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海出版社马千里先生传来我微报道《刘盼遂敎授講“永乐大典”》（《师大教学》1961.3.18）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08月22日发布，第35128篇

                    （一）

有缘千里微信热。昨天下午4：47辽海出版社的马千里先生和我建立了微信，获悉他和刘盼遂嫡孙刘小堽开设了一个公众号“刘盼遂研究”

，他整理过刘盼遂文集，编过刘盼遂年谱，还“读过您早年在《光明日报》所发《永乐大典的讲座》，关于刘盼遂先生的”。当时我很纳闷，不假思索地回复“我没在光明日报发过那样的文章，我是搞世界现代史的，归历史系。”于是有了以下的有趣对话：

【马】打扰您了。[图片]

当时师大中文系可能还有和您同姓名的，所以我弄错了。抱歉抱歉。

【黄】能告诉具体日期，黄安年在国内极少重名，我国台湾有个同名的但年幼我近二十岁，学医。《光明日报》年月日版？

【马】[图片]《光明日报》是1961年3月21日，内容同这个一样。我发的图是《师大教学》。

经马先生这么一说，我意识到刚才有点失礼，因为1961年3月时间点说明那时我正在校部科研部工作。我回复道：

“这就对了，1961年我在北师大党委科研部工作，当时党委和校行政一套班子，科研部负责人是钟敬文先生和党委常委方铭（胡乔木妹妹），当时为贯彻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精神发揮老专家作用，故有此报道，当时让我执笔，但我并未留意光明日报报导，时间久了也就忘了，谢谢你们提醒。”

【马】原来如此。

                           （二）

  这里需要说说，我写微报道《刘盼遂敎授講“永乐大典”》的学术背景。我写于2021年10月的《我印象中的方铭同志》一文中对此有所叙述（载胡晓林编《路-纪念我的父亲母亲》下册第157-176页，2022年出版）

  我1954-195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留系在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任教。1959年秋后不久学校党委决定充实党委科研部，调来自第一线的被认为“又红又专尖子”的年轻教师。党委科研部和教务处科研科当时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科研部长和主管科研的副教务长就是方铭同志，科研科长负责理科的是来自物理系的方福康同志（1985-1989任学校党委书记、1989-1995校长），调我任副科长负责文科。当时还从中文系调入童庆炳（新世纪为学校文科资深教授）、许令仪。科研部成立一个支部，由方福康、童庆炳、我三人组成支委会，负责日常的组织生活等活动。从这时起我就在方铭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废寝忘食地工作并快乐着，其中主要是61-64这四年。

1961年由中宣部周扬同志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是“十七年”时期,在总结1958年教育大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高校文科贯彻年初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校60条规定的具体体现，迄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也证明了贯彻这次会议的方向、思路和方法是正确的，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采取了修订专业教学培养计划，制定参考阅读书目，编写全国文科统一教材等措施，主张贯彻“三基”“四性”，三基即基本知识、基本训练、基本工具（能力）。四性即科学性、思想性、系统性、量力性。

“为响应1961年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方铭同志带我们到文科教育以及中文、历史、政教等系走访了大量有代表性的老中青和党内外教师，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反右、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运动在北师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党外专家的紧张关系，注意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这些专家包括教育系邱椿、瞿菊农、毛礼锐、陈景盘、邵鹤亭、邰爽秋、朱智贤、卢乐山等；中文系钟敬文、黄药眠、刘盼遂、肖璋、陆宗达、李长之、俞敏、启功等；政教系陶大镛、马特等；历史系赵光贤、何兹全、朱庆永等；外语系李庭芗等。她通过工作还为不少老教师重上学术和教学第一线铺平了道路。例如鼓励钟敬文、毛礼锐等老教授在学报上发表文章并带研究生，组织老中青教师开设教育学专题讲座、介绍卢乐山先生幼儿教育教学的经验、宣传中文系刘盼遂先生参加的学术专题讲座、政教系请贺麟等哲学家介绍不同学术观点，组织白寿彝、萧璋、郭预衡、人重、黎虎等教师介绍教学经验做法等等，这些在当时鼓励并发挥了老中青教师的积极性。”

   其中就专门提及了“宣传中文系刘盼遂先生参加的学术专题讲座”

                            （三）

  我在1968-1981年间住北师大小红楼一门3三号（时四家合住）,曾将1954-1975年间的日记本搁置在室外阁楼深处，以后不知去向，极为遗憾），对于此段时期个人活动复盘难度加大，时间久了，也就印象模糊了。所幸有心人能查到当年3月18日《师大教学》版面的报道；当年3月18日《光明日报》第二版第二行下方版面的而报道，马千里先生先后向我传来了电子版和文字实录，实在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

 1961年3月18日《师大教学》版

刘盼遂敎授講“永乐大典”

