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客员研究员”身份来到日本正好一星期了。到后第二天便去了母校，拿到了研究室的钥匙。给我准备的研究室在接待我的森教授的斜对面，与我呆了十年之久的院生研究室同在一层楼面。研究室里除了原有的空调、电话和书架之外，新配备了电脑和复合扫描打印机。按日本人的习惯，房间了还特地放了一双舒适的拖鞋。虽然房间里的书架没有一本图书，但打开电脑就可以直接连接图书馆网页并可获取电子杂志和图书，所以，不觉得研究室空空如也。

       森教授是一位五十多岁多年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我在学期间一直跟随他做研究并以家庭为单位交往多年，所以，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陌生和客套。不过，森教授还是很郑重地将我带到一楼的事务室，把我介绍给事务员，并称我为“先生”。也许是年龄大了的关系，也许是事务室的人员都换了我不认识的年轻人的关系，我站在十年前以学生身份常常出入的地点，很自然地接受了“先生”这个称呼。 事务员告诉我说，正在为我申请信息中心的教师卡，有了之后可以进入信息中心很多资料阅览区域，并告知11号教授会上 需要我和各位老师见个面。

       那天下午正好是我过去一直出席的“周五研讨会”，所以，按惯例我三点钟准时走进了二楼熟悉的C共同研究室。

       还是那间可以落座20人左右的研究室，似乎座椅都没有更换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讲台换了一个方向，把移动的白板（换成可以自动复印以及清洗的新产品）调到了相反的位置，使得我过去习惯坐着的地方变成了讲演者的位置，而我却坐在了过去主宰这个研究会的最权威的濑冈教授的位置上了。算起来，濑冈教授今年该是七十六、七岁的老人了，元旦大家聚到他家拜年的时候听说老先生正在写博士论文，因为退休后他便到离家不远的高野山佛教大学跟从一位佛学者读了硕士、博士，现在快毕业了。据说研究的是经济学与宗教的关系。

       我读硕士、博士那会儿，濑冈教授是一位“教祖式”的人物。虽然先生是位典型的日本人矮小身材，但炯炯有神的目光和犀利的学术洞察力使得他的形象在当时的“周五研究会”上格外高大，尤其是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热爱影响了不少学生，受益于他严格的要求和认真耐心的指导，“周五研究会”的学生们基本上都有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并找到了教职。 我读博士那会儿，“周五研究会”是一个品牌，搞近代经济学的学生和老师都会来参加，如果要写论文，包括毕业论文，这里是最好的练兵场，也是接受濑冈先生学术审判和指导的地方，所以，一直人气旺盛，形成了“学术家族”的氛围。随着濑冈教授以及和他同期的几位先生的退休，这个“家族”似乎“曲终人散”，各奔东西了。

        带着这样的伤感坐在研究室内，听今天的发言人S教授的发表。这是一位快退休的老教授，我做学生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从近代经济学研究转向经济思想、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有个性的学者，听他发表还是第一次。S教授发表的内容是对凯恩斯理论中IS、LM曲线的再解释，他提出根据条件的不同，这两条曲线的斜率完全可能相特性独立反，即IS为右下倾、LM为右上倾的曲线，并用这些条件解释了为什么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从他巧妙的条件推导过程和对计算结果的解释中果然可以推测S教授当年特立独行的风格和傲气十足的睿智。不过，现在很难“棋逢对手”了。出席者聊聊七个人，且只有森教授和中岛教授对其模型提出技术性改进的意见，其他时间只是S教授一人在唱独角戏。记得当年“周五研究会”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常常为了一个公式的推导不顺利会拖堂拖到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即使到了饭桌上还是会继续讨论至第二个喝酒的地方。看着这样凋零的场面，我在想如果现在濑冈先生坐在这里，场面会像原来那样热烈吗？  听森教授的介绍说，这些年来由于少子化的影响，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加之国立大学大学院扩招，市大的大学院几乎招不到日本学生，所以，出席“周五研究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了，且学生学习的劲头也远不如过去。

        研究会在五点钟准时结束了。我也收拾了东西，独自向熟悉的电车车站走去。校园门口的路边的灌木似乎很久没有修剪了，有些杂乱；过去在这个时间段十分热闹的铁路旁酒店也已经所剩无几，更没有见到以前老师、学生熙熙攘攘拥进拥出的场面。是经济的凋敝带来了学校活动的变化，还是学校活动回到了应有的常态？

        7月11号，我第二次走进市大经济学部的教授会，第一次是十年前出席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由于节电的关系，老师们不再着正装出席，加之这些年来新进的年轻教师代替了许多退休的老教授，整个会场的气氛不再是十年前那样的压抑但有些威严，似乎有些随便和散漫，有些让我想起学院周二下午集中的风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这二十多年的东东西西，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人间社会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