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药学研究的一点随想》的文笔很是得了，堪称科网上的散文好手。“2012年我国单品种药物市场销售排行榜上，一批（活血化瘀类）中药注射剂表现优异，其中最高的单品种年销售额近50亿元人民币”的说法虽然听起来寒心，但洋人也都是这样做，好像也就可以援引“国际接轨”的说法儿了。洋人可以有先污染后治理，国人的做法也就不会超脱洋人的模式。这是镜某对“国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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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老师的
我国传统的药学教育体系发展至今，始终没有摆脱化学强而生物学弱的结构性缺陷，以至于今天我们的很多研究人员不具备开展系统和体内药物研究的技术功底，大多只能以“过硬的”化学功底做仿制。

的现状认识，镜某也以为是很到位。

对此认识，曾老师《向二班长发第二招》，问“二班长认为我们生产出来的药物缺乏竞争力，是因为基础研究薄弱，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是因为应用研发薄弱呢？这样的论断是不是太匆忙呢？”如此发问的曾老师看来是个好人家出身，没有过过穷日子和苦日子。基础研究薄弱的说法来自国家的贫穷。比起化学的消耗来，生物的消耗费用大约要多一位数。也就是说，如果一万元可以撑起一个化学的研究室来的话，撑起一个生物的（偏医学）的研究室需要十万。做实验的动物也是需要有血统证明的。买过宠物的人都知道，有血统证明的宠物要比没有的高很多倍。这些个有血统的实验动物资源，基本上都是洋人那里把持的。其次是试剂贵、然后是仪器贵。穷人基本上就玩不起。也是，穷人的命就不值钱，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自己投入资金开发新药了。

对这个现象，科网的颜老师也有察觉，发论文除了有些自己的“利益”之外，几乎看不到对投资人、纳税人的利益。这样觉悟、认识，比那些钻国人制度上的空子，用中国人做实验样本开发洋药的人要高许多。

当年，国人能赚洋银是因为洋人把茶叶当做能治万病的药。也正是因为如此，也被洋人“玩儿”了一把，国人把鸦片当成治万病的药消费了。那个时代里，洋人也消费鸦片，但是由于摄入的方式不同，受害程度也就比国人的轻些，没有到亡国的地步。通过肺部吸鸦片，见效比经肠胃要快，副作用（药害）也大。

当年（1958年），有个在炼钢上的“大跃进”。时隔二十年，1978年，有个引进成套设备的洋跃进。又过了二十年，1998年，又来了个教育科研上的“大跃进”。第一个大跃进1年，第二个是几年，这次的跃进涉及到教育和科研，生效的滞后时间也许还要再长些。曾老师以为“没有完成过一项从基础研究的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工艺流程设计，最后实现产业化的过程的科研人员，都还不是真正的现代科学家。”镜某倒不是这样看。没有必要靠一个或几个个体的现代科学家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人类聪明的地方就是可以靠组织来完成这个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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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