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古籍一直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们就像一叶叶扁舟，承载着历朝历代的匆匆过客，还有数不尽的历史文明。当我们站在船头，举目眺望，这个船队首尾相接，绵延流长，虽然偶有风浪将其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依然顽强地驶向远方。今天，我想撷取国家农业图书馆馆藏的一本古籍残卷——（影抄高山寺宋本）《齐民要术》卷五、卷八（以下简称“《齐民要术》影抄本”），来讲述一段中华古籍历经千年，却依然倔强传承的故事。

高阳：太守著书百世传

先从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的源头说起。

公元533年，我国北魏时期。这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在山东高阳郡，五十多岁的贾思勰遇到了一件难事，他养的羊死了一大半。

他找原因，是不是因为天寒地冻，缺少饲料，羊食物摄入不足而饿死的？第二年，他又买了一些小羊，并想办法种了20亩大豆，心想这次食物充足了，羊应该不会再饿死了吧。可是不久，很多羊身上长满了癣疮，还是死了许多。

贾思勰焦急万分，再这样下去，他全家也得饿死了。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一位老农经过他家门口，他急忙向这位老农请教，那位老农说，在一百里以外的地方，有一位养羊高手，可以找他想想办法。

贾思勰连夜赶往老羊倌的家，诚恳地向他请教。这位老羊倌虽然不认识贾思勰，但是知道他的名字。原来前两年贾思勰还是高阳太守时，在任上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留下了好的名声。现在太守遇到难处，又这么大老远跑来，老羊倌很是同情。他先让贾思勰在家里住下来，让他仔细观察自己的羊圈，并且从羊的选种、饲料的选择和配备、羊圈的清洁卫生及管理方法一一细细讲给他听。

贾思勰从老羊倌的叙述中，明白了自己第二次养羊失败是由于羊圈管理不得法的缘故。老羊倌说：“你把饲料乱扔在羊圈里，让羊在上面踩来踩去，尽管你吸取了第一次饲料不足的教训，准备了足够的饲料，但你不懂得羊不吃弄脏了的饲料的道理。你不打扫好羊圈的卫生，就是准备再多再好的饲料也是没用的啊！不过，像你这样的有志之士，一定会把羊养好的。”

贾思勰恍然大悟，他回去后按照老羊倌的方法，重新清理了自家的羊圈，果然羊群不再生病了，而且食欲大增，羊奶也多了起来，大大改善了贾思勰一家的生活。

贾思勰把这段养羊的经历写进了他正在撰写的书中。为了这本书，他已经准备了十几年，从古代典籍、民间歌谣，再深入民间，采访老人，并亲自试验验证，用心记录。之前在任上无暇落笔，现在辞官在家，有时间将之前的记录整理成书了。这些年来，时局动荡，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连他自己也处于生活艰难之窘境。他无力改变现状，只想用自己的著作来给老百姓指点一些谋生的手段。

又经过十一年的呕心沥血，到公元544年，贾思勰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他给这本书取了一个名字——《齐民要术》。

在序言中他感慨地写道：“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 ”，意思就是说，我这本书从农耕的方法写起，到酿造腌制之法结束，这些帮助人们谋生的经验，无不写在了书里。

贾思勰可能未曾想到，他写的这本书，能够在未来的一千多年里，深刻影响中华文明，持续造福九州大地。而他自己，也因为这本书，成为中国的“农圣”，名垂青史。

后人评价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且最具价值的农学科学名著。它对北魏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高水平的农业科学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全书10卷92篇，加上总领全文的《序》和卷前的《杂说》，共约12万字。前6卷内容分别与农、林、 牧、副、渔等诸生业相关；第7至9卷为有关农副产品的加工、储藏；第10卷则重视资源植物的利用，以相当篇幅引载有使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其中更是包括149种非中国物产。

《齐民要术》虽以讲授农业为主，但又包含了经贸、文献学、史学、哲学等多方面内容，堪称“百科全书”。

屈指算来，《齐民要术》诞生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了，它原初的本子是贾思勰手写的，那时候没有印刷术，靠手抄复制，复制数量有限，还容易被人抄错，很不利于传播，那它是靠什么流传到现在的呢？

