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植物学从“描述性学科”向“系统性科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奥古斯丁·皮拉姆斯·德堪多（Augustin Pyramus de Candolle，1778-1841）以跨学科视野与开创性研究，同时点亮了分类学、进化思想与植物园建设三大领域。这位瑞士-法国学者不仅创造“分类学”术语、奠基自然分类系统，更将植物学理念融入植物园实践，其植物学“科研与实践融合”的思路，至今仍为当代植物多样性研究与植物学探索提供着核心启示。

1 学术征程：从巴黎到日内瓦的跨学科深耕

德堪多的学术生涯始于逆境中的求知欲。7岁罹患脑积水未减其天赋，1794年师从日内瓦植物学家让·皮埃尔·艾蒂安·沃谢（Jean Pierre Étienne Vaucher）后，便确立了植物学的毕生追求。1798年迁居巴黎后，他凭借才华获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等学界泰斗赏识，在植物标本馆的实践与《法国植物志》第三版的修订中，逐步形成对传统分类法的革新思路。 

1813年《植物学基础理论》（Théorie Élémentaire de la Botanique）的出版标志着其学术体系的成熟——书中首次提出“分类学”（taxonomy）术语，明确主张通过植物多维度形态、结构特征构建自然分类系统，打破了林奈（Carl Linnaeus）人为分类法“单一性状判定”的局限。此后，他主导的《植物界自然系统纲要》（Prodromus Systematis Naturalis Regni Vegetabilis）成为植物分类学经典，1824年对茅膏菜属（Drosera）的系统梳理中，收录五大洲32个物种，包括班氏茅膏菜（Drosera banksii）、马达加斯加茅膏菜（Drosera madagascariensis）、孟席斯茅膏菜（Drosera menziesii）等新物种，展现了其“全球视野+实证研究”的治学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德堪多的研究从未局限于植物分类，而是横跨农艺学、植物化学、生理学乃至化石植物研究，强调“形态与功能的关联性”，这种跨学科思维在当时实属罕见。

1817年返回日内瓦后，德堪多接任自然历史教授，将学术重心转向分类系统完善与日内瓦植物园（Jardin Botanique de Genève）建设，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双向突破。

2 三大科学突破：重塑植物学的认知框架

（1）分类学革命：从“人为分类”到“自然亲缘”

德堪多的核心贡献在于将植物分类从“主观人为”推向“客观自然”。他首次明确区分植物器官的“形态学特征”（器官数量、位置）与“生理学特征”（功能），提出分类需以“自然亲缘关系”为核心，而非单纯依据用途或单一性状。为解决物种形态变异带来的分类困惑，他引入“同源性（homology）”概念——即不同植物的相似器官可能源于共同祖先，这一术语至今仍是进化生物学与分类学的核心工具。

相较于林奈的人工分类法，德堪多的自然分类系统更贴近物种演化本质，其“离散类群”理念为后续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分类学基础。截至1841年，他已系统描述100余科植物，为普通植物学奠定了实证根基。其中，他最早确立的薄果荠属（Senebiera，现独行菜属 Lepidium）、系统研究的黄芪属（Astragalus）等至今仍被学界参考。

（2）进化思想先驱：“自然之战”与趋同进化的早期洞见

19世纪初，德堪多率先提出“自然之战”（Nature's war）理念，指出植物物种为争夺空间、光照与资源存在激烈竞争。这一观点被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研读，1838年成为其“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达尔文曾坦言，德堪多的竞争理论与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共同催生了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1839年二人的会面交流，更成为科学史上跨时代的思想碰撞。

德堪多还观察到不同物种可独立演化出共同祖先不具备的相似特征——这一特征趋同现象突破了当时“物种固定不变”的认知，为20世纪中期英国生物学家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对“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的系统阐述并纳入进化生物学提供了关键视角。

（3）植物生理节律研究：生命活动节律的早期探索

在时间生物学领域，德堪多完成了开创性实验。1832年，他发现含羞草（Mimosa pudica）在恒定光照下，叶片开合仍保持22-23小时的周期节律，显著短于地球24小时昼夜循环。据此，他大胆提出“内源性生理节律机制”假说，认为这种节律由植物自身生理机制驱动，而非依赖环境信号。

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遭到质疑，但20世纪欧文·邦宁（Erwin Bunning）的重复实验、南极与太空实验室的后续研究均验证了其正确性，德堪多也因此成为生物钟研究的先驱。

3 日内瓦植物园：“活植物分类学实验室”的典范

德堪多的学术理念不仅停留在书本，更通过日内瓦植物园的建设得以落地。作为园区核心规划者，他首次将自然分类系统应用于植物布置，打破传统植物园“杂乱陈列”的模式，使其成为“直观呈现植物亲缘关系的活标本馆”。

