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和学术界：公开批评过少，私下谩骂过多的文章题目，被人民日报的编辑改为《我们亟需正常的学术批评》。题目这样一改，通顺是通顺了，但是很多意思也都变了。镜某以为，饶、刘的本意是在中国社会公开批评过少，私下谩骂过多，而学术界不过是个“花瓶”。但是饶、刘文章的主要内容却是在说学术（界）的事儿。因此，被人民日报的编辑改题也是很顺理成章的。

但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大约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学术批评”、“学术争论”，以为，饶、刘二位用了几个“学术批评”、“学术争论”的提法，就是在说“学术批评”、“学术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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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刘的说法：
当今中国学术界似乎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公开的学术批评较少、私下的个人攻讦较多。缺乏对于学术观点公开的、客观的批评，而过多地在背后私下议论，甚至个别地，进行人身攻击。

大家都喜欢引用“牛顿的经典力学被爱因斯坦推翻和限定”来说事儿。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字超强。但是多数人不能理解他们学术，更不能区分学说的争论和学术的争论。镜某以为，跨时代的，只能是学说的争论，学术的争论、学术的批判应该是同时代里发生的。显然饶、刘二位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还很落伍，“常规的科学研究，更是需要一个健康的、建设性的学术争论氛围，因为它对趋近真理至关重要”云云的听起来很是可笑。这一点蒋科学们的工作很不到位，应该受到“谴责”。

早期对老爱相对论的“批判”，国人在“文革”期对老爱相对论的“批判”，虽然都是打着“学术批判”的幌子，实际上根本就不能构成学术批判。前者是犹太人的问题，后者是意识形态的观点。

如何界定“公开的学术批评”呢？其实这是个很微妙的事情。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批评是在专业杂志、专业学会上。这方面，不论中外，尤其是在理工这样的学科里，大约都不成问题。问题多的是有些人、甚至是很多人，不认为在专业杂志、专业学会上的说法是“公开”，而是认为发表在一般舆论载体上才是公开；不是认为可以有几种学说并存，而是认为只有与为政的政策一致了，才是“正确”的学说。这类问题往往在教育、法律、经济、金融，乃至医疗、保险等等诸多的学术领域里发生。

学术争论的很多，争论的原因并不在学术本身，而在于别的什么事情。这类事情就好比是夫妻的离婚原因，“感情破裂”只是个说法、结果。发生学术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1）争宠，获得为政方的认可、选择，2）获得、获取和占有各种资源，可视的、不可视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学术上的问题很多也是“信仰”的问题。如同普朗克所说的那样，学术争论没有多少诱惑力，因为它们不能产生什么新东西，“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照例不能用说服对手，等他们表示意见说‘得益匪浅’这个办法来实行。恰恰相反，只能是等到对手们渐渐死亡，使得新的一代开始熟悉真理时才能贯彻。”

对饶、刘文章的本意，镜某并不以为《人民日报》的编辑是没有读解出来，镜某认为编辑是在“买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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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刘的文章最后的段落
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问题。缺乏对于事物公开的、客观的批评，而过多在背后谩骂，导致中国人文环境比较恶劣。学术界带头营造正常批评，杜绝人身攻击，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

从大的、过去式的黄河三门峡问题、完成时态的长江三峡问题、进行时态的怒江以及其他水系的水利开发，到小的肖传国医师的手术、“雇凶打人”事件，有什么是学术的争论呢？为政的在一个时期里只能实施一种金融政策，而天下的金融政策有无穷多个。金融理论、金融政策的学术争论缺乏么？镜某认为不缺乏。能在一般的舆论载体上发表么？镜某认为不可以，至少在中国不能有。因为人们无法区分这是在批判政府选择的金融政策，还是在批判政府。而对政府选择的金融政策、学说的代表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就可以回避上述的“分不清”，就可以在一般的舆论载体上发表。

镜某的这篇文章，也可以算是“谩骂”了。第一是骂了饶毅刘国松两位的文章是“挂羊头，卖狗肉”，意在说中国社会，却拿学术来说事儿。第二骂了《人民日报》的编辑，知道是“挂羊头，卖狗肉”直接“退稿”就是了，但却为这篇文章改了一个题目，把实质性的问题更加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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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战略型科学家”不过是个被御用了的说法。 被“御用”究竟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很难说。因为这个时代基本上就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过去被看好的事情，过些时候就不被看好了。

不论是否被看好，被“御用”时的确是很风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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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