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适配与文化正义：淮河流域文化感觉结构的长时段生成与当代表征

摘要

当前中国大江大河文化研究长期呈现“重黄河根脉、轻淮河边缘，重长江开放、轻淮域务实”的路径失衡：已有公开研究成果显示，1947-2023年黄河文化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文献已达828篇，仅2015年以来黄河流域文旅融合相关研究的有效文献就达到1710篇；1949年至2025年7月全国长江文化相关研究文献已有2142篇，仅湖北省的相关研究成果就达到593篇，黄河、长江领域的研究已形成相当规模，而淮河流域的文化叙事要么被简化为灾荒史的悲情样本，要么被纳入水利工程史的治理框架，始终未被作为独立的文化单元开展整体性的文化研究考察。本文以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杂糅性”为核心理论工具，打通先秦至当代的长时段脉络，拆解淮河流域精神文化的三层生成逻辑：其一，在数百年黄泛冲击、移民填充、战乱拉锯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区别于黄河神治传统、长江商贸文化的“风险适配型感觉结构”：自1280~1855年的575年中，黄河泛滥受灾年份就有230余年，平均两年多就有一次，受灾范围跨今豫、皖、苏三省的整个淮北平原；1938年国民党为阻止日军决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后，洪水历时近9年肆虐黄淮平原，直接造成89万人死亡，390万人背井离乡，最终形成跨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广袤黄泛区，正是这样持续数百年、间隔密集且灾害强度极高的水患冲击，塑造了黄泛区独特的文化特质。；其二，跨域水治理中的协作共识，并非自发生成的和谐伦理，而是不同历史阶段主导力量通过文化叙事建构的领导权博弈过程；其三，抽象的文化精神通过宣传画、民间戏曲、庄台空间、新媒体短视频四类符号载体完成意义生产。本文进一步直面当代生态转型中的文化正义张力，指出沿淮非遗的消费化消解、蓄洪区发展权的不对等分摊、代际记忆的断裂，是当前淮河文化共同体建设需要回应的核心命题。

关键词：淮河流域；感觉结构；文化领导权；文化杂糅；文化正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文化研究始终围绕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展开：黄河文化被建构为中华文明的“根脉认同”符号，长江文化被塑造为“开放创新”的发展样本；而介于二者之间、流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横跨豫皖苏鲁四省的淮河流域，长期处于被学术叙事边缘化的位置。

梳理既往淮域研究的学术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三重研究偏差：一是工程史叙事主导，相关研究多聚焦从潘季驯“束水攻沙”到当代淮河治理的水利技术沿革，将淮河流域仅仅视为待改造的物理空间对象，忽略其中的人的文化经验；二是灾荒史悲情叙事，以马俊亚、彭安玉等学者为代表，量化梳理了1194年金明昌五年黄河夺淮以来661年黄泛对沿淮社会经济的破坏，将淮域简化为“贫困、流民、灾荒”的悲情符号，未看到灾荒应对中沉淀的积极文化经验；三是省域分割叙事，豫、皖、苏、鲁四省的地方史研究各自为政，将完整一体的淮河流域切割为碎片化的行政研究单元，谭其骧先生早已指出淮域是独立于黄河、长江的南北过渡地理文化板块，但这一地理判断始终未转化为对应的文化研究命题。

本研究的核心学术增量在于，跳出传统史学“文化层累积淀”的静态叙事，以当代文化研究的批判视角，将淮河流域视为一个动态的文化场域：不再将其精神文化美化为统一、和谐的集体遗产，而是直面其中的权力博弈、身份杂糅、符号生产与正义张力，回答一个核心现实问题——自2018年10月淮河生态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多份跨省协同治理、区域合作的硬制度已经逐步落地：国家层面先后推动建立了淮河流域16个省际地市突发水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苏鲁豫皖四省南四湖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联防联控机制、苏鲁两省大运河管理保护协作机制；山东纳入规划范围的临沂、枣庄、济宁、菏泽4市也已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建成鲁苏豫皖交界地区污染联防联控体系；2024年10月，沿淮5省29市(县)还通过第五次市长会商会共商跨区域合作发展，发布联合合作倡议。在此背景下，支撑跨域协作的软文化共识究竟如何生成、又存在哪些内在矛盾。

文化研究中“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概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区别于传统史学所说的静态、凝固、统一的集体心智——雷蒙德·威廉斯强调，感觉结构是代际之间活的、能动的经验传递，既具有历史延续性，也始终存在代际断裂与内部张力，是普通人在日常实践中感知世界、做出选择的隐形文化框架。

淮河流域的风险适配感觉结构，并非从先秦到当代连续不断的层累产物，而是经历了两次文化断裂、两次重组的动态过程：

第一阶段是先秦的原生起源期。沿淮青莲岗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交汇带的先民，面对季风雨季的常态化洪涝、黄淮交替泛滥的不确定性，逐步形成“择高而居、水退而耕、低坝围田”的生存策略。荀子在淮域上游兰陵（今山东临沂兰陵）任官期间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正是这种民间务实心智的学术化表达——区别于黄河流域汉代以来“沉祭河伯、祈佑安澜”的神治传统，淮域从起源阶段就形成了不依赖超自然力量、以实践应对风险的底层心智。

第二阶段是宋元的文化断档期。宋金、宋元长期以淮河为界拉锯对峙，受战乱与黄河改道的叠加影响，沿淮地区人口凋敝：金代沿淮各州人口密度普遍仅为10~20人/平方公里甚至更低，南宋淮南东路人口从北宋崇宁年间的60万户锐减至嘉定年间的12万户，降幅达八成，《宋史》也明确记载战乱后两淮“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确实呈现“十不存一”的局面，先秦时期形成的原生文化传统几乎完全消散，文化记忆出现明显断层。

第三阶段是明清的重组定型期。明初洪武年间，政府为恢复沿淮因元末战乱荒芜的区域，从山西、江西组织大规模移民填充沿淮空旷地带：据《明史》《明太祖实录》以及历史学家葛剑雄考证，仅洪武年间江西就向包含沿淮区域的安徽、江苏、湖北等地移民达210万人，洪武年间凤阳府迁入移民共约48.8万，其中就包含来自山西、江西的移民；叠加1194年黄河固定南泛夺淮的长期冲击，新移民群体在共同的灾害环境下，重新沉淀出适配高风险环境的集体感觉：不再执着追求“一劳永逸的安定”，而是逐渐养成“与水共处、随时调整生产节奏”的生活模式。这种感觉结构，与黄河流域农民“定居守业、依附权威”的心智、长江流域居民“逐利流动、重商开放”的心智形成了清晰的横向差异：现有研究证实，黄河流域作为传统麦作区，种植不需要复杂灌溉协作，形成了鼓励个体发展、更偏向突破创新的文化特质，长江流域作为传统稻作区需要协作供水精耕，形成了重视集体合作的文化特质。而淮河流域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农耕区域之一，人口密度达全国平均的4.2倍，且受黄河南徙夺淮影响，黄河夺淮后较大水灾平均每2.5年就发生一次，长期高频水旱灾害的胁迫，让淮域群体的行为选择始终以“风险最小化”为核心，形成了务实、低调、不尚空谈、重集体协作的行为惯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觉结构并非均质统一的文化遗产：它在代际传递中始终存在断裂——经历过1954年、1991年特大洪水的老年群体，对水患的警惕性早已刻入日常生活肌理；而成长于和平年代的年轻一代，仅能从长辈口述、短视频片段中模糊感知这种记忆，传统适配水患风险的集体心智，正在被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逐步消解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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