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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学领域的耕耘者和播种人— 孙儒泳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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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的导师孙儒泳先生的83岁生日。衷心祝愿我的老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前些日子，应《生命世界》的约请，抄写了一篇介绍孙先生的文章，据说最近刊出了。今天贴出此文的初稿，作为对老师生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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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学领域的耕耘者和播种人
—记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孙儒泳院士
（王德华）
孙儒泳院士，生于1927年6月12日，浙江省宁波市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后，曾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曾兼任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态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理科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1977年参加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1983年任国家编制《1986—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生态学组长，1988年参加我国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现状与对策的调研工作，1991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写《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曾任《生态学报》和《兽类学报》副主编，美国《生理动物学》(Physiological Zoology)编委等职。1991年7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孙先生的儿童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和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受家庭的影响，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学习。1940年9月，他考入了县私立三一中学。但入学不久，日本731部队于10月27日向宁波闹市区投下了细菌炸弹，鼠疫突然爆发，短短十几天死了100多人，5000平方米疫区内137间房屋被忍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的 “鼠疫场”，整个宁波城哭声连天。这件事对年幼的他刺激极大。后来，他考取了在沦陷中创办的宁波高中师范学校，在读高中师范的时候，有三门课对他的影响最大：生物、音乐和体育。生物老师对课程教得扎实、讲解深入浅出，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这些都对他后来从事生物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孙先生今天见了乐谱就能演唱、打开钢琴就能弹奏自己喜爱的中外名曲的音乐素养也是得益于当年音乐老师的训练。
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1947年在他考大学的时候，无奈放弃了自己酷爱的音乐，而报考了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免费的北平师范大学（今日的北京师范大学）。由于自己当时的兴趣，选择了生物系。也就是这种选择，使他走向了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科学之路。孙先生曾回忆说，大学期间生物系有三位教授对他的事业影响最大，令他终生难忘。第一位是读大二时教《无脊椎动物学》的张宗炳教授。张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授课一直用英语。为了能跟上张教授的讲课，孙先生买来张教授采用的原版动物学教材，课前课后都夜以继日地猛读。通过半年的疯狂努力，不但跟上了课程，也养成了自己终生爱读英文版专业书籍的习惯。以后他在学习俄语、日语、和德语时，都是如法炮制，都收到了很好地效果。第二位是大三时教《比较解剖学》的郭毓彬教授，也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也用原版教材。第三位是大四时教《动物生理学》的汪堃仁教授，汪先生也是从美国回到新中国来的。两位教授授课时层层设疑，启发学生思索，再层层解惑，给他后来的专业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自己的努力，几年后一跃成为班上的尖子生，并提前半年被生物系破格留用担任助教工作。在这期间，逐渐奠定了他以后专攻动物学的专业思想，后来在赴留学苏联时他毅然选择了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
1953年，由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和自己在北师大两年多助教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当时刚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被北师大生物系推荐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深造。在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师从前苏联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时任系主任的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教授。孙先生攻读的是副博士学位，工作是以莫斯科省南北相隔110公里的两个地区的两种田鼠为实验对象，平行地测定其在五个温度下的个体耗氧量。同样的实验在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中进行重复。