在物种收集上，德堪多依托全球调查资源，为植物园引入丰富的异域与本土珍稀植物——仅其系统研究的32种茅膏菜属（Drosera）植物（涵盖五大洲典型类群）便构成园区食虫植物馆藏核心，显著提升了物种多样性与科研价值。他创新性地将园区划分为“分类系统区（按自然分类法排布）”“生态习性区（如多肉植物（Succulent plants）专类园）”“经济植物区（含药用植物、农作物）”，使植物园兼具“科研平台、教育基地、科普阵地”三重功能，这种“功能复合”理念至今仍是全球植物园建设的核心准则。2017年法语专著《Augustin-Pyramus de Candolle - Une Passion, Un Jardin》专门记述了这一实践，印证了植物园在其学术遗产中的重要地位。

在物种收集上，德堪多依托全球资源调查，为植物园引入丰富的异域与本土珍稀植物——仅其系统研究的32种茅膏菜属（Drosera）植物（涵盖五大洲典型类群）便构成园区食虫植物馆藏核心，显著提升了物种多样性与科研价值。他创新性地将园区划分为“分类系统区”（按自然分类法排布）、“生态习性区”（如多肉植物专类园）、“经济植物区”（含药用植物、农作物），使植物园兼具“科研、教育、科普”功能，这种“多功能整合”理念至今仍是全球植物园建设的核心准则。2017年法语专著《奥古斯丁-毕拉姆斯·德堪多——一份热爱，一座花园》（Augustin-Pyramus de Candolle - Une Passion, Un Jardin）专门记述了这一实践，印证了植物园在学术遗产中的重要地位。

4 学术遗产：跨越两个世纪的当代价值

德堪多的遗产从未褪色。其子阿尔方斯·皮拉姆斯·德堪多（Alphonse Pyramus de Candolle）、孙子卡西米尔·德堪多（Casimir de Candolle）、曾孙理查德·埃米尔·奥古斯丁·德堪多（Richard Émile Augustin de Candolle）组成“四代植物学家家族”，接续完成《植物界自然系统纲要》，使其成为分类学史上的不朽著作；植物界以堪多属（Candollea，现石韦属 Pyrrosia）、堪多木属（Candolleodendron）、堪多氏番樱桃（Eugenia candolleana）、堪多氏柿（Diospyros candolleana）等属种命名致敬德堪多家族，真菌中的黄白小脆柄菇（Psathyrella candolleana）也以其为名，国际植物分类学权威期刊《Candollea》更以其家族为名，彰显其持续影响力。

作为导师，德堪多培养了法裔墨西哥植物学家让-路易·贝朗迪耶（Jean-Louis Berlandier），并鼓励玛丽-安妮·利伯特（Marie-Anne Libert）开展隐花植物区系研究，为植物学人才梯队建设注入动力。此外，1843年他在日内瓦市议会的长篇演说推动了预付邮资制度的实施，直接促成瑞士第二枚邮票“双日内瓦”（Double Geneva）的发行，成为其跨领域影响力的意外见证。

从当代视角看，德堪多的学术思想仍具深刻启示：其一，“跨学科整合”理念——他融合形态学、生理学、地理学的研究模式，为今天“植物分类+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范本；其二，“科研与实践结合”——日内瓦植物园的建设思路，呼应了当前“植物园是生物多样性异地保存核心阵地”的全球共识；其三，“实证精神”——从分类学性状观察到生理节律的实验验证，其严谨治学态度仍是科研工作的核心准则。

2023年奥古斯丁-皮拉姆斯·德堪多奖授予了基娜·加西亚-马丁（Kina García-Martín）

5 结语

奥古斯丁·皮拉姆斯·德堪多的贡献，不仅在于颠覆了植物学的认知框架，更在于树立了“理论创新—实践落地—遗产传承”的学术典范。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他的自然分类思想为物种亲缘关系判定提供基础，植物园建设理念为迁地保存提供范本，“自然之战”的洞见则提醒我们物种竞争与共存的生态本质。

尽管跨越两个世纪，但这位科学巨匠用一生诠释了“科学不仅是认识世界，更是探索世界”，其学术遗产与科学精神，将继续指引当代植物学家在分类研究、物种探索与生态平衡维护的道路上前行。

延伸阅读

Augustin-Pyramus de Candolle - Une Passion, Un Jardin

De Candolle, A. P. Prodromus Systematis Naturalis Regni Vegetabilis[M]. Paris: Treuttel et Würtz, 1824-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