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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老师讨论:我国的生命科学研究与管理体制
(王德华整理)
金老师针对我的博文:“为什么我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这么大?”,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尽管我并不认为存在不同,我文章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也没有详细论述任何一个方面,只是关注了我国当下“追踪、模仿”的me-too 式研究占了主流这个问题)。金老师认为:“生物学研究落后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国家基金的评审环节,即评审中的劣币驱良币大势(而不是个别现象)”,结果产生了生命科学界的两类采矿人:“ 1)装备过于劣质(的真)矿产学家;2)装备精良的假矿产学家。(金老师文章:差距来自评审——也谈我国生物科学的相对落后)
借机与金老师进行了交流。感谢他能这么耐心贡献他的智慧和思想。简单整理一下,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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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请教金老师:
当今中国的生物学研究,从仪器设备到化学试剂,到移液枪,电子天平,100%洋货。
(另外)花费巨额钱财,做出的成果,再花钱发表在洋文期刊上。国内读者读,还需要再花钱买回来。
金老师怎么看?
(可以)设想,(国际上)想掐死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只是一个按钮的力气。
金老师,您又怎么看?
金:
首先,英文是科学的普通话,英文期刊与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有关,与经营国的自然属性没有必然联系。比如,德国的应用化学是化学界影响最大的研究论文期刊。在期刊的语种上不必纠结。
着眼国家层面,单纯讲生物学研究不如统讲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医药技术,覆盖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事实上,在国家间的科学和技术竟争中,这三者,即科学的高下与技术的高下,历来齐头并进。特别是当代,全球在对海量的论文和极其有限的真知和技术反思,所以我们考虑问题不该把生物学研究单独抽出来。
合在一起看,一个国家可能得到的投入产出比便不再狭隘,产业技术和民众的健康生活都将成为广义回报。当然能否得到这些回报仍然归结到制度问题上。制度使得我们各个部门和领域的负责人不以做好本质工作为必须,科技评审人员自然上行下效。
引伸一步,一个社会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稳定必然形成特殊利益阶层绑架国家政策的局面,上述问题一定积重难返。阻断特殊利益阶层形成气候的做法现在看来只有两个:1)若干年一度的民主选举;2)若干年一次的毛式运动。
王: 谢谢金老师。
您似乎还没有回答我的请教:
"当今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从仪器设备到化学试剂,到移液枪,电子天平,100%洋货。您不担心吗?我们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能用了吗?
很滑稽的是,既然经我们手的什么东西都不可信了,那我们的实验结果就可信了吗?论文就可信了吗?”
金:
其实我已将答案置于其中了:我们不可局限于一个领域。通俗地说,如果我们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能够一针见血地发现其发达国家同行在研究中和技术开发中的重要缺陷,通过思索找出更加完美和巧妙的方法,那么,即使每个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在现阶段都用国外的仪器取得了更好的成果,我们何愁不在仪器和试剂上对发达国家同行竟而胜之?
中国的问题是:我们有“一针见血地发现其发达国家同行在研究中和技术开发中的重要缺陷,通过思索找出更加完美和巧妙的方法”的人们,只是在现行制度下,他们出不了头。
建议王老师读一下贾伟的那篇中途岛海战,再看我对明治维新的总结:回想一下文化相近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吧?
明治维新的步伐是:
1)推翻幕府,建立明治内阁;
2)建立现代大学体系;
3)建立地方政府选举体系;
4)建立国会。
四件事用了十年时间,其后才大力发展现代工业,不到20年后成为列强之一。
王:再谢。
日本的经验可以学,但做不到。到了日本,你就会发现日本人很敬业,大众有较好的素质。
怎么解决“船大难掉头”的问题呢?
金:
敬业,中国人也曾经有过,日本人也曾经没有过。不错,日本的“道”文化曾给日本带来兴盛,但也带来灾难。政治的进步才是王道。明治维新最大的启迪是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除了日本外,卢泰愚个人一夜之间由恶棍向英雄的华丽转身开启了韩国向现代社会的和平转变,这一事件也很有意义。
顺便交代一句,我在日本生活了六年,曾经还被阿倍晋三当时领导的自民党青年支部劝说入党(他们不知我是外国人),我当然拒了。
中国民众在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下仍然孜孜劳作,创造着经济奇迹,不能说中国人多,不好领导。事实上,中国民众对管理层多次寄予厚望,普遍怀有支持和配合的态度:1950年代,1978~1985年,2003年。。。导致民众一次次失望的原因不是船大不好掉头,事实上我们多次掉头,问题出在掉头时未选准方向。不信?请回顾一下198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洋洋三大版,未对公平竞争和经济法规置一言。如此,怎能不出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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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3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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