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植物园史学界，“谁是世界最早学术植物园”的争议已持续数百年——有学者将意大利帕多瓦植物园（1545年）奉为最早，但曾担任比萨植物园主任20年（1930-1950）并转任佛罗伦萨植物园主任的阿尔贝托·基阿鲁吉（Alberto Chiarugi, 1953)根据档案证据等全面研究揭示，这一认知存在关键偏差。通过梳理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的原始信件、土地契约、学者手稿等三重证据链，Chiarugi 证实：比萨植物园创建于1543年夏季，是世界上首个学术植物园；帕多瓦植物园（1545年7月7日）、佛罗伦萨植物园（1545年12月1日）紧随其后，三者共同构成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革新的核心载体，其建园时序与学术传承脉络也得以彻底厘清。

1 争议缘起：被误读的建园年代与核心症结

长期以来，植物学史界的认知偏差源于三大关键误判，直接导致“帕多瓦优先说”流传甚广：

（1）1954年A·吉约曼在《法国植物学史》中，误将帕多瓦1533年设立的“博纳费德药用植物教席”等同于植物园建立，混淆了“教学岗位”与“实体机构”的概念；

（2）萨卡尔多等学者仅凭间接记载，将比萨植物园建园时间错判为1547年，忽视了原始档案的直接佐证；

（3）未能理解比萨因政治语境缺乏“官方建园法令”的特殊性——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为尊重大学自治传统，以间接支持而非法令形式推动建园，导致显性官方文件缺失。

这些误判直至新档案证据的发现才被纠正，而争议的核心本质，是对“学术植物园”定义（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结合的实体机构）与建园证据链（档案、实物、传承）的双重厘清。

2 三大植物园的建园新证：档案与实物的双重闭环

（1）比萨植物园（1543年夏季）：无官方法令，却有铁证如山

作为世界首个学术植物园，比萨植物园的建园证据虽无明确法令，却通过原始文献、采集记录、薪资凭证形成完整闭环，可信度远超间接推测：

关键证据1：卢卡·吉尼的亲笔信（核心铁证）

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藏1545年7月4日卢卡·吉尼致科西莫一世总管的亲笔信（图9、图10），直接打破时间争议：信中明确记载“我已下令收集许多植物，种植在比萨的花园中……为学生提供实用价值”，且提及1545年6月刚完成阿尔卑斯山植物采集并种植入园。此时，帕多瓦植物园尚未签订土地租赁协议（1545年7月7日），直接证明比萨植物园在1545年夏季前已具备教学运营功能。

图8：卢卡·吉尼肖像（1543年），比萨与佛罗伦萨植物园共同创始人，同时发明植物标本收藏技术（erbarii），被誉为“近代植物学体系化发展的关键奠基人”（比萨植物研究所藏）。

图9：卢卡·吉尼1545年7月4日亲笔信（正面），正文记载1545年6月已在比萨花园种植采集植物，早于帕多瓦建园（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美第奇档案，第1171号文件夹，第256页）。

图10：卢卡·吉尼1545年7月4日亲笔信（背面），标注“1545年”，收件人为科西莫一世在佛罗伦萨的总管（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美第奇档案，第1171号文件夹，第257页）。

关键证据2：植物采集与薪资记录的交叉印证

1543-1544年，吉尼与助手路易吉·安圭拉拉已在比萨周边及亚平宁山脉开展系统性植物采集（安圭拉拉的采集手稿可佐证）；比萨大学1547-1549年薪资记录显示，吉尼与专职“药草师”同步领取薪资，证实植物园与药用植物教学岗位同步规划，建园时间必然与1543年吉尼赴任比萨大学的时间同步。

关键证据3：早期平面图与遗址的实物佐证

16世纪末比萨市古地图清晰标注了植物园最初位置（图11）——位于圣维托修道院附近，依托修道院原有“秘密菜园”扩建，俗称“兵工厂花园”。后续两次迁址的轨迹也通过平面图与文献形成完整链条：1563年迁址圣玛尔塔修道院花园（图12），1591年迁至现址（图13），每一次布局调整均有明确记载。

图11：比萨植物园首个平面图（16世纪末），位于旧城堡与军械库附近，面向滨海桥，印证早期依托圣维托修道院“秘密菜园”的选址（根据比萨市古地图绘制）。

图12：比萨植物园第二个平面图（圣玛尔塔花园），1563年迁址后布局，南邻花园街，北侧为圣方济各教堂，保留核心教学功能（源自16世纪末比萨城地图，与图11同源同比例）。