崇文院：唐钞宋椠万千卷

《齐民要术》之所以能够流传到现在，不能不提到北宋年间作为国家贮藏图书官署的“崇文院”，它为挖掘保留中华历代古籍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977年的一天，宋太宗赵光义在皇城汴梁巡视，不知不觉走进了后梁时期建造的藏书馆——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眼前的三馆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而此时国家已经日趋安定，作为皇家藏书馆的三馆惨状，令宋太宗不禁感叹道：“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

于是宋太宗下令，重修三馆。一年后，即公元978年，三馆重修完成，宋太宗下诏，赐名为“崇文院”。新馆落成之际，宋太宗亲临现场并主持开馆仪式，此时的“崇文院”在他的心里，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图书馆，而是未来宋朝以文治国的精神图腾。

为了抢救失散的图书古籍，宋太宗定下三项措施，第一项是尽收十国宫掖内藏书，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搜书，形成了一个浩大的政治任务。第二项是悬赏向全国征集图书，规定“凡捐献唐开元《四部书目》以外的一卷书，赐绢一匹或钱一千文，捐三百卷以上者赏以官职”。

第三项是派官员寻访、抄写、印刷。毕竟有些藏书人不愿意把心爱的书籍交出去，宋廷就派能抄写的吏员“借本抄写，即时给还”，结果“凡得古书六十余卷，名画四十五轴，古琴九，王羲之、怀素等墨迹共八本。”这是一个伟大的抢救工程，避免了绝版书的断代。

经过数年的努力，“崇文院藏书”从“三馆”时期的一万余卷猛增到八万余卷，形成了“千卷唐钞、万卷宋椠”的盛况，为历代国家图书馆之最。

千卷唐钞，万卷宋椠

（藏书印来自《齐民要术》影抄本，下同）

《齐民要术》成书500年以来，一直处于抄本流传阶段，经手众多，以致以讹传讹。到了北宋天圣年间（1023~ 1032），为了正本清源，崇文院受命主持了《齐民要术》修订工作，并刊刻印刷，向全国发行推广，这一版《齐民要术》统称为“崇文院本”，是最准确还原原本原貌的版本。

“崇文院”带动了北宋文化的振兴，但同时也为自己悲惨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北宋王朝无法抵挡外来势力的侵略，终于在一百多年后，“靖康之耻”在东京汴梁发生了，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崇文院”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连皇帝都成了阶下囚，谁来保护那些“唐钞宋椠”？很多珍贵的古籍，在东京汴梁陷落后燃起的冲天火焰中灰飞烟灭。

北宋灭亡后，《齐民要术》“崇文院本”是怎么幸存下来，甚至还流传到日本的呢？

高山寺：残卷深山小岛识

北宋灭亡之际的战火，毁坏了大部分官方藏书，只剩下了一小部分残留，到了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有个叫张辚的人想借天圣年间“崇文院本”来重刻《齐民要术》，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后来托关系找到朝廷的实权人物，才得到善本“崇文院本”。

还有一些民间藏书幸存下来。北宋天圣年间，一位来中国学习禅宗的日本僧人就购置了一套《齐民要术》，并买下来带回了日本。

日本人对《齐民要术》并不陌生，早在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相当我国唐代昭宗龙纪、乾宁年间，有一位学者叫藤原佐世，他编著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就收录有《齐民要术》，说明这部农书在我国唐代时期，传到日本并受到相当重视。

《齐民要术》被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后，就珍藏在日本京都的高山寺，平时不为外人所见。

高山寺前身为建于774年的神愿寺都贺尾坊。1206年后，鸟羽上皇将此地赐予明惠上人后，明惠上人取《华严经》当中“日出之先照高山岭”将寺名改为高山寺，山号为栂尾山。寺内珍藏包括《高山寺本》在内的古籍和著名的《鸟兽人物戏画》在内的国宝级绘画，以及重要文化雕刻作品等一万余件。

高山寺深藏在深山老林之中，人迹罕至，但有一年不幸发生一起火灾，《齐民要术》因此受损严重，只剩下第五、第八两残卷。

时间转眼到了十九世纪，在1838年的一个冬天，有一位41岁的名叫小岛尚质的医生兼藏书家，为了寻医访药来到京都高山寺，他在和僧人聊天中，听僧人说起了北宋崇文院本《齐民要术》，于是他向僧人恳求能否一见，僧人见他知识渊博且态度诚恳，就让他见到了这本古籍。

