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黑暗中的烛光”普照：推进科普事业的发展

苗德岁

【博主按：这是苗德岁先生最近发表在《 人民日报 》上的一篇文章（ 2014年07月15日 24 版）。苗先生近年为达尔文进化论在国内的传播和普及，甚至是澄清和纠正，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受邀到各地进行演讲，接受采访，讲他所理解的进化论，讲他眼中的达尔文。除了他花费心血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二版外，他还特为少年儿童编写了《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苗德岁著，郭警 绘）。很为他的这些行为所感动。

前些日子他与我分享了这篇新作。这是一篇非常及时、非常有内涵的文章。他把科学、科普和科学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科学家的责任等，阐述得很清楚。“现在的科技人员不仅有义务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分享科学的美妙和研究的乐趣，而且有责任通过科普的方式感谢和回馈纳税人的支持、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激发民众的科学思维、警示民众对伪科学与反科学的识别和抵制、为政府的公共事务决策提供科学咨询等等。”他也提醒我们，“科普这块阵地，科学家们不去占领，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势力就会去占领”。希望专业学者们重视科普，积极参与到科普活动中来，让“黑暗中的烛光”普照！

特此感谢苗先生的分享。】

已故美国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爱德华·萨根在其成名作《宇宙》一书中写道：“地球上没有其他物种在做科学研究。迄今为止这完全是人类的发明，这是大脑皮层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只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它奏效。它并不完美，它会被滥用，它只是一种工具，但目前它是我们所持有的最好工具——自我纠正、不断发展、用于一切。”因此，在发达国家，多数人对科学技术均持肯定的态度，公众期待从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中获益。譬如，一旦一些消费品被声称为“经过科学检验”或“被科学证实”的话，人们对其信心便会增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争论，略见一斑。

科学的兴起，结束了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如果说科学是“黑暗中的烛光”的话，那么科普就是让“烛光”普照天下的不二法门。事实上，在科学发展初期，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达尔文的演（进）化论，都不是仅供象牙塔里的科学家们“把玩”的，而是为大众所广泛关注的话题。《物种起源》是写给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人看的，尽管它涵盖了博物学、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行为科学等诸多领域的繁杂内容，却写得深入浅出。故该书通俗但不流于肤浅、生动而不失严谨、语出平凡却又不失科学正典之庄重。赫胥黎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位科普大师，他曾以“粉笔的由来”为题，给英国的煤矿工人们讲述白垩的形成、煤系地层以及英国的地层古生物学。近一个世纪前，英国达西·汤普森爵士的名著《生长与形态》问世，一直被誉为科学与文学结晶的光辉典范。爱因斯坦曾用生动有力的例子，来解释其相对论中一些颇难理解的概念，更为大家传为美谈。诺奖得主、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曾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不能向酒吧的侍应生解释清楚的理论，都不算是好理论。”在中国，从鲁迅开始及至竺可桢、华罗庚、杨钟健、高士其、叶永烈等先生，都对科普工作做出过重大贡献。

自二战以来，科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分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许多科技新知，不仅大众难以及时了解，甚至于连专业之外的科研人员也不可能全面关注和深入了解，这就提高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随着政府加大对科技事业的经费投入，科普工作又有了新的社会责任和功能。换言之，现在的科技人员不仅有义务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分享科学的美妙和研究的乐趣，而且有责任通过科普的方式感谢和回馈纳税人的支持、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激发民众的科学思维、警示民众对伪科学与反科学的识别和抵制、为政府的公共事务决策提供科学咨询等等。最著名的一例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立即引起了人们对农药污染环境的极大重视，十年后美国全面禁止将DDT用于农业，这种科普无疑是拯救环境、造福人类的一个典范。另一方面，科研人员通过科普活动中的著述、演讲、为科普影视做咨询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合法的经济收益，而像萨根、霍金、古尔德（《熊猫的拇指》作者）、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作者）这些科普大腕们的科普收益，更是十分丰厚可观，这种激励机制造成了发达国家科普事业的欣欣向荣和良性循环。

反观中国的情形，并不乐观。在“科教兴国”的口号下，尽管科学事业有了巨大和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科研人员的鼓励办法，使中国迅速变成了科技论文大国；然而，科普事业却成了这只木桶上的短板。首先，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不仅得不到鼓励，反而常常会被视为不务正业，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上，科普作品都难登“大雅之堂”；不仅如此，在各种鼓励机制水涨船高的情况下，科普作品的稿酬却依然出奇的低微，造成了科研人员不太热心科普事业的现状。尽管尚有一些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在不懈努力，并时有佳作问世，但总的说来，原创科普佳作远少于译介作品；而翻译稿酬更低，难以吸引高水平的译者，因此市面上有不少低劣的科普译作。相比大陆，台湾的情况更好一些，有不少质量较高的译作。希望有关方面对这一差距予以深思，并推出新规、繁荣科普，若果如此，则是中国民众之大幸，更是求知若渴的青少年读者们之大幸。

科普这块阵地，科学家们不去占领，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势力就会去占领。例如，在美国，神创论与演化论之间的斗争，从未偃旗息鼓。我新近翻译了《物种起源》第二版并编著了这本书的少儿彩绘版，在回国举办讲座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尽管中国是民众接受进化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人们对进化论的了解却十分肤浅、贫乏甚至存在很多误解。而充斥于各种出版物以及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的“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却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实际上是背离达尔文思想精髓的。凡此种种都说明，要想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使科学事业的发展具备肥沃的土壤，必须高度重视科普工作，积极鼓励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创作。毕竟，科研人员才是科普事业的主力军。

不久前，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了一个三集系列的科普节目，制作精良、收视率很高。节目的名字叫《来自鱼儿的你》，是根据同名的科普畅销书制作的。该书的作者是我的同行——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院长尼尔·舒宾教授，该书以及这套电视节目通过对人体胚胎发育、残迹器官、解剖等特征与鱼类的比较，加上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证据，生动地讲述了从鱼到人的演化历史，并借此普及了演化论的基础知识，十分精彩。我边看边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科普作品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其意义恐怕比有那么一两位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还要深远！中国一流的科学家中能涌现出像舒宾这样的科普作家，应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

不过，我也欣喜地看到，像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主编）以及北京大学饶毅教授这样一些科研领域的学者，业已开始身体力行地推进科普事业的发展。“小荷才露尖尖角”，期盼满湖映日红。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积极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加入这项了不起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