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使人快乐。观察两类人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一是研究生。研究生导师应该都有同感：许多研究生入学后就像追债一样追着导师要选题，如果没有追要到，他们很快就会迷茫、困惑、焦灼，苦不堪言。反观那些心里踏实、痛却快乐的研究生，要么是正在被激动人心的科学问题缠绕着，要么是已熬到能独立提出至少可发表过得去论文的科学问题。

这是好理解的。科学研究就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而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前者“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可以说，研究生一旦有了个好问题，相当于老文的父老乡亲进城打工找了个好活儿，接下来只要好好干下去，丰收在望。反之，研究生如果自己提不出问题，向导师又要不到问题，那么跟老文的父老乡亲千里迢迢进了城却找不到活干差不多也是一回事了：空有一身本领没处使不说，还眼看时光在匆匆流逝，而同龄同类人又在不时收获，能不急、不痛苦吗？

二是儿童。相信人人都有同感：人的一生中，童年时期最快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一项关于年龄与幸福度关系的调查研究也显示，人到中年之前，快乐程度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为什么儿童最快乐而随后快乐程度随年龄不断下降？有学者指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特征，不是我们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而是我们天生的提问欲望。哈佛大学儿童心理学家哈里斯（Paul Harris）的研究表明，一个孩子在2-5岁之间会问出4万个问题。正确问题研究所（Right Question Institute）的调查研究发现，孩子们进入学龄后提问次数急剧下降，等到他们上了中学，几乎完全停止发问。可见，人快乐程度的下降伴随着提问次数的下降。儿童爱提问，既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又尽情呈现作为人的真本性，能不快乐吗？

既然提问使人快乐，为什么人读书越多（特别是读到研究生阶段）反而越不爱提问或丧失提问天性了呢？《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The Power of Inquiry to Spark Breakthrough Ideas》（中文版《绝佳提问：探寻改变商业和生活》）一书作者贝格尔（Warren Berger）指出：在学校里，我们的天生爱提问被死记硬背事实和数字以通过没完没了的考试的需求所淹没。哈佛大学教育专家瓦格纳（Tony Wagner）教授说：“当你在学校因为比其他同学知道更多的‘正确答案’而受到鼓励时，我们自然就给学校教育的目标下了定义，让那些持错误答案的人处于不利的地位。的确，在如今高度重视应试的世界里，我们没有给那些与考试无关的问题留出时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慢慢都懂得：要想成功，就必须放弃一些快乐转而经历一次又一次痛苦。悲催的是，正如贝格尔所说，尽管日复一日的死记硬背可能已帮助你取得了好成绩，但失去提问的热情却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种危险到了提出问题“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的读研做研这件事上就更加凸显了。

天体物理学家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将孩子比作科学家，因为孩子会反复思考有关岩石和饲料之类的事情。哈里斯指出，孩子与人类学家也很相似，他们不仅进行实验，还不断向周围的人提出许多问题。儿童心理学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表示，年幼的孩子会以类似于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方式来学习，比如通过探索和实验。他进一步强调，当学生开始接受小学教育时，严谨的教育便接踵而至，这也是孩子们的提问次数开始出现显著下滑的时期。

也就是说，本来人人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但学校教育消灭了受教育者的科学家天性——尽管它也成就了受教育者的其它方面，例如阅读和算术能力。学校教育的目标如果不是培养提出问题的人，而是充满应试观念的解题高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什么？最近听一位学术大牛痛心疾首、“忧国忧民”：国人现在竞相购买国外高精尖设备建高宽阔实验室，竞相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但他们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证明老外说得对。不能出题就只好做题，不能来活就只有干活。不难发现，做题人和干活者永远不如出题人和来活者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必须指出，提问使人快乐并不意味着任何提问都使人快乐。正确而有意义的问题最使人快乐。爱因斯坦有一条广为流传的语录（见《绝佳问题》）：如果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在生活中很重要，那么他会先用 55分钟去确定自己正在解答的这个问题是否正确。老爱的经验告诉我们：确保做正确而重要的事比做事本身重要。

就读研而言，如果打算从科学研究中获得持续持久的快乐，那么重拾爱提问的天性（像孔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个好办法），将更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从容不迫地练就自己提出问题的能力及判断问题正确性和重要性的眼光上，比起一入学就要题目，然后没日没夜开工干要重要得多，尽管后者可能更短平快发表令人一时欣慰的论文。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8年3月9日第2版：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