图13：比萨植物园第三个平面图（现址南部），1591年由朱塞佩·贝宁卡萨设计，原始布局与蒂利（1723年）、卡尔维（1777年）记载基本一致（源自16世纪末比萨城地图）。

（2）帕多瓦植物园（1545年7月7日）：制度完善的“活化石”

帕多瓦植物园的建园过程有明确官方记录，无任何争议：1545年6月29日威尼斯参议院以137票赞成通过建园决议，7月7日与圣朱斯蒂娜修道院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年租金25杜卡特），标志着正式建立。

其独特价值在于自建立以来位置与原始面积从未改变，成为研究早期植物园规划的“活化石”。值得注意的是，首任园长路易吉·安圭拉拉正是吉尼在比萨植物园的核心助手，威尼斯参议院特意拨款2000杜卡特，意图让其带着比萨的建园经验，打造超越前者的学术地标——1591年《帕多瓦药用植物园》目录记载，当时园内已种植植物1168种，成为早期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3）佛罗伦萨植物园（1545年12月1日）：比萨体系的分支实证

佛罗伦萨“药用植物园”（Giardino dei Semplici）是比萨植物园的暑期教学分支，专为假期留校学生及医院实习生设立，其建园时间由双重档案确证，无可辩驳：

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1545年11月16日的公证文件（图2）：记录圣多梅尼科修女会将36斯塔贾土地长期租赁给科西莫一世，年租金20杜卡特，自1545年12月1日起算，合同约定“连续三年未支付租金或男性子嗣断绝则归还地产”；

1748年乔瓦尼·桑塞多尼提交给托斯卡纳大公的报告（图1）：明确概述植物园的建立背景、租赁细节及教学定位，与公证文件形成完美互证。

植物园采用不规则四边形布局（图4），融合药用植物分类需求与文艺复兴美学，四条月桂树小径十字交叉，中央为带八角形喷泉岛的苗圃；入口门楣铭文（图3）“Cosmus Medices Dux Florentiae II”未包含科西莫一世1557年才获得的“锡耶纳公爵”头衔，进一步佐证1545年的建园时序。

更关键的是，佛罗伦萨植物园1545年12月的建园时间仅比帕多瓦晚5个月——作为“分支”的它，不可能早于“母体”比萨园，这一逻辑闭环间接印证了比萨园1543年的建园结论。

图1：乔瓦尼·桑塞多尼1748年8月20日提交的报告首页，概述佛罗伦萨药用植物园的历史，明确其1545年建园背景（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Possessioni类Negozii卷宗第XLVII号，第31号事务）。

图2：1545年11月16日永久租赁契约首页，由公证人西皮奥内·布拉切西起草，记录用于建立佛罗伦萨植物园的土地租赁细节（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Possessioni类合同卷宗第XXXI册，1738-1749年）。

图3：佛罗伦萨药用植物园的历史入口，带有1557年前的原始纹章和铭文“Cosmus Med Dux Florentice II”，证实建筑完工不晚于1557年。

图4：佛罗伦萨药用植物园16世纪平面图，与乔瓦尼·塔乔尼1748年发表的平面图基本一致，展现不规则四边形布局与核心功能分区（佛罗伦萨植物研究所博物馆藏）。

图5：佛罗伦萨植物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布局平面图，作为乔治菲利学院农业实验园时期的布局，体现从药用植物研究向农业科学的转型（佛罗伦萨植物研究所博物馆藏）。

图6：佛罗伦萨植物园农业实验园时期视图，由安东尼奥·泰雷尼绘制雕刻，展现1783年后转型为农业实验园的风貌（佛罗伦萨植物研究所博物馆藏）。

图7：佛罗伦萨药用植物园1931年布局图，引自佛罗伦萨植物研究所博物馆，反映20世纪初的布局调整与历史遗产保护现状。

3 核心证据链：比萨植物园的优先权为何无可辩驳？

除上述直接证据外，三重交叉验证进一步夯实结论，彻底破解百年争议：

（1）同时代学者的权威证词

吉尼的学生、博洛尼亚植物园（世界第四个）创始人阿尔德罗万迪在16世纪手稿中明确记载：“卢卡·吉尼在比萨建立了欧洲首个药用植物园，此后威尼斯元老院效仿建立帕多瓦植物园，聘请吉尼的学生安圭拉拉管理”；1623年尼科洛·阿利多西·帕斯夸利也证实“比萨植物园为意大利首个，帕多瓦为第二个”——两人均为事件亲历者或直接知情者，证词权威性远超后世二手文献。

