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审美观是传承；西方的审美观是破坏。

自从我们有了纸之后，中国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了什么变化？如不是行家是很难说的清楚的，冷眼看上去大同小异，如出一辙。而西方的绘画在其发展过程中很难找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各个画派、各个主义，似乎没什么关联，更像是一个个节点，将历史串联起来。

是传承好还是破坏好。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整明白。不过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看东西方在审美观上的差异。范曾是画坛大家，也是我们学院的前辈，他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再给我50年，我就是中国的八大（八大山人）。”此言一出，引起热议，归结起来无外乎说，自比八大有点儿狂，有点儿不自量力。狂不狂先不说，即使范曾现在已然成了八大，那历史至少倒退了300多年，何谈发展。如果是一个法国画家说“再给我50年，我就是法国的毕卡索。”那一定会被人笑掉大牙，是笑他没出息。这其间的差异在于，在我们的审美意识中喜欢往后看，在西方的审美意识中则喜欢往前看。我们对自己认为完美的东西极力地去维护、去传承，而西方对自己认为完美的东西则极力地去破坏、去发展。这是从大的审美观上来说。其实，不同的审美观对艺术家的个体创造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大众审美。看看我们近现代画坛出现的一些怪现象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有画虾的大师；有画马的大师；有画驴的大师；还有画鹰的大师，等等。这些大师一旦在某些方面做出成就或画出名声就不会再改变了，或者说不敢改变了。一方面是画家要维护一己之利；另一方面大众也不会接受。想想看，如果徐悲鸿画了一匹卧马人们肯定会提出质疑。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异。还以大家熟知的毕卡索为例。他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就经历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比如蓝色时期、玫瑰色时期，到他开创的立体派影响了全世界的时候他就不再画了，而改去做了雕塑和陶艺，我们的艺术家没有这种勇气。而且，更怪的是徐悲鸿画了马，别人就不再画马了，而改画牛了。因此，才有了驴大师、鹰大师。明眼人可以看出，这种改变只是“画什么”的改变，而不是“怎么画”的改变，也就是说还是一种审美观下的产物。画马的也好、画驴的也好，渐渐地会被奉为神圣，成为我们审美意识中“美好”的东西，再过几百年，也许还会有人站出来说“再给我50年，我就是中国的徐悲鸿。”我们的艺术，或者说我们的审美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沿着一个封闭的轨迹运转，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场力，要想脱离开这个运行的轨迹不容易，当你跨出去的时候，要么被强大的场力吸回来，要么被远远地抛出去。如果能抛的再远点儿，说不定会柳暗花明。人们一定会对北京奥运的那29个大脚印留下深刻印象，那是蔡国强的作品，他远在美国。说是作品，是因为现在的艺术创作早已不单是画布上的画了，现在对画布上的画有了一个统称，叫“架上绘画”。就是在画架上画的画。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现在任何形式、任何行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蔡国强上戏毕业，后到日本，再后来去了美国，他把中国的火药玩儿遍了世界，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装置艺术。说来又是一件怪事，我们虽然固守传统，却又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中山装是我们自己的，可以说是中国服装上的革命，但因为它反传统，所以早就销声匿迹了，倒是西服遍布大街小巷，有人开玩笑说，北京穿西服的人最多的是民工，后来注意了一下，还真是！多是腋下有一个破洞的西服，怪哉！自己变不行，外来的行，此外，出口转内销的也行，蔡国强就是出口转内销，假如脚印的创意是出在本土，说不定早就被哪个领导枪毙了，脚印悬在空中不脚踏实地哪行。再换个角度说，如果蔡国强回来也许就没戏了，陈丹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回国后顶多是又当了一次愤青，然后辞职了事儿。

我最终要说的还是审美意识问题，我们的科技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但审美意识却严重滞后，它已影响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神七”升天、太空漫步，看着让人激动啊！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地面工作人员的着装，松松垮垮的蓝大褂还好；浅灰色的夹克衫，再戴一顶很不合适的遮阳帽，用这身装束到马路上去扫大街你绝对不会感到奇怪。很神圣的一件事儿，让人看着有点儿没谱儿。还说服装。看看孩子们的学生服，那是学生服吗？甩着长长的袖子，现在天也凉了，手都缩在袖子里，裤腿秃鲁到地，男女都分不清。在他们能够独立去思维、去判断事物的时候，审美意识就已经被我们的教育给扼杀了。说这些和艺术创作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如果民众的审美意识不提高，说不定以后还会出来画猫的大师、画鼠的大师。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教育中融入创新精神，培养审美意识，使我们的孩子们在能够独立去思维的时候就能够对美做出独有的判断。那时，当再有人说“再给我XX年，我就是XXX。”时，他们一定会说——你是个大傻冒。

*此篇博文是因小女的一句问话。最近我院举办了一次“中国历代书画精品复制展”。去工作室经过画廊时，小女问：“不是历代吗？怎么像一个人画的。”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