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大学？》一帖里提到了一本书《中国青年教师的困境与出路》。

“如何办好大学？”的一句据说是来自【原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在他的著作《我的科大十年》中这样概括他的治校之道：“聘请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保持快乐。”】的说法。按立委的分析法，“如何办好大学？”一问有些歧义，可以是“如何办好大学？”，也可以是“如何办好大学？”。后者可以是说一个普通的学校，即便是办好后大约也是个普通院校吧。

所谓做起来难，首先是“聘请最好的人才”难办。聘人要有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年龄段的“最好”标准显然应该不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选60岁的“功成名就”的人了。傻瓜都看得出来他们是“最好的人才”，好比股市上的优绩股。但是一个大学里都是这类教授，恐怕也会象优绩股一样，没有大的发展空间了。选“潜力股”都知道好，但是所谓潜力，就是现在还看不出来是否将来有力。要有个“风险”管理的手段，买入些“潜力股”，看看势头，再做处理。

在镜某看来，“让他们欢乐”也难办到，最多也就是个快活了。困境谁都看得见，而出路却几乎是没有。“工蜂”是个很好的借喻，也许原书的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层。蜜蜂社会里，DNA是姊妹式的遗传，而非是亲子式的。这就意味着要有很多不知道“欢乐”的工蜂来“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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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