这本古籍有着典型的宋本特点：字大行疏。自打看到它们的第一眼，小岛尚质就被这两本残卷，历经千年而依然精美如新的原刻本深深震撼，那柔软坚韧的纸张、秀丽典雅的刻字，无不体现着中国北宋年间最高的印书水准！

小岛尚质为他的发现欣喜若狂，但又遗憾不能把书买走。无奈之余，他付重金采买了仿宋纸张，并请僧人用双钩法，把原刻本原原本本地影抄了下来，这项工作从冬天开始，到夏天结束，终于完美复现了原刻本，这就是“《齐民要术》影抄本”的来历。

小岛家是世代为幕府效劳的医家，同时也是藏书世家，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八代了。他的父亲是御番医生小岛春庵(春庵是小岛家世袭的通称)，母亲是前野良泽的女儿，他在家排行老三。

1803年他父亲去世，小岛尚质继承家业。1840年12月16日，他被敕封为法眼，负责将军德川家齐及其子女的治疗，与多纪元坚等人一起在医学馆发挥领导作用。到了1849年1月1日，小岛尚质去世，享年52岁，葬于三田贞林寺。

江户小岛氏八世医师

“《齐民要术》影抄本”在小岛家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很多年，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会在小岛家的书房终老，但是人世沧桑、世态炎凉，小岛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古籍的身价在有朝一日会一落千丈。

1868年1月3日，日本的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了。对日本来说，这是国家走向富强的起点，可对于来自中国的古籍来说，却是灾难的开始。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 崇尚西洋, 鄙视汉学, 古籍弃如蔽蓰，所有中国珍稀古籍, 都贱价出卖，像“影抄本”这样的复制品更不值钱了，小岛的后人开始把书房的大量中国古籍作价出售，贴的价签还不到十元。

可能是因为藏书太多，或者实在是有价无市，卖了好几年，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还在剩下的卖不掉的图书里面，后人们嫌它占地方，准备再过一段时间把它当废纸处理掉。

这本书下一步的命运将如何呢？

东京：寻根千里把身渡

就在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即将化为纸浆的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中国人来到了小岛家的书房，此时已经是1882年了。

两年前，在1880年的4月，一艘轮船从上海出发，正劈波斩浪，驶向彼岸的日本。

一位中年男人，站在船头的甲板上，他面容清瘦，但气度非凡，一双深邃的眼睛凝视着前方，此时他的心中，也如这波涛一样翻滚。

他叫杨守敬，时年41岁，来自中国湖北的宜都，此次东渡扶桑，他有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只是不能和别人说起。

在轮船的贵宾席上，是他要服务的清朝政府要员——钦差大臣、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对杨守敬十分器重，知道他精通历史地理学、书法、藏书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带他到日本，是要协助他搞好中日文化交流的要务。

但杨守敬去日本的目的和他又不完全一样。

来日本之前, 有一件事使杨守敬对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听说了日本维新之际,在日本大量古籍几乎论斤估值, 几年前有很多同乡贩运来自日本的古籍, 尤其以宋、元版本为多, 杨守敬猜想必定有不少秘籍孤本错杂其中。

杨守敬嗜古如癖, 对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之多、板刻之精, 充满神往, 他的宏大计划就是：大量收购流落在日本的中国古籍，把它们全部运回中国！

为了更加高效地从日本得到中国古籍，杨守敬出发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日本收藏中国古籍的相关书目，携带足量的现金，以及准备用来以物换物的碑版、古钱、古印等等。

他也知道，如果仅靠他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接触到很多珍藏在日本官方图书馆的珍本、稀本，所以要借助使馆的力量，通过官方的身份来进入日本各家图书馆的大门。

到日本后，他在东京市场上闲逛，确实在书店里看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很多中国古籍，他非常兴奋，于是用他随身带来的金钱，以及一些日本人没见过的汉魏六朝碑版、古钱、古印等等，以有易无，终于得到了很多无比心仪的古籍。

