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中国风”浪潮中，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以“英中式园林”革新了欧洲造园传统。他主导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改造（1757—1762年），首次将中国古典园林“天人合一”理念与欧洲风景园林特质深度融合，其设计的大宝塔等标志性建筑成为跨文化设计的典范。研究表明，钱伯斯的创新不仅是风格融合，更开创了跨文化设计的学术范式，为当代东西方文化互鉴提供了历史镜鉴。

1763年托马斯·桑德比绘制的《邱园动物园景观》（水彩画），生动展现了钱伯斯设计的英中式园林风貌

1 18世纪“中国风”浪潮下的园林革命

18世纪中叶，东西方贸易的深化让中国瓷器、丝绸与建筑元素涌入欧洲，掀起“中国风”（Chinoiserie）热潮。其中园林艺术的变革最为显著——欧洲传统几何规整式园林逐渐被强调“自然本真”的英中式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Jardin Anglo-Chinois）取代。作为这一潮流的标志性作品，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在威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1723–1796）主导下完成改造，不仅整合了中国古典园林的“不规则美”与“移步换景”理念，更通过大宝塔等建筑成为欧洲仿建的范本。学者结合钱伯斯的生平实践与邱园设计细节，系统分析了其在跨文化造园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2 钱伯斯的跨文化设计积淀：从远东到欧洲

威廉·钱伯斯爵士的跨文化设计视野源于其丰富的游历与专业训练，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2.1 亲历中国：奠定东方建筑认知基础

钱伯斯出生于瑞典（父母为苏格兰人），17岁（1740年）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1742—1744年间以押货员身份两次到访中国，其中在广州居住数月。这段经历成为其认知中国建筑的关键：他游走于广州街巷，测绘琶洲塔等古建筑，观察中国园林“天人合一”的布局逻辑，收集大量建筑草图。此外，他还参考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在《中国皇家园林特记》中对圆明园的描述，进一步丰富对中国园林的理解，超越了个人亲身所见的地域局限。

法国传教士王致诚与《中国皇家园林特记》

2.2 欧洲深造：融合西方古典建筑精髓

20岁时，钱伯斯赴意大利、法国系统学习建筑，奠定了坚实的古典建筑功底。这种“东方实践+西方理论”的独特背景，使其区别于同时代仅依赖二手资料的欧洲设计师，能够更精准地将中国建筑元素与欧洲园林语境相融合。

2.3 王室支持与邱园改造契机

1757年钱伯斯返回伦敦后，凭借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经王室贵族引荐，受奥古斯塔公主委任主持邱园改造（1757–1762）。同年，他出版欧洲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及器皿之设计》，收录21幅建筑插图，直接推动"中式园林建筑"在欧洲的流行。1772年再著《民用建筑装饰论》，进一步阐述"中国园林是自然与高雅结合典范"的理念，反对纯粹天然或刻板对称的园林风格。

威廉·钱伯斯爵士1763年绘制的《邱园总规划》，清晰展现英中式园林的布局逻辑

3 邱园的三大设计创新：重构欧洲造园逻辑

钱伯斯对邱园的改造突破欧洲传统造园范式，构建"英中式园林"独特逻辑，核心体现为三大创新：

3.1 打破对称：以"不规则美"重构自然观

18世纪欧洲传统园林以凡尔赛宫为代表，强调几何对称与直线设计；而钱伯斯借鉴中国古典园林"自然本真"的不规则性——通过曲线流水、蜿蜒曲桥、错落灌木替代规整布局，使游览者"如置身自然之境"。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曾评价此风格"奇异的不对称设计与欧式园林的单调截然不同，曲折小桥比笔直人工河更显合理"。这一理念经威廉·坦普尔"不规则"理论支撑及约瑟夫·艾迪生等人传播，深刻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

3.2 动态游览："移步换景"的沉浸式设计

钱伯斯注重园林的动态游览感受，借鉴中国园林"景色随步伐与季节变化"的特质，在邱园辟湖、叠山、筑洞、设曲桥，构建"交互式"景观——例如湖心亭需经桥梁抵达，模拟"跨海运抵中国"的想象。他曾指出，中国园艺师"不仅需为植物学家，更应是艺术家与哲学家"，这一理念贯穿邱园设计，使园林超越"观赏"功能，成为情感体验的载体。

3.3 符号创新：文化象征的跨语境转译

邱园中的中国元素（如宝塔、亭台）并非单纯模仿，而是承载"商业、世界主义、新奇"的象征意义，与室内的中国瓷器、丝绸形成呼应。这种设计既满足了欧洲贵族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也呼应了18世纪东西方贸易深化的时代需求——通过园林景观具象化"全球交流"的概念。

4 邱园标志性建筑：技术融合与文化象征

钱伯斯在邱园设计了20余座标志性建筑，以大宝塔为核心，辅以橘园、废墟拱门、冰屋等辅助景观，形成展示世界建筑风格的"皇家环路"，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东方建筑的重要窗口，其中部分建筑幸存至今，成为邱园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4.1 大宝塔：18世纪跨文化建筑的标杆

大宝塔是邱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也是18世纪欧洲"中国风"的标志性作品，其技术细节与历史演变值得深入探讨：

建造背景与原型借鉴：1761—1762年建造，为献给邱园创始人奥古斯塔公主的礼物，原型参考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图像资料。

结构特征：高50米，为当时伦敦最高建筑；八角形砖结构，共十层（中国传统古塔多为奇数层，钱伯斯设计为十层，推测或因参考文献影响或出于视觉比例考量）；内部设中央楼梯，二战期间曾在各层凿孔用于模型炸弹测试。

