去，新农村究竟如何建设，这些都是农村研究者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当然是“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这样的新农村，最关键的是重建文明健康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在公共文化生活中逐渐培育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生长出新的公民社会。

最近5年，我们对农民的文化生活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透过这些调查，可以比较直观地把握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状况。一方面展现了农民文化生活的贫乏的总体面貌，对其原因进行了初步的解析；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审视和反思，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性决策咨询意见。这些调查研究成果体现了“数据说明概念、事实产生结论”[3]的特点。本书只是汇集了这些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对其中的核心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通过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尤其是农民文化生活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肯定需要各个学科背景的学人的通力合作。我们诚挚地期待着跟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开展研究，为建设文明祥和的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本书中的农民不仅包括在乡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且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些调查不仅直接涉及农民的文化生活问题，也涉及由于农民流动带来的留守儿童等农村基础教育方面的问题。只有把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放置在人口急剧流动、社会急剧转型的激变时代背景下解读，才能真正认识这些问题之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