为了证明结论的可信性，第二年他又在四个季节里进行了一次重复，也就是说二年中同样的实验做了八次。他每个季节都要到野外工作一个月，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捕捉田鼠和调查莫斯科郊外的田鼠数量，然后回校进行一个多月的实验。然后再去野外工作，再回实验室进行测定，这种重复劳动是异常繁重和艰辛的。先生说那段时间莫大生物系师生都知道有一个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去野外捕田鼠、话语不多高个子的中国留学生。莫斯科冬季冰天雪地，气温常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下，他还要在二三尺深的雪地里挖雪洞、放鼠笼。夏天稍微好一点，但烈日也会把人晒得头昏目眩，汗流浃背；一旦遇上雷雨，更是无处藏身，这时他只好迎着雷雨跑步以防着凉。每一天里都要对鼠笼检查三四次，以保证不让被困笼中的田鼠晒死、饿昏或冻死。把捕获到的活鼠带回学校实验室后，要反复进行实验测定，收集和记录得到的数据，同时他还要亲自饲喂动物、清洗养鼠笼具。就这样他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努力工作了两年，终于积累了成千上万个宝贵数据。经过对自己论文的严格修改和认真准备，于1958年9月举行了论文答辩，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四十多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听了他的答辩，最后全票通过了他的学位论文《棕背鼠平和普通田鼠某些生理生态特征的地理变异》为优秀论文。
留学期间使他最难忘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来到莫斯科大学看望留学生和实习生，给他们讲了那段后来广为流传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还有一件是两次的野外考察，一次是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鼠疫研究所进行科研考察，另一次考察是考察高鼻羚羊在里海西北部的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分布和数量，这些经历为他回国后参加自然疫源地的调查和啮齿动物的种群生态学研究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当时的特殊的政治形势，1965年下半年孙先生被下派到山西武乡县涌泉公社白沟村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第二年回到北京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形势下，当时只有39岁的他也被勒令不准离开学校，不准跟随革命群众外出串联。后来，生物系根据军宣队指示办起了土霉素工厂，孙先生被分配去工厂劳动。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利用各种机会自己学习了日语，后来又在教育系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德语，这样先生已经掌握了四门外语。为了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他主动恳求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领导，准许他参加他们的灭鼠拔源工作。在得到批准后，从1973年开始，他连续四年跟随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到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其间吃住都在老乡家，生活异常艰苦，当然辛苦换来的收获是增长知识，生活得也算是充实。在这四年里，他每年有大半年在边疆和野外度过，给孩子们的感觉是一年到头老是出差。但经过那几年对鼠疫的调查研究，他对我国的鼠类宿主首次进行了生境分布、季节消长、垂直分布和繁殖生态等种群生态学研究，基本掌握了鼠疫的流行规律和防治对策，并且对东北、华北各地的鼠类生态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1977年，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市民吃鱼难问题，提出了一个“工厂化养鱼”的想法，要求中科院和首都高校攻关解决。已经50岁的孙先生接受了由北京市水产局主持的研究课题。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联合取得的“机械化养鱼综合技术研究”成果获得了1983年北京科技二等奖，另外一项关于罗非鱼代谢规律的研究也获得了1980年的科学技术成果四等奖。
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学位制度。那一年，孙先生被定职为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开始了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孙先生经常鼓励学生一定要敢于超过老师，他认为导师的作用只是指导和引路，能不能成为一名好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研究生自己的努力。作为研究生，理应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要超过导师，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有发展和创新。他自己也从没有放松学习，改革开放后，当他出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感觉到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还需要提高，在1984年已经不年轻的他毅然报名上了英语学习班，主攻英语听说关。
