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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的地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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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6月6日发表的一篇译自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地震常见问题答疑的报道，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够预报地震吗? 答曰，不能。无论是美国地质调查局还是加州理工学院或者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没有预报过一次大地震。
不出笔者所料，在网易上转载的公众评论中，很多人都对此不屑一顾。一位网友说，“美国不能中国就不能吗？找什么借口”；另一位网友说：“美国是不能预报的!没有这个水平！地震方面中国是老大。完全有能力预报的，只是不敢预报！”。类似这样的表述在上述《南方周末》在网易转载该新闻24小时后的网上留言中比比皆是。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的科学结论是，美国不能中国也不能，这既不是用美国来给中国无法预测出汶川大地震找借口，也不是自贬中国科学界的能力，现实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有国界，但是在地震这样重大的科学问题上，也不会有哪个科学家真的在依据确实的科学证据基础上判断出另外一个国家会发生地震而不会通报给对方。
那么，地震预测何以难呢？地震学家们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地震预报之所以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地球难以进入。现在我们的气象预报依赖的有卫星平台，航空当中有飞机，可以放气象气球，地面上有很多的测站，海里面可以由船测，就是说观测已经是立体化了。因为地球有不可入性，所以我们做不到同样的观测。另一个难点在于经验的不系统，因为人类有确切科学数据的地震记录并不多，一个地震工作者一生中经历扎重大地震的次数也不会很多。还有一点，则是对地球构造运动的理论还不成熟。
看看以上这三点困难，可以说是中外无别的，解决困难的方法也不必要中外有别。比如，地球不可进入这一点，不会因为在中国而变得容易。如果说需要技术和设备进入地壳的话，恐怕美国人领先中国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同样，虽然美国没有中国那样的专门地震局（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功能兼有中国地震局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功能），但是地震台网的密度比中国要密集得多，检测地震波的设备恐怕也不会不如中国灵敏。
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这样的提法，“在西方现代临震预报不可能的科学主义主导下，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不能预报，这成为了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的共识······而在中国，一批地震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等），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
怎么看待这一点呢？首先，如果说我们的中华传统文明为我们在地震预报中提供的是大量的历史纪录，毫无疑问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领先西方的成果，但是这样的成果恐怕不会自动转化成中国在地震预测预报方法上的领先，原因很简单，资料，特别是古代资料是人类共有的，在美国欧洲也有大量读得懂中文的地震地质科学家，包括很多在美国从事相关研究的华裔科学家，他们在处理各国历史地质数据也有非常丰富的成果。这一点毋庸多言。
那么，中国传统文明是否发展出了超越西方的“取象比类”等地震预报方法呢？在得出结论性意见之前，让我们不妨作出如下假设。首先，假设中国古人依靠的是地质观测资料，由于不论今日中国还是今日西方观测手段和技术毫无疑问大大优于古代，所以得出古代超越现代科学的结论恐怕难以成立。
其次，如果我们假设古人依靠的是观察天象或者旱灾规律等进行类比，那么我们则需要问一句，是否有支持这种类比成立的足够证据。上面已经提过，中国古代的资料实际上已经成为全人类科技文明的一部分，假设这些古代资料能在现代科学意义上得出联系足够强的证据，这也可以变成我们今日领先西方的一个科学成就。但是包括中国天文学家和气候学家在内的科学家，并没有认可这种联系。
最后还剩下一点，就是所谓古代人可能有对地震的超常的直觉，也许事实如此，但是我们今天看不到证据，只好放弃这种本来可以皆大欢喜的结论。
也许仍然有论者指出，不是历史上迄今最准确的一次强震临震预报是1975年中国辽宁海城地震吗？但第二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说明，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经验仍缺乏理论依据。虽然我们不必据此否定自己做出的成就，但是海城地震预测的成功，也难以得出我们在方法论上已经独树一帜的结论。