（2）历法与纪年的关键澄清

此前争议的重要诱因是比萨与佛罗伦萨历法存在12个月差异（比萨1544年3月25日对应佛罗伦萨1543年3月25日），导致“建园起始”与“建成开放”时间混淆。结合吉尼1543年赴任、1544年正式授课、1545年已有成熟花园的时间线，可明确：1543年为筹备与奠基起点，1544年投入教学，1545年形成规模，三者无缝衔接，不存在时间矛盾。

（3）教学模式的逻辑闭环

16世纪的植物学本质是药用植物学，“实物教学”是核心需求——帕多瓦的博纳费德教授与吉尼教学内容完全一致，却明确提议“建立植物园作为鉴别药物真伪的试金石”，证明植物园是药用植物教学的必要配套。阿尔德罗万迪记载，吉尼在比萨授课时“每晚讲座后，在园内向学者演示植物”，这种“理论+实践”的模式，正是学术植物园的核心特征，也印证了比萨植物园的教学功能早于帕多瓦。

4 思想传承：美第奇家族与学术植物园的理念起源

这场植物园革新的背后，是美第奇家族的系统性推动，其思想传播脉络清晰可溯：

理念起点：1513年，教皇利奥十世（乔瓦尼·德·美第奇）在罗马设立首个药用植物教席，源于佛罗伦萨圣玛丽亚诺瓦医院的“药用植物演示”传统，标志植物学从医学附庸向独立学科转型；

实践落地：1543年，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利奥十世侄子）在比萨重建大学，聘请卢卡·吉尼担任药用植物教授，同步支持建立首个学术植物园，形成“教席+植物园”的创新模式；

分支延伸：1545年，科西莫一世建立佛罗伦萨植物园作为暑期教学分支，完善学术体系；

理念传播：威尼斯元老院效仿比萨模式，1545年建立帕多瓦植物园，聘请吉尼的助手安圭拉拉担任首任园长，而推动这一传播的关键媒介，正是曾担任利奥十世秘书的红衣主教彼得罗·本博。

这一脉络清晰表明：学术植物园的核心理念并非起源于帕多瓦，而是源于美第奇家族推动的“罗马-比萨学术传统”，帕多瓦是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地与推广者。

5 历史意义：不止于“最早”的科学革命价值

确定三大植物园的精确年代，不仅是编年史的胜利，更揭示了现代植物学的制度起源：

（1）比萨植物园1543年的建园，标志着“科学研究+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植物园模式诞生，其无官方法令却靠实践落地的历程，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机构的多元起源路径；

（2）帕多瓦植物园的制度完善与位置恒定，使其成为早期植物园规划的“活标本”，为后世提供了可借鉴的管理范式；

（3）佛罗伦萨植物园的分支属性，证明“教席+植物园”模式已形成可复制的学术体系，为现代植物学教育奠定基础。

正如植物学家德堪多所言：“欧洲几乎所有优秀的科学机构都应归功于意大利”，这些早期植物园不仅是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基地，更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载体——美第奇家族推动的“人文主义+科学实践”理念，从佛罗伦萨辐射至全欧洲，为现代植物学体系埋下了关键种子。

图14：圣玛尔塔花园旧址的带壁泉壁龛，1952年尚存，印证比萨植物园1563年迁址圣玛尔塔后的遗迹特征。

图15：19世纪初比萨植物园视图，展现圣玛丽亚街古老入口（位于自然历史博物馆下方），科西莫·隆巴多教授1940年捐赠（比萨植物研究所藏）。

图16：比萨植物园内部入口与黎巴嫩雪松，1787年乔治·桑蒂种植的黎巴嫩雪松至今存活，是植物园现存最古老的活体见证（丘蒂1830年绘制，比萨植物研究所藏）。

图17：比萨植物园当前布局平面图，整合1591年核心区、1787年雪松花园、1841年“新植物园”及1900年“格拉塔花园”，北至加利·塔西街，形成今日规模。

这场持续百年的争议，最终被原始档案与逻辑推理破解。比萨植物园的“最早”地位，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的确认，更让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创新的多元路径——有时，最坚实的证据不在宏大的法令文件中，而在学者的亲笔信件、园丁的薪资记录与花园的砖石痕迹里。你对这段植物学史的争议有何补充见解？欢迎留言分享！

延伸阅读

Chiarugi, A. (1953). Le date di fondazione dei primi Orti Botanici del Mondo. Plant Biosystem, 60(4), 785-839. 

注：题图为比萨植物园现状园区图，其他为原文图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