孙先生主要从事动物生理生态学和种群生态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这些领域的先驱者和奠基人。60年代在国家自然科学规划资助下逐渐开展了我国农业鼠类的能量代谢和水代谢研究，阐明了动物的能量代谢特征与栖息生境的适应关系，并对能量代谢测定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7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从阐明我国鼠类的生理生态特征的种间差异、种内的季节变化、年龄变异、地理变异等方面, 向生理生态特征和能量生态控制的机理方面深入发展，并逐渐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水生动物生理生态学、动物的行为学、保护生物学和生态系统管理等研究领域，为我们国家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孙先生任教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开设了《动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实验》、《动物生理生态学》、《脊椎动物学》和《生物统计》等课程。他费尽心血编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1987年出版后，被台湾《中国时报》组织的专家评选推荐为大陆十本重要著作书之一，1992年分别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这本教材到2001年已经再版三次，目前累计出版5万册。他参与主编的《基础生态学》自2002年7月出版以来, 也已出版达7.2万册。参与主编的《普通生态学》自1993年出版以来, 印数也已达10万册。他负责的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课程在2005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他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有16部，其中生态学教材7部，翻译国外优秀生态学教材7部。即使在近80的高龄时，还主持翻译了国外的先进生态学教材《生态学》（第五版，Robert E. Ricklefs著，2001）。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参与翻译的国际学术名著《理论生态学》（1980）和《生态学基础》（1981）等，曾经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生态学工作者。
自中国生态学会成立起，先生对中国生态学的普及工作就没有停止过，他曾参与组织培训班15次，为青少年举办夏令营和知识竞赛6次。1987年被推选为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由于先生自己的辛勤努力和突出的学术成绩，于1993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那年他66岁。
孙先生说生态学是他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他的生命。他说他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从个人素质特点来说，他说他最大本事就是屁股坐得住，做事情认真不偷懒。他认为他的优势就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去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在研究上，一旦确定课题方向后，就要一步步按程序去做，半年不行，就一年；一年不行，就二年。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干任何事情都要讲持之以恒。现在的人们都很浮躁，恨不得马上做出成绩来，出不了成绩就立即转向，这样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的。他说科学研究其实并不难，就两条：一是研究方向须正确，二是要耐得住寂寞。
孙先生先后培养硕士生12名、博士生21名，博士后4名，进修教师、访问学者等多名。在孙先生80寿辰的时候，我代表我们弟子们向先生祝贺词时说道，孙先生对我国生态学的贡献是被写在中国生态学发展历史上的。他在生态科学领域辛勤耕耘50多年，刻苦奋进，严谨求索，为我国生态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贡献是奠基性的。孙先生的功绩，我们作为学生无须刻意颂扬，他学高身正的大师风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早已有口皆碑。这些年来，我们真真体验了先生的人格魅力，他德艺双馨，淡薄名利，胸怀若谷，谦虚好学，一生耕耘。他真的是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生态学事业。
孙先生的同乡好友和合作伙伴王祖望先生在为《动物生态学研究进展－庆祝孙儒泳院士80寿辰纪念文集》（2007，高教出版社）写的序言中，对孙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品进行了很好地概述，他写道：“他犹如一位不知疲倦的农夫，在生态学领域内，几十年如一日，耕耘、播种、收获，周而复始。他热爱教育、热爱科研，将这一崇高的事业视为自已生命的归宿。除去十年浩劫外，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多种形式的讲坛上度过的，大学里的授课讲台和实验室里，研究现场（森林、草原、高寒草甸、湖泊、水库、河流等）的“大讲台”上，都留下了他的踪迹。他以一生的精力履行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崇高职责。同时，他又是一位不耻下问、虔诚的学者，深信“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的道理。所以，他既是一位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又是一位善于向行家里手，甚至向自己的学生学习的谦谦学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他如海绵般不断吸取养分，再反哺给他众多的弟子。他热爱他的每一位学子，对他们既是严师，又是慈祥的长者，他不仅教授学识，更注重学生的品格。他对学生很少厉言疾色，更多的是以自身的言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的众多弟子以在他的门下而引以为荣，他也常常以弟子的成就而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为了鼓励和支持青年学者投身生命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推动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前几年孙先生捐赠50万元，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生命科学青年学者奖励基金》。今天他的学生们在继续着他的事业，在扩大着他的事业。我想先生心里应该是满意的。作为学生，没有比向自己的老师汇报自己的工作成绩更好的礼物了；作为老师，也没有比看到自己学生的成长更为高兴的事情了。孙先生在我国为我们栽了两棵树，一棵是动物生态学这棵科学树，一棵是人才树，我们衷心希望这两棵树在我国逐渐健康成长壮大起来。
（特别说明：本文的许多内容主要参考自《北京师范大学校刊》刊登的“孙儒泳先生自述”，在此致谢。）
（50年代苏联留学时与莫斯科大学马莫托夫教授在一起）
（照片来自网络，特此说明和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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