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和区域、群体性差异研究
——基于20省80县（区）的问卷调查*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中心）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20省80（区）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当前城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趋个体化，但这并不表示人们没有公共文化需求，只是当前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过于匮乏；在不同区域之间，人们的文化需求基本趋同，而在城乡之间，人们的文化需求与日常文化生活则显示较大差异性，尤其是城市社区群众跟村落社区群众之间的差异性更加显著；社会群体由于不同的身份表征在文化生活和文化需求上而有所差异。为此，本报告建议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向城乡社区基层下沉，着力加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改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在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的同时，也要根据城乡居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以及城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不同需要以及社会群体的分化，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别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关键词：文化需求调查  公共文化服务  差异性比较
 
一、调查的缘起及基本情况
 
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我国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直接目的，富有效能的公共文化服务必须首先跟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有效衔接。这就要求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之前，首先必须要了解人民群众有哪些基本文化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把握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有哪些基本特点、存在哪些区域和群体性差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并改善公共文化服务。
为了了解当前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情况，课题组在2013年暑期委托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湖北文理学院、湖南工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的学生在自己家乡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1313份，其中有效问卷1244份，涉及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上海、福建、河北、湖北、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山西、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四川、新疆、云南等20个省80多个县（市、区）。其中，东部地区样本数为80份（占6.43%），中部地区样本数为1071份（占86.09%），西部地区样本数为49份（占3.94%），以及在火车上受访的样本44份（占3.54%）[①]。
这次受访对象覆盖工人、农民（包括农民工）、干部职工等不同职业群体；平均年龄为35.86岁，以中青年为主（20～49岁之间的占77.04%）；平均月收入2971.40元，但收入结构总体趋向分散，月收入不足500元和超过5000元的分别占15.59%和8.12%，中下收入者居多，因此本次调查的数据基本上体现了普通群众的文化需求、态度和观点。
本文主要以此次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在对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和公共文化服务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建议。
二、当前文化需求的基本状况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侧重于城乡人民群众在社区层面的文化需求的分析，因为社区是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共同体，只有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才可能跟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相融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②]、便捷性，从而改善它的服务效能，并最终有利于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从调查来看，在日常生活中，受访者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有看电视（占比73.49%）、看书看报（68.12%）、玩电脑（60.73%）、玩手机（55.04%）、听广播或听音乐（53.79%）、看戏（文艺演出）或看电影（37.07%）、打球（28.77%）等。而两年前的同类调查显示，人们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视（69.18%）、上网（47.97%）、看书看报（44.30%）、听广播或听音乐（29.37%）、打牌打麻将（27.34%）、打球等体育活动（20.95%）[③]。尽管在两年间人们日常文娱活动的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每项活动的有效比例均有所增长，此外，玩手机迅速增至第4位，成为人们日常的一项主要文娱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如今受访者参与较多的依次是看电视（37.82%）、看书看报（20.34%）、玩手机（13.02%）、玩电脑（10.62%）等个体性文化娱乐活动，而打球、跳舞等群体性活动分别只有3.84%、2.50%的受访者比较经常参与。无论是从受访者的日常性文化娱乐活动情况来看，还是他们参与较多的文化娱乐活动情况来看，当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趋个体化——个体性或私性文化娱乐活动[④]占居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
