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在呼吁什么？——谈谈中国的科学和科学文化环境》是一篇相当糊涂的帖子。有些事情可以归到语言表达的问题，有些则是思维的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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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政治不正确的话，打死也不能说：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由领导决定的。要想改变中国的科学文化环境和学术评价体系，必须从人着手，从领导着手。只有把做事的人推上了领导和决策岗位，中国的科学才有希望。

不过依镜某看，有如此糊涂的认识人们在搞科学，不期待也罢。

“屠、张两个人的工作是不是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就是个愚问。镜某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是有人喜欢把原本不属于科学上的东西往科学上靠呢？屠的工作与张的工作也有本质上的不同。一个是寻找新药，对付传染病；一个是临床，对付比较罕见的癌症。实用的价值与学术的意义应该有所区别。不能混淆。

如果说国人的文化环境有什么不良成分的话，拎不清事儿是一个。《谈谈中国的科学和科学文化环境》就是个拎不清事儿的事例，饶毅所说的张亭栋的事儿也是个拎不清事儿的事例。求同存异也是个为人做事的智慧。评价这类事情，屠、张的工作，需要医疗界来评，医学界来评，不是科学界来评。

对评价的问题，俞老师以为是“美国是评事，中国是评人。”这类说法已经很庸俗了。在镜某看来，评什么不打紧。重要的是做评价的主体和手续。在镜某看来，国人最缺少的是做评价的主体。也许俞老师们会反驳，有饶老师啊！不错。但是那只是个体。N个独立的个体依然也是多数的个体并非是群体。要成为群体，除了需要有多数个体之外，还需要有个的协同的要素。

专业学会、社团在洋人的社会以及文化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个要素正是国人社会里缺少的。不仅仅是缺少团体的实体，也缺少专业学会的概念。因此，在饶老师们的面前，不仅是有个学术本身的问题，还有个学术界的建设问题。前者是个科学的问题，而后者，根本就与科学无关，但在现在的中国，是比科学还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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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