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级入学历程
作者:立委兄
我们这批七八年三月进大学的人,史上却被称为七七级学生。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群人,同学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等,六三年出生的与四八年出生混为一堂,同为室友。我班同学中,有破格的高一少年,也有四个孩子的父亲,全挤上这一个独木桥上,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
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大学生被后人并称为新三届,有别于文革初期的老三届。
新三届特点之一是年龄差距大,特点之二是来自各行各业,特点之三是百里挑一,入学率仅为百分之四,特点之四是十分刻苦,最后一个特点,具有莫名的使命感。
我本人是七七年元月高中毕业(安徽文革时中学改为春季毕业),是七六届高中生。文革十年后第一次高考是七七年十二月进行的,在安徽,我们的下一届学生被推迟了半年(即七八年七月)毕业,我们是以七七届应届高中生身份参加考试的,但同时也是安徽最后一批下放知青。
到进校时,我已在农村参加了近一年的生产劳动。
我一九六五年九月七岁时上南师附小,在小学读了六年半时间(因夏季改春季毕业延长了半年,又因六年制改五年制,所以没上过六年级,但全体同学重上了一次五年级)。七二年三月进南陵中学念书(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整整十一年半中小学生活,正好横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仅仅在六五年(文革前)和七二、七三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学校的学习气氛较浓,其他时间均在运动中荒废了。记得我们当时小学语文课课文主要是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我在小学时能背毛主席的《老三篇》和林彪的《再版前言》,被评为县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积分子。到中学,课程设置更离奇。有工业基础知识、农业数学、大地测量、农用机械、生产队会计、赤脚医生等课程,且大量时间从事大批判等政治运动和学工学农的实践活动,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有受到系统全面的基础知识教育。
大量的社会运动,加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们这批人既无文革初期老三届学生的激情,又无他们的文化基础。许多人十来年除了认识几个字外,基本上未学到其他知识,应该算半文盲了。
当时我们这批文革后期的高中生普遍感到前途渺茫,对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感到害怕。尤其是听到老知青谈农村的贫苦,知青的无助和某些干部的劣行,对未来更是担心,对自己命运十分无奈。
当然班级中总有几个相对比较爱读书的人,也常聚在一起探讨国内外大事和学习心得,话题主要是政治、文学、地理、历史、人生和理想方面。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很喜欢历史,对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和儒法斗争史尤感兴趣,也喜欢文学,特别爱看小说。我把县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还看了很多建国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想方设法从民间借的)。当时我最喜爱的小说是《青春之歌》、《红楼梦》、《水浒》和《前夕》。有一度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从事县文化馆图书室管理员的工作,图书管理员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职业。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在农村获知的。当时十分的兴奋、激动,也茫然,路已在脚下,但不知该如何迈出这第一步。说实话心里不太有底,毕竟是六六届到七七届十来年的高中初中生几百万人同步同场竞争,而全国录取人数不到30万。所有人都心里没底,都不知对手水平高低。十年来大家从事社会运动过久,对学习已很陌生,成绩好坏已无法一目了然了。我的物理化学不行,但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数学都很好,很自然我选择报考文科。因为考文科的人大都数学差,而我数学却很好,我考文科的话,有信心考一流大学。我毫不犹豫地报考北大和复旦的国际政治(我从小对国际政治十分喜爱)专业(当年是先填志愿后考试)。但没想到,我从农村回城将自己的想法告之父母时,遭到他们一致和坚决地反对,并要求我改志愿。由于我小学入团中学入党,父母认为我太活跃,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他们认为我学文科一定会犯政治性错误,况且文科在当时生存条件太差。多年的政治运动和生活经验使我父母心有余悸,文科太危险,太没有安全感。我父母当时明确说:宁可不取,也必须弃文学理工。父母希望我从事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职业----临床医学。父母要求我填的志愿分别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安徽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当我回乡把重填的志愿上交时,碰到我父母的朋友,当时我下乡的东塘公社卫生院沈院长(后任芜湖中医院院长),他坚决反对我学医。他举例他自己,医科毕业,在农村卫生院,生活坚苦,技术也无法提高且地位也低。他鼓动我把第一志愿上海第一医学院改为南京航空学院,认为工科和航空应有大前景。受虚荣心和逆反心理的影响,以及对航空业神秘的向往,在递交表格前,我终于改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复习只有三个月时间,其艰苦一言难尽。当时正值寒冬,那年天气又特别冷,我住的农村小屋,到处通风,手脚冷麻,只能用输液瓶加热水保持一点温度。白天上工,只有晚上在煤油灯的微弱光线下,每天苦读半夜。生活也极差,除了水煮大白菜就是纯酱油盐汤,偶尔放一点从家里带来的猪油,那就成为极为鲜美的一顿。那个苦真是难以言表。最后一个月实在坚持不下来,请假回城在家复习。刚开始复习时,化学我只知道O是氧,H是氢,其他几乎完全不知。物理也仅仅知道牛顿三定律,对力学电学一知半解,光学毫无印象。就在这个基础上,我越学信心越小,越学越害怕理化。在完全自学的基础上,到高考前我也只通读完一套文革前出版的中学数理化自学教材,在一知半解下走进考场,去感受这十年来的第一次异样,第一次的公平竞争。这是邓小平给我们的机会,无论考取考不取,我们都应该感谢他。