人们参与文化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消遣娱乐（占64.14%）、学习知识（48.37%）、了解信息（45.52%）和健身（32.74%），满足其个体性文化需求；只有27.20%的人是为了社会交往。
然而，调查同时表明，人们又热切希望参与公共文化生活。66.7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愿意参与集体文化活动，仅4.58%的人明确表达不愿意参与集体文化活动。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目前村庄或社区内的公共性文化活动较为匮乏。37.39%的受访者反映本村或本社区有集体健身活动，25.73%的人反映本村或本社区放过电影，17.67%的人反映本村或本社区举行过文体比赛，15.88%的人反映本村或本社区举办过花灯、舞龙等民间文化活动。此外，还有少量的村庄、社区举行宗族活动、庙会、唱戏、文化科技讲座等群体性、集体性活动。高达26.4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本村或本社区没有集体文化活动。
再从受访者的文化需求来看，他们希望政府在社区（村）里修建的文化设施也基本上都是公共性文化设施，依次是文化广场（52.92%）、社区（村）图书室（41.73%）、文化活动室（31.28%）、运动场（30.37%）、电影院（25.93%）、书店（21.25%）、技术学校（18.35%）、远程教育中心（16.95%）等。尤其是排在需求第一位的文化广场，更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公共空间，可以容纳更多人群，进行大规模群体性或集体性文化活动。
那么，如何解释当前比较普遍的个体化的文化生活与集体化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呢？很显然，人们文化生活趋向个体化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原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个个个体从高度集中的、整齐划一的、无所不包的“总体性社会”中“脱嵌”出来，并且越来越多的个人从家庭、亲属关系、单位或集体、社群（社区）和阶级等结构性藩篱中解脱出来，日益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表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上，使得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萎缩，而个体化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盛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作为一个“类存在物”，人又不能不过一种“类生活”，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人们从一种旧的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的同时，必然又努力去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们的文化生活日趋个体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在旧的文化生活方式衰落的同时）重构一种新的公共文化生活方式，满足其“类生活”的需要。这种新的公共文化生活方式不同于旧的文化生活方式，前者建立在自由个体的社会交往的基础之上，后者是一个集体（或共同体）所固有的，并内在于一个同质的集体（或共同体）成员生活之中；借用腾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概念，前者是“选择意志”的实现，后者是“本质意志”的体现[⑤]；前者是开放的，后者是封闭的。
二、地区间文化需求
下面，根据受访者的地区分布，比较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群众的文化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差异。
从总体上来看，不同地区的受访者日常文娱活动状况大致相似：一是个体式文娱活动占居主导地位，二是日常文娱活动基本结构趋同。
其中，只有个别文娱活动项目占比及排序有所差异。譬如，排在东部地区第二位的日常文娱活动是“玩电脑”（占67.50%）、排在中部地区第二位的日常文娱活动是“看书看报”（占69.76%）、 排在西部地区第二位的日常文娱活动是“看书看报”和“玩电脑”（均占53.06%）。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受访者做祷告、礼拜等宗教活动较多（占6.12%），这跟其特定的民族、宗教信仰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除了“看戏（演出）、看电影”和“去KTV”跟区域分布在统计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二者相关系数r均是-0.057，且P＜0.05）以外，其它日常文娱活动则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
通过进一步的交叉分析，在这些日常文娱活动中，受访者做得最多的活动项目在不同地区之间则显示出较大差异性。在东部地区，受访者做得最多的是“看电视”（占26.92%）、“玩手机”（占25.64%）；在中部地区，受访者做得最多的是“看电视”（占37.45%）、“看书看报”（占22.28%），其次是“玩手机”（占12.55%）、“玩电脑”（占10.67%）；在西部地区，受访者做得最多的是“看电视”（占60.42%）。不同地区受访者日常做得最多的文娱活动的差异性，也通过了卡方检验（χ²=76.591）。也就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群众日常的文娱活动方式基本相同，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个别的文娱活动更加频繁而已。
表面上来看，不同地区受访者参加文娱活动的目的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譬如，排在第二位的目的，东部地区受访者是“了解信息”（占51.25%）、中部地区受访者是“学习知识”（占50.43%）、西部地区受访者是“学习知识”和“交友”（均为40.43%）；排在第三位的目的，东部地区受访者是“学习知识”（占36.25%）、中部地区受访者是“理解信息”（占45.20%）、西部地区受访者是“健身”（占38.30%）。然而，这些目的只有“消遣娱乐”通过了卡方检验（χ²=10.250），说明在统计意义上，只有“消遣娱乐”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再从受访者希望政府供给的文化设施来看，排在前几位都是文化广场、社区图书室、运动场等，但不同地区受访者的具体排序有一定差别。譬如，东部地区受访者希望政府在其社区（村）兴建的文化设施依次是文化广场、图书室、技术学校、电影院、文化活动室、运动场，中部地区受访者依次是文化广场、图书室、文化活动室、运动场、电影院、书店，西部地区受访者依次是文化广场、运动场、电影院、技术学校、图书室、文化活动室。
三、城乡间文化需求
