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归野外的野生动物能否适应野外环境？

当终于到了释放娜塔莉的时候，黄秀德（Siew Te Wong）心中充满了焦虑。娜塔莉是他亲自收留并照顾的第一只熊。在打开笼子让她进入丛林并与她说再见的前后几天里，他都无法入睡。

“这让人非常担心，”黄秀德说，他是婆罗洲太阳熊保护中心的创始人。“这些我们从小时候就开始照顾的熊，它们现在都要独自生活了，我不能再保护它们、帮助它们了。”

就在释放后的3个月，黄秀德的噩梦成真了——他的团队不再从他们放置在娜塔莉身上的卫星追踪项圈接收到信号。他们再也无法知道他们的第一位“收养孩子”是否在现实世界中茁壮成长。

“我们不知道她是否成功了，”上个月报告了他们康复并释放到野外的12只熊的数据的团队成员黄秀德说。“我希望她做到了。”

黄秀德的经历令人心碎，但关于康复动物的任何数据都是不寻常的。这反映了野生动物康复界一个更大的模式——努力暂时照顾每年因与人类冲突、机动车辆或如森林火灾和石油泄漏等灾难而受伤或成为孤儿的数百万野生动物，直到它们准备好被重新释放回野外。

对于许多康复工作者来说，动物的福祉是主要目标——当他们最小化了它的痛苦时，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其他人希望他们的努力能给濒危物种带来提振，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数据，大多数康复者对他们释放回野外的动物所发生的情况了解不多。因此，野生动物康复的保护价值是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

数据的缺乏也使得救助野生动物的小非营利组织难以宣传他们的成功，吸引更多资金，并扩大他们的活动——包括追踪——国际野生动物康复理事会执行董事凯·威廉姆斯（Kai Williams）说。“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威廉姆斯说，“要获得足够的合法性来获得资金，看看什么有效什么无效。”

太阳熊也被称为太阳唇熊或 Helarctos malayanus，是一种栖息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小型哺乳动物。以是世界上最小的熊而闻名，受到森林砍伐和偷猎以供应其肉和身体部位的市场的威胁。据黄秀德说，在西马来西亚，估计只剩下不到500只。

黄秀德的中心主要救助那些母亲被射杀或捕获的孤儿太阳熊幼崽。他的团队将它们抚养健康，一旦它们成熟，就将它们送回森林。该中心由捐款和拨款资助，目前照看着43只熊，并已经释放了12只，包括娜塔莉。

释放熊后，团队使用GPS无线电颈圈追踪它们的行踪，这些颈圈设计使用寿命超过一年，只要熊保持移动就会发送信号。但是，根据上个月在《野生动物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报告，每一只被释放的熊的颈圈在释放后5天至3个月之间都停止了发送信号。黄秀德认为六只死亡，其余六只丢失或损坏了它们的颈圈。娜塔莉的颈圈在她停止传输后不久就在丛林的落叶层中被发现。黄秀德说，这个装置可能是在她学会自己觅食后体重减轻时从她的脖子上滑落的。

收集释放后数据的一个常见障碍是这类意外。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释放了42只孤儿美国黑熊，只有21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保留了它们的颈圈。一项元分析研究部署了3000多个跟踪装置在62种不同的陆地动物身上，发现48%的装置过早失效——其中一半是因为技术故障。

其中一个挑战是野生动物经常生活在崎岖的地形或浓密的森林中，详细描述太阳熊释放后数据的论文的共同作者、阳光海岸大学的野生动物生态学家伊丽莎白·布伦顿（Elizabeth Brunton）说。“你知道，它们爬树，进入圆木，进入空洞，并且四处撞击这些颈圈，”她说。“这确实是试图将这些技术附着在野生动物上的现实的体现。”

成本也是跟踪释放后动物的一个障碍；太阳熊的颈圈每个大约花费2500美元。而且，由于相同的后勤挑战阻碍了收集未经圈养和康复的野生动物数据的尝试，很难比较释放动物与自由生活动物之间的死亡率。

对于存在的少量数据，没有中央存储库。2010年，野生动物康复工作者雷切尔·阿维拉（Rachel Avilla）共同创立了Wild Neighbors数据库项目，该项目提供免费软件，现在有超过1200个康复中心使用该软件来追踪他们所接收动物的医疗信息。但是，她说，“我们的数据库实际上没有设置进行释放后监控的功能。甚至都没有为此设置字段。”

缺乏详细的释放后数据使得康复工作者难以知道哪些治疗和释放技术给动物提供了最好的生存机会，亚当·格罗根（Adam Grogan）说，他在2000年至2023年间为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从事野生动物康复研究和政策工作。

“有很多人根据自己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的信念行事，”格罗根说。“试图说服他们……可能相当困难。”刺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说：一些康复者喂它们猫粮或狗粮，而其他人则喂食专门的刺猬饮食；一些人在冬天喂食这些动物，而其他人则让它们冬眠。

威廉姆斯表示，缺乏标准协议反过来又使得获取资金变得困难，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支付最先进的技术和收集数据的工作人员。“这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使得康复的更广泛影响不确定，据前国际熊研究和管理协会主席约翰·比彻姆（John Beecham）说，他研究了孤儿幼崽的康复和释放。“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方法，很可能永远不会对许多野生动物种群的状况产生太大差异，”比彻姆说。但他说，给幼崽一个在野外度过余生的机会是“正确的事情”。

解决数据匮乏的一种方法是让康复工作者与学术科学家更紧密地合作——就像黄秀德与布伦顿合作撰写太阳熊论文一样。“与大学进行更多合作研究将是前进的道路，”威斯康星州的独立家庭野生动物康复者佩吉·波普（Peggy Popp）说。但她迅速补充说，学术界也需要尊重康复者的轶事证据。

动员更广泛的公众收集释放后数据或报告偶遇康复动物的情况也可能有所帮助。

然而，不幸的是，即使对救援动物回归野外的最佳研究也无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通常没有一个安全、野生的环境供受困物种返回，黄秀德说。“在每一集中，我对熊们最后的祝愿是希望它们再也不要遇到任何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