实际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欧洲日本，本来就没有谁的地震预报方法更好，谁超越谁的问题。只要相信并实施现代科学，也就是根据可观测、可检验的证据进行逻辑的推演得出结论，那么几乎可以确定的说，现在我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能提供足够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已经能在确定的时间能做出确定的地震预报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答疑中并没有有些论者指出的悲观末世论的“人类永远不能预报地震”的态度。上述南方周末编译的答疑随后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不知道如何预报，并且也不打算知道。不过，借助科学数据，科学家可以计算出未来将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比如，科学家预测在未来30年内，旧金山湾区发生一次重大地震的概率为67%，而南加利福尼亚的概率是60%。”在笔者看来，许多人说美国人不能预报地震不能成为中国不能预报地震的借口的时候，并没有仔细看后面这些概率推算，在现有科学水平下，给出这样的概率，恐怕已经是把不确定性的事情的确定性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
也正是根据“以可观测、可检验的证据进行逻辑的推演得出结论”这一没有国界的原则，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说，今日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声称做出了地震预报的提法，并没有真正的符合科学地做出预报。比如，有一位地震局退休的研究员，声称发现了地震发生的规律，即“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5年往往是旱区。旱区越大，干旱时间越长，相应的震级越高”的统计规律。
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1-3.5年发生大旱灾但是没有地震的地区比比皆是。即使我们回过头来，看到那些发生地震的地区的确在这个时间发生了旱灾，我们也难以把旱灾和地震两者建立起因果关联。
类似于此的提法还包括“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日期可能与天文因素有关，并提醒６月初两个强天文潮汐值得关注”。我们可以不懂什么叫做强天文潮汐，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推测出，发生强天文潮汐的几率恐怕比强地震次数多得多。
那么，假如我们没有那么多科学知识，该如何判断那些地震预言、预报的真实性呢？如果我们愿意把地震预报作为一个科学问题，还是有很多科学界的惯例来遵循，帮助我们做出判断。这些惯例同样没有国界。下面只是其中的一些供读者参考。
第一，重大信息，特别是突发性事件的重大信息，需要有符合发布该重大信息的相关机构。这一点中外皆如此。如果我们看到重大信息没有来自相关部门，至少我们需要存疑并考虑其原因。
第二，科学是科学，道德是道德，政治是政治。当我们看到那些声称自己预测出地震的人在道德上谴责地震局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必拒斥这些说法，但是也要留心仔细观察。与此类似，我们见到那些谴责“美国人不能预报地震，怎么中国人也不能”的各种说法时，我们也要警惕，认真分辨其中哪些是合理的逻辑推测，这一点不光在地震预测上，在其它的科学领域中也一样。
第三，科学界的基本规范是论文或者正式学术会议的会议报告，这代表着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也许诸如地震这么紧急的事情来不及发表论文，但是至少要看看，作出声明的人是否是经常在权威的、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类似论文。没有一项研究是平白无故冒出来的，作出一项重大预测，即使其预测本身来不及发表，其用来预报的方法也应该是科学界认可的。在这方面，笔者编著的《全球化时代的科学传播》一书，收录了方舟子的“如何识别真假科学新闻”一文，有非常实用的参考价值。发表在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编辑们也不能具有该领域全部知识，而相关专家（审稿人）的认可，才代表着科学界的认可。
第四，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还要看看做出重大声明的人，不论是在学术刊物上还是在博客或者是非正式的网络上（后两种情况更多）发表的论文，是否建立在公认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不懂得这些理论，那至少可以看一看文献索引部分，是否引述了那些他人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笔者看到的一篇描绘“强潮汐周期、地球自转加速度的变化与特大地震的对应关系”的文章，在14个文献索引中，11个是引自作者自己以前撰写的文章，另外3个是通讯社的电稿，这足够说明这样一项“研究”是非主流的，其可靠性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上述工作可能显得比较麻烦，但是为了确保重大信息的精确性，恐怕我们只能付出更多的劳动，这一点，同样没有国界。
（作者单位：科学与发展网络 (SciDev.Net)。该机构是一家来源于英国《自然》杂志的报道发展中国家科技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传播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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