接下来，再比较城乡之间群众的文化生活与文化需求的差异。本次调查，将受访者居住地依次划分为“市中心（城中心、县城）”、“城郊”、“镇上”和“农村”四种类型，它们分别对应于“城市社区”、“城郊社区”、“集镇社区”、“村落社区”。
从受访者日常文娱活动的排序来看，居住在城市社区的群众前五位日常文娱活动依次是看书看报（占78.09%）、看电视（70.27%）、玩电脑（64.72%）、听广播听音乐（54.20%）、玩手机（51.07%）；城郊社区群众前五位日常文娱活动依次是看电视（72.22%）、玩电脑（65.56%）、玩手机（60.56%）、看书看报(57.22%)、听广播听音乐(56.11%)；集镇社区群众前五位日常文娱活动依次是看电视（82.14%）、玩电脑（69.05%）、玩手机（65.48%）、听广播听音乐（59.52%）、看书看报（55.95%）；村落社区群众前五位日常文娱活动依次是看电视（80.44%）、玩手机（58.30%）、看书看报（54.24%）、听广播听音乐（49.45%）、玩电脑（44.28%）。一方面说明城乡不同居住地群众由于社会构成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其日常文娱活动偏好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也显示城乡群众文娱活动方式的逐渐趋同。特别是随着资讯、科技的发展，城乡群众普遍流行玩电脑、玩手机，而且人数日益增多。除了城市社区看电视的受访者略低于看书看报以外，无论是在城郊社区还是在集镇社区、村落社区，看电视仍然是城乡群众日常文娱活动的首选项，其中高达80%以上的村落、集镇社区群众以看电视为主要文娱活动，而且从村落社区到集镇社区再到城郊社区、城市社区，看电视与排在第2位活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分别是22.14%、13.09%、6.66%和-7.82%），呈“剪刀差”状。
从总体上来看，城乡不同居住地群众日常文娱活动有同有异，其中城郊和集镇社区群众日常文娱活动更加相似。
为了便于了解城乡不同居住地群众日常文娱活动的差异状况，分别对城市社区和城郊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城市社区和村落社区、城郊社区和集镇社区、城郊社区和村落社区、集镇社区和村落社区受访者数据进行两两组间卡方检验。
依据卡方检验，城市社区跟村落社区两组数据差异显著，城郊社区跟集镇社区两组数据无显著差异。此外，城市社区跟城郊社区两组数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看书看报、打球等体育活动、玩手机上，城市社区跟集镇社区两组数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看书看报、打球等体育活动、玩手机、看电视上，城郊社区跟村落社区两组数据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玩电脑、看戏（演出）或看电影、跳舞健身、打球等体育活动、去KTV、看电视等方面，集镇社区跟村落社区两组数据的差异体现在玩电脑、跳舞健身、去KTV、看戏（演出）或看电影上。
进一步的交叉分析表明，在这些日常文娱活动中，城乡群众做得最多的活动项目无一例外的是看电视。城市、城郊、集镇、村落社区受访者看电视的占比分别是32.32%、37.04%、42.17%、50.20%，城市社区1/3的受访者做得最多的是看电视，从城市、城郊社区到集镇、村落社区，看电视的占比依序增长，村落社区群众则达到一半以上。然而排在第二、三位做得最多的文娱活动，城乡不同居住地的群众差异较大，城市社区群众依次是看书看报（26.05%）、玩手机和玩电脑（均为13.02%），城郊社区群众依次是玩手机（17.90%）、玩电脑（11.73%），集镇社区群众依次是看书看报（15.66%）、听广播听音乐（13.25%），村落社区群众依次是看书看报（14.23%）、玩手机（11.46%）。城乡之间日常做得最多的文娱活动的差异性，不但通过了卡方检验，而且Pearson卡方值较大，达到104.674。
从受访者参加文娱活动的目的来看，城郊、集镇和村落社区群众几乎相同，他们跟城市社区群众存在较大差异。
进一步的卡方检验也验证了这一观察。城郊社区跟集镇社区、集镇社区跟村落社区两组数据均没有通过卡方检验，说明城郊社区群众跟集镇社区群众以及村落社区群众参加日常文化娱乐活动的目的相同。城市社区跟城郊社区两组数据中的“消遣娱乐”、“了解信息”、“学习知识”均通过了卡方检验（χ²分别是9.613、8.863和14.498），也就是说，除了“健身”、“交友”和“其他”目的相同外，城市社区群众和城郊社区群众的“消遣娱乐”、“了解信息”和“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有差异的。
再从受访者希望政府供给的文化设施来看，排在前几位都是文化广场、社区图书室、运动场等，但城乡不同居住地受访者的具体排序有一定差别。譬如，城市社区受访者希望政府在其社区兴建的文化设施依次是文化广场、图书室、文化活动室、运动场、电影院、书店，城郊社区受访者依次是文化广场、图书室、文化活动室、运动场、电影院、技术学校，集镇社区受访者依次是文化广场、电影院、图书室、技术学校、文化活动室、运动场，村落社区受访者依次是文化广场、图书室、运动场、文化活动室、书店、电影院、技术学校。
通过对城乡不同居住地受访者文化设施需求数据的卡方检验发现：城市社区群众跟城郊社区群众对社区文化设施的需求基本相同（仅技术学校一项显示差异）；除了“文化广场”以外，城郊社区群众跟农村社区群众对文化设施的需求也基本相同；其次是城郊社区群众跟集镇社区群众对文化设施的需求，除了“电影院”、“歌舞厅”以外也基本相同；而城市社区群众跟集镇社区群众对文化设施的需求主要是“技术学校”、“电影院”和“歌舞厅”上的差异；城市社区群众跟村落社区群众对文化设施需求的差异体现在“文化广场”、“文化活动室”、“网吧”和“棋牌室”上；集镇社区群众跟村落社区群众对文化设施需求的差异则较大，例如在“文化广场”、“电影院”、“书店”、“歌舞厅”和“寺庙、教堂”上的差异。
三、群体性文化需求
最后，比较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及其文化生活状况。本文分别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职业、收入等方面刻画群体的基本特征。
通过卡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的群体，其日常文娱活动差异性显著。譬如，男女受访者在看书看报、做祷告礼拜等少数活动上基本相同以外，不同性别的人日常文娱活动差异性明显；不同年龄的人除了做祷告礼拜等少数活动以外，其日常文娱活动差异较大；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除了跳舞健身、做祷告礼拜以外，其日常文娱活动也差异突出；相对而言，不同职业的人仅极少的其它活动以外，其日常文娱活动差异更大。
卡方检验显示，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在玩手机、玩电脑、看戏（演出）或看电影、做祷告礼拜上有明显差异外，其它各项日常文娱活动没有差异；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只是在看电视、看书看报、打球等体育运动上有明显差异外，其它各项日常文娱活动没有差异。