考试完后,我觉得考得很不理想,而我周边考生都自我感觉良好,更加重了我的灰心和郁闷。垂头丧气,闷闷不乐,心急烦躁,无脸见人。我弟弟与我同届,他考完后感觉不错,语文他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考完,闹得老师以为他退考。他语文成绩一贯优秀,写的文章曾被老师作为范本,拿到《新安徽报》上发表。他考理工科,第一志愿为中国科技大学(当年中科大如日中天,盖过清华北大),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最后是安徽医学院。他文理各科均好,英语尤佳。当年理工科不考英语,但他要求加试英语,是当时少见的现象。当时他数学已学到微积分,理化习题做过几遍,英语可翻译小说,语文深受老师称赞。他考中科大应是囊中之物,我父母对他期望最大。
县教育局派人去芜湖市拿高考录取名单,我躲在家里不敢去查,十分害怕看结果。出乎意料的是,我被录取了,而且是第一志愿。而我周边感觉良好的考生一个也未录取。我弟弟也考砸了,被调济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从理工跳到文科,家里苦闷对象发生大逆转。他在家蒙头哭了三天,不愿去念,想再考。但我父母不同意,怕政策不允许,况且弟弟下放在农村,有书念能先跳出农村,自然先去上学为好。后来我知道,弟弟的政治、数学、理化成绩都比我高,只有语文栽了,如果他语文成绩和我一样,进中科大应无问题,而他语文一直都比我好。由于中科大压档,又由于他加试了英语,在最后一刻他被调济到文科,这就是命运。而我呢,理化考得差,而当年文科和理工科,语文、政治、数学用的是同一卷子,差别仅在于理工的理化对应于文科的史地。而当年史地卷上题目我基本全会(我辅导的一个文科生史地拿了高分),稳拿高分,如考文科进北大毫无问题。唉,一念之差绝了北大的梦,这也是命。
同级二百多同学第一批只有三人考上本科,包括我们兄弟俩
那一年,我们这批南陵高中七七届应届生,二百多同学也只有三人考上本科,不到五人考上专科。而考入本科的三人中我家占了两个,当时在南陵县引起轰动。另一个是我的同班好友C.L. 我们两人在班上是搭档,一个是团支书一个是班长,并在南中同时入党。他考取的是合肥工业大学。
一晃那次高考三十年过去了。随着时间推移,我也能理解父母当时的决定,对他们所处的背景和苦心有更深的了解。时代决定人的命运,人有时是无法与命运抗争的。
我庆幸我搭上了改革开放的这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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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没有那个思想准备。 (400 bytes)
Posted by: 立委
Date: February 14, 2009 11:23PM
当时家里的气氛就是觉得我肯定能上,老哥危险。突然一下结果出来,连第三志愿都没能上,而是服从分配去师范。感觉那个委屈。好像前面是火坑,不敢想像怎么跳。
哭啊,哭得天昏地黑,父母看着也很难受。后来有邻居朋友跟我父母说,还是劝劝你老二吧,多少人门都进不去,他考上了还这样闹,影响不好。
是啊,人犟不过命。一不留神,明明考的是理工,却进了文科,成了一个大文傻,让理呆取笑。
引用:我和哥哥是文革后第一届77级大学生,当年遵照父母意愿,都在第二志愿填写了“安徽医学院”。至于第一志愿,哥哥自作主张,报考“南京航空学院”。而我当时没有主见,只要一流大学就好(我们那一届是先报志愿后考试,不象后来,考试分数下来后才要求填志愿)。遂听从爸爸,不管天高地厚,填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当红专业:物理系等离子体专业(我们处在深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等离子体是什么,并不明白,但是总觉得只有这样莫测高深的专业才有资格盖过父业)。结果,哥哥考取了他的第一志愿,志满意得地寻他的航空梦去了。而我所有志愿全没有中,被硬性“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去,那个委屈!也委实委屈,我虽然高考发挥得不好,但是后来了解到,分数线已经达标,可以进入第二志愿“安徽医学院”。坏就坏在我“加试”了外语。今天的学生哪里知道,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外语并不是必考项目,亦不计入决定命运的总分,原因很无奈:尽管当年积累了近十届考生同时报考,济济一堂,竞争激烈,但是很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要是坚持外语必考,将会严重影响一多半考生。我当年要不是多年坚持跟着安徽和江苏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靠学校教的那点ABC,也不敢应试。可怜我加试外语,满以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被优先录取。谁想到,文革刚过,有外语基础的人不多,属于文科的外语专业生源严重不足,需要把一些加试外语的理工类学生划拉到文科来。就这样,阴错阳差,把个工具外语拽成了专业。当时颇有理工高人一等的心态,被迫进入外语系后,老觉得“误入旁门左道”,这才有坚持自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两年之久。倒为后来向文理兼科的跨专业方向发展,打下一点基础。
摘自《朝华午拾:爸爸的行医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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