装饰与修复：原塔每层出檐覆盖陶瓷瓦，屋脊装饰80条鎏金木雕龙（龙含铃铛，微风作响）；木雕龙因年代久远腐烂，2016年在中国企业资助下，采用3D技术复刻安装，重现历史风貌。现存宝塔为19世纪晚期改建仿原貌建筑，2006年重新开放，2018年完成大修。

威廉·钱伯斯爵士1765年绘制的《邱园大宝塔》（蚀刻、雕刻），英国图书馆藏。直观展示其八角十层结构与出檐设计，是研究其建筑理念的核心资料

4.2 中国亭：园林中的东方意境载体

设计与特征：1761年建造的中国亭（又称“四风塔”）为小型八角形亭阁，采用重檐屋顶，饰有精致木雕与彩绘，灵感源自中国民间建筑。屋顶覆盖彩色琉璃瓦，屋檐装饰雕花斗拱，体现钱伯斯对中国建筑细节的精准把握。

历史意义：作为欧洲园林中最早的中式亭阁之一，其与大宝塔形成“中式景观集群”，直观体现中国园林“景群组合”的设计智慧。

4.3 清真寺：多元文化视野的体现

设计与特征：1761年建造的清真寺，是钱伯斯罕见的非中式异域建筑设计，体现其对多元东方文化的包容。建筑采用穹顶、拱门与几何瓷砖装饰，将伊斯兰建筑元素与欧洲园林美学有机融合。

功能定位：最初作为装饰性景观，后改为游客休憩场所，成为18世纪欧洲贵族“世界主义”视野与全球文化好奇心的物质载体。

威廉·马洛1765年油画《邱园清真寺与大宝塔景观》（泰特不列颠美术馆藏），直观呈现邱园“多元文化融合”特征及钱伯斯的包容设计视野

4.4 橘园：古典主义与实用功能的结合

设计与特征：1761年完工的橘园采用古典主义风格，尺寸28米×10米，立面对称，设高大立柱与大型窗户，专为培育柑橘类植物而建，实现了欧洲古典主义与东方园林的功能互补。

历史演变：后改建为餐厅与活动场地，保留原有建筑结构，成为邱园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威廉·钱伯斯爵士设计的邱园橘园（1760年），体现古典主义风格与实用功能的结合

4.5 其他标志性建筑：细节中的文化融合

废墟拱门：1759—1760年建造，砖结构覆灰泥，设三重拱洞与圆形窗，檐口碎片化设计模拟“遗址”质感，为邱园增添历史纵深感。

冰屋：1761年设计，灵感源自黎巴嫩巴尔贝克酒神神庙，为玻璃建筑，环绕8根古典柱；1916年因暴风雨中树木倒塌被毁，仅存历史记录。

中国桥：横跨邱园湖泊的蜿蜒木桥，栏杆雕刻中国云纹，引导游客穿行水景，强化“移步换景”的沉浸式体验。

托马斯·桑德比1763年水彩画《邱园花园与鸟舍景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4.6 消失的建筑遗产：历史变迁中的文化印记

钱伯斯设计的大部分建筑已在历史变迁中被毁或移除，这些涵盖多元文化风格的建筑曾是邱园建筑体系的重要组成，其历史价值值得关注：

 5 跨文化影响：邱园如何重塑欧洲造园艺术？

钱伯斯的邱园设计不仅重塑了英国园林风格，更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欧洲造园艺术产生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5.1 理论奠基：系统化输出中国园林知识

1763年，钱伯斯出版《邱园园林与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及透视图》，成为首位系统发表中国建筑图纸的专业建筑师。其著作《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及器皿之设计》与《民用建筑装饰论》被广泛传播，为欧洲设计师提供了“中国园林”的系统理论框架，纠正了欧洲对中国建筑的碎片化认知。

5.2 实践引领：欧洲英中式园林的仿建浪潮

邱园成为欧洲英中式园林的“范本”——18世纪末前，荷兰、法国、德国纷纷仿建园林宝塔，西班牙、瑞典则兴建中式亭台，形成跨国造园潮流。例如法国贵族园林引入曲桥、湖心亭，德国园林借鉴“不规则植被布局”，均可见钱伯斯理念的深刻影响。

5.3 美学转型：重新定义自然与艺术的关系

钱伯斯反对两种极端：既批判欧洲古典主义园林的“刻板对称”，也质疑同时代“纯自然风景园”的“粗野”（认为其“如从瓜田走出”），主张“自然与艺术的明智结合”。这一理念推动欧洲园林从“几何化”向“风景如画”（Picturesque）转型，使邱园成为英国风景如画式园林区别于自然风景园的重要标志。

6 历史启示：跨文化设计的当代价值

威廉·钱伯斯爵士凭借跨文化背景，将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观”与“符号体系”融入邱园设计，创造出兼具文化象征与审美价值的英中式园林典范。大宝塔通过“原型借鉴—本土化调整”成为跨文化建筑标杆；邱园的“不规则美”与“沉浸式体验”理念，不仅革新18世纪欧洲造园范式，更推动中国园林艺术成为全球文化交流载体。邱园既是18世纪东西方互鉴的产物，也是当代文化对话的见证，其跨文化设计智慧对今天的国际交流仍有重要启示。

延伸阅读：

Bald, R. C. (1950). Sir William Chambers and the Chinese Garde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1(3), 287–320.

Hunt, J. D., & Willis, P. (Eds.). (1975).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The English Landscape Garden, 1620–1820. London: Elek.

Ingram, A. (2023, July 24). William Chambers’ Designs for the Royal Gardens at Kew. Daily Art Magazine.

Sloboda, S. (2014). Commerce in the garden: nature, art, and authority. In Chinoiserie: Commerce and Critical Orna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pp. 89–112).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