对不同群体参加文娱活动目的的卡方检验表明，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职业的人，他们在消遣娱乐方面的目的差异明显，而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对此则无显著差异。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都有健身的目的，只是不同职业的人在健身上显示差异。在交友目的方面，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人显示差异外，不同性别、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则没有差异。在了解信息方面，不同性别、宗教信仰的人目的相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的人目的不同。在学习知识方面，不同性别、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目的相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人目的不同。
再比较不同群体对社区（村）文化设施的需求。通过卡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人对社区（村）文化设施的需求有较大差异，而不同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对此需求几乎相同。
从需求相对较多的文化设施来看，除了不同性别的人对文化广场的需求有差异外，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职业、收入水平的人对它需求相同；而对于社区图书室，除了不同宗教信仰者对它需求相同外，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的人对它需求均有差异；对于文化活动室，除了不同年龄、职业的人对它需求差异外，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对它需求相同；对于运动场，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的人对它需求差异外，不同年龄、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对它需求相同；对于电影院，除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它需求相同外，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职业的人对它需求均有差异；对于书店，不同性别、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对它需求相同外，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人对它需求有差异；对于技术学校，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的人对它需求有差异，不同年龄、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对它需求相同；对于远程教育中心，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对它需求有差异，不同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对它需求相同。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前述初步分析，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1．从社区层面来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个体性或私性文化娱乐活动目前均占居城乡人民群众日常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趋个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结构的个体化转向，同时又直接表征了当下社区层面的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文化生活的个体化，并不表示人们没有公共文化需求。调查也表明，人们热切希望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只是当前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过于匮乏，不仅向社区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严重不足，而且在社区内开展的各种公共文化活动也十分稀少。
2．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人们的文化需求基本趋同；而在城乡之间，人们的文化需求与日常文化生活则显示较大差异性，尤其是城市社区群众跟村落社区群众之间的差异性更加显著。
3．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的群体，其日常文娱活动差异性显著。相对而言，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和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只是在部分文娱活动上有差异。而在对社区（村）文化设施的需求上，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的人有较大差异，而不同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的人对此需求几乎相同。
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向城乡社区基层下沉，着力加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改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旨在于重构和丰富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生活。
第二，在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的同时，也要根据城乡居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以及城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不同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别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第三，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同时，也要针对社会群体的分化以及他们不同文化需求和生产生活特点，提供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方面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另一方面也要求地方不同层级政府和各种社会性力量在满足不同社会群体文化需求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能动性。

来源：《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8期 作者：吴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