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我这个76岁的老太太，可以算是你的阿姨辈了吧，向你说几句心里话。其实在你发通知召开说明会时我就想写这篇文章了，只是因为没有想好，没有及时写。我知道你有口气消不下去，从一开始我是同情你的，终就不简单，敢于挑战一个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病，一个难题，可是，在一开始选择这样的题目时，思想上就应该有所准备，可能失败，可能成功，也可能要时间，不断地在失败和成功之间反反复复，在一个开明的社会中，对于科研应该给予人们为探索而反复的空间，遗憾的是，第一，不管什么原因，你，或者是这个功利社会，急于赋予实施，特别是与人有关的医学问题，造成了一些失败的案例，第二，国家对新学科的成果没有有效的评价体系，而被个别人，以个人的名义予以否定，因为是个人，很难设想他能把握语言和行为的准则，使你无法忍受，最后做错了事。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想在这样一个难题上有所作为的科学家，一个想要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就最好看清社会上所有这些使你难堪和痛苦的过程，坚持你的理想，不去和个人就事论事地争执，否则，这样做，正好落入圈套，显不出一个真正科学家应有的气度和素质，也许你年轻，没有经过我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我就想以我的实例，也许可以解开你的心结，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想有所作为的科学家。
70年代我们核工业为了离开前苏联已知厂址的第一个生产反应堆（为军用服务），按照中央的指示，在三线设厂，我提出了用离子交换技术取代原苏联的三效蒸发方案，并且仿照动力堆反应堆回路水循环使用的原则，不以放射性作为净化的指标，而以尽量减少含盐量作为指标，73年，这个方案受到了从厂方到二机部主管局长的反对，那位局长曾在会议上申斥：“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以发全国通报么！”我们院的科研处处长也曾冷眼对我。而我，只是在300人的讨论会上，软软地声明：时间紧迫，投资有限，请允许一面按原设计施工，一面在现场做实验，已验证我的设计，同时留出将来改用蒸发的接口。没有想到，我的方案成功了，但是我拒绝了张扬，事实证明，我的原来设想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做些修改，但是离子交换的应用成功了。
1981年，我又受命担任生产堆乏燃料后处理余下的高放废液的玻璃固化任务。在人口密集的三线，在紧临大江的边上，从选择这个厂址时周总理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项目最后留下的这点废液，万一流入大江，最后危及长江，这可是对子孙万代的罪孽。我接受这项工作时，前人已经从70年代起就在以法国军用堆乏燃料后处理的实验方案为基础进行了几乎长达十年的研究，只是中间因为文革，基础工作虽有进展，却未提到工程的规模。而到80年代，军用任务已经缩手，三线工厂的退役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我接手后，按照工程上马的需求，一方面将过去已经开展的一些设备研制工作派人收尾、验收，一面按照整个处理流程分成几个大段，在原子能研究所和在核二院开展实验，同时规划在原子能研究所建立全规模冷试验台架。一切就绪，没有想到核工业部要派人去比利时开展交换学者的工作，在众人的鼓动下，我参加应试，没想到得了全部第一名，我心想一切都已就绪，一年后回来，即可组织工程设计，顺便还可以在国外开开眼界。1984年底出国，1985年底回国，没想到，在我出国期间，室里把一位少有工程经验，也未在院内接触过固化工作，刚从德国实习一年回来的人接替我为组长，并且到处鼓吹德国的炉式固化。我在国外有机会既去了法国马库尔军事基地看了我们作为依据的罐式固化，又到比利时德国为欧化工厂研制的新一代、全计算机控制的炉式固化。我和一起去的同事非常清楚，作为一个不再有用，准备退役的单项工程必须简单可行，不要再留下还有需要后处理的如炉子的退役问题，而且，在那个年代，计算机应用还不可能，如果热室中出现任何问题，因为炉子中的残留放射性，对维修的工人是极大的威胁。没有想到，在我回来后，1986年3月的方案大辩论，根本谈不上技术讨论，部里一些领导被所谓的“先进”和德国人可以无私提供实验装置的语言所迷惑，组里所有的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组员被出国迷了心窍。他们认为罐式方案处理能力太低（我提出1992年建成，1996年处理完废液，对方声称用炉式一年即可完成），有些人甚至用文革中对人身攻击的语言，什么对中国工业的污蔑，和同志关系等等在会上会下对我口出恶言，恶意中伤。在部里主管领导支持了炉子方案后，我们所有原来参与实验的人员不再说话。我决定退出，抛下了孩子，离开了我多么惦记的玻璃固化工程，去了需要我的大亚湾工地，整整六年。时间飞速地过去，30年了，废液还在那里放着，只是换了一个新罐，因为担心旧罐泄漏。至于和那位先生，我没有和他再谈玻璃固化之事，像多年相识的同事一样，点头、聊天，他的孙儿有病了，我在社区医院工作的女儿仍会精心地像对待所有病人一样地护理他。相反，所有知情的，有关和无管的同事，却都在支持我，甚至有人遇到当时那位主管领导会对他说：当时李维音的方案是最切实可行的。那位已经退休的领导却回应说：那时我不懂。真是可笑，这样的领导，当可以为人民解忧时却如此轻描淡写地为自己辩护。但是，作为我，我得到的是大家真正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我忍不住大吵特吵，或记恨在心，只是贬低我的人格，我的原则是做朋友，不做仇人；我做事，不对人。
肖传国先生，我和你谈这些，是因为我希望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子，忠于事业，而不搞个人恩怨，而最后的事业有成，别人终会另眼相看，如果真是还有不足，何不乘此予以修正呢？孰是孰非，定论在后头。你觉得呢？也许我太乌托邦了吧？请你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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