師大教學/1961-03-18/ 第1版面/頭版 /作者：黃安年

3月10日，中文系刘盼遂敎授給古典文学敎研組靑年敎师、研究生、進修生作了关于“永乐大典”介紹專題講座。

刘先生根据自己的考証对“永乐大典”作了詳細的題解式說明，然后介紹了“永乐大典”成書过程，講了关于“永乐大典”的基本知識，并講了这部書的散失过程，帝國主义焚毁掠夺“永乐大典”的情况及党对“永乐大典”的高度重視，和進行收集整理重新出版的情况。在报告时，刘先生还帶來自己珍藏的“永乐大典”排印本、影印本、日本影印本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供大家傳閱。

（黃安年）

 1961年3月18日《师大教学》版

1961年3月21日《光明日报》第二版第二行下方处

《光明日报》放大版

63年前的1961年3月18日《师大教学》版面突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那一天，文科师生纪念大会上，我们请年轻的法国史专家刘宗绪作学术报道《巴黎公社的原则史永恒的》，并且准备发表在第一期学报上（见武静寰报道）。资深教授刘盼遂先生的讲授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记得许多师生直接向在场的我，也向中文系常务副主任刘漠同志和中文系总支书记陈灿同志、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究主任郭预衡教授反映，希望今后多多举办这类活动。

附：

刘盼遂　　刘盼遂（1896~1966），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名铭志，字盼遂，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芦集乡（曾隶属于河南息县）刘套楼村人。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曾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员。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考试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哲。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20年代末，刘盼遂先生曾与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尚严、傅振伦等组织“学文”学社。1946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经学、小学、 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造诣精深。尤精于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曾出版《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等著作，对古音分部和段王学的整理与研究，远迈前贤，达到新的领域。他还善于将小学的学问运用于笺释、校勘、辨伪、辑佚、考古等方面，著有《论衡集解》，此书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笺》等著作，以及《穆天子传古文考》、《嫦娥考》等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人们研读、征引的重要根据。 　　在三十年代李唐族源的争论上，刘盼遂先生曾发表《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为蕃姓考》、《李唐为蕃姓续考》、《李唐为蕃姓三考》等，力主 “李唐为蕃姓”之说。这些文章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众多文献中有关史料证明其 “李唐为蕃姓”之立论。其立论之依据前后共达17条，读者不得不为其扎实的史料功夫称叹。 　　他还曾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曾任河南通志馆编纂，参与编写了《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著有《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著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徵》、《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 　　刘盼遂先生做学问可以用“朴”字概括，朴实无华，而又博大深邃，可谓继承了乃师王国维的风格。而他做人也可以一个“朴”字概括，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动，也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他在清华的老同学谢国祯也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些活动，而刘先生则讲了句很有趣味的话：“谢多情，刘寡欲！”颇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但刘盼遂也不是不懂情趣的人，春秋假日，他常带学生野外郊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却在1966年8月下旬被红卫兵揪斗致死。对于刘盼遂先生的死，谢国桢先生写有一篇《记清华四同学》，谈到刘盼遂之死时，他说：“六六年秋……余于八月二十一日晨，访君（按：指刘盼遂）于其保安寺寓庐，时夜雨初过，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荷叶迎风，花红映日……而余家中……蕙兰，含苞待放，清香扑鼻，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酌以清酒，君饱餐而归。当时余有句云：‘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葩；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门外即天涯。’孰知竟成谶语。八月二十三日余受冲击，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过君保安寺之旧居，则见夕阳在墙，板扉洞开，出入无人。犹闻笛声，《广陵散》自此遂绝，无异读潘岳之《怀旧赋》也。”可谓字字含情，句句孕泪，悲愤之情含而不露，读之令人心酸。 　　斯人已逝，但无可否认，刘盼遂作为近现代少有的古典文献学家，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另外，刘先生还是一位藏书家，其丰富的藏书也是一份珍贵遗产。刘先生在文革被打死的时候，家中的丰富藏书被洗劫一空。康生听说刘先生死了，立即派戚本禹到先生家里去抄家，实际上是去挑书。刘先生所藏的几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图书全部被挑走。文革后，这些书有一部分还了回来，放到了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其中一部宋版的《十三经注疏》被国家图书馆拿走占有，只给了刘先生的儿子5000元了事。不过2002年6月，刘先生那一批二千八百余册的藏书，由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转赠给北师大图书馆，实在令人欣慰。 　　更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教授花了20余年，悉心整理出版了《刘盼遂文集》。该文集搜罗到的文章涵盖了刘盼遂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他遍征古代文献，出入语言文字与文学、历史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聂石樵教授在前言中的精辟概括：《文集》体现出刘盼遂在小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目录方面的专心潜研。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而又将其发扬光大，不仅以小学通经，更以小学通史、通一切古籍，从正经、正史到戏曲、小说，乃至敦煌曲词与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的范围之内，反映了民国学人在学术认识上的现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献学在新的时代里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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