因为杨守敬知识渊博、学富五车，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是他用来和日本人换古籍的汉魏六朝碑版，大大促进了日本书法的进步，因此他在日本赢得了广泛的尊重，结交了很多日本学者。经朋友指点，杨守敬幸运地购得日本医学家、文献学家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抄本，然后按上面的书目逐一访求古籍。

他在日本每到一地，必得古籍若干，捆载而归。功夫不负苦心人，凡《经籍访古志》中著录的书籍，杨守敬已十得八九，只要能买到的，他都不惜重金。几年后，中国流失到日本的名著、孤本等各种古籍，几乎被杨守敬收罗殆尽，其中就包括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

杨守敬不遗余力地在日本购书，引起了日本藏书家中的一些好事者的注意，于是出高价跟他争购。古籍日渐稀少，书商哪怕得到一本嘉靖本，也视为秘笈，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而杨守敬这时已再无财力购买了。

杨守敬心里很清楚，凭他一己之力，终究无法收购净尽，却实现了预想不到的另一个局面：中国古籍在日本重新引起了重视！

正如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 ：“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话语中不无自豪与欣慰。他那深沉而博大的爱书精神，已超越了国界，怎能不令人动容？

每隔数旬或数月，杨守敬就将收到的古籍打包装箱，在启航的汽笛声中，这些古籍从东京港乘坐货轮飘洋过海驶向中国，当年的运书场面，无比壮观。

可是，这些古籍回到中国后，又将面临一段生死之劫。

宜都：飞青阁内筑书山

大量从日本收获的古籍运到中国后，被杨守敬收藏他的私家藏书楼——飞青阁，此地位于他的家乡湖北宜都，万千古籍咸集于此，蔚为大观，衬托出主人非凡的气度。

“《齐民要术》影抄本”被杨守敬珍视，他在1897年所著《日本访书志》里提到：“余所得系小岛尚质以高山寺本影钞，精好如宋刻，用以校勘其它版本，补脱厘误，大有裨益”，但他深感不能满足的是，“唯未得原书全本照之，终为恨事”。

宜都杨氏藏书记

 飞青阁藏书印

星吾东瀛访古记

好写留真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守敬在湖北黄州新建了藏书楼“观海堂”，这个藏书楼和它的名称一样更大更气派，很多古籍精品又搬家到这里，从此“观海堂藏书”享誉海内外藏书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世事大乱中，杨守敬避难上海，心中却时时惦记着他的“观海堂藏书”。此时的杨守敬年逾古稀，疾病交加，经济拮据，但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依然克服千难万险，将大量珍贵古籍转运到上海，还计划到苏州为这些古籍谋一个藏身之处，可惜他连自身都难保，最终未能如愿。

就这样，杨守敬和这些古籍一起，蜗居在上海的陋室，拥挤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此时的上海也不安定，兵荒马乱，黑恶势力猖獗，古籍和主人一样，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直到1914年初，转机来了。

当时的民国政府想借用杨守敬学识和名气，邀请他赴参政院任职，而杨守敬对袁世凯及其政府并无好感，但为了他的藏书，提出赴任的条件就是：政府要保证将他的藏书转运到北京，并妥善安置。这个条件对于政府来说不算难事，他们很快就答应了杨守敬。于是在解决了藏书危机后，杨守敬违心地北上任职。

自从七次进京会试不中后，杨守敬就绝意科名，此次上京任职实属无奈之举。他到北京后，在其职却从未谋其政，只是还想着将他的藏书刊刻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研读。后来他看到袁世凯倒行逆施，希望逐渐变成了失望，心中更是无比忧虑，他那视若性命的古籍，前途命运会如何呢？

1915年1月，在抑郁寡欢中，杨守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终年77岁，他是抱着无穷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只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杨氏藏书。

而此时的杨氏藏书，已是处于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之境地。在无依无靠中，这些古籍又将流落何方？

北平：流落敌手何为家

杨守敬的后人生活不易，就想将“观海堂藏书”整体出售，幸亏有一个人站出来拯救了这些古籍，他就是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

傅增湘本人就是一位著名藏书家，他敏锐认识到“观海堂藏书”的价值，极力推动当局以七万余金将这些珍品收为国有，从此所有杨氏藏书得以入藏政事堂。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不再担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担任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包括“《齐民要术》影抄本”在内的一些古籍又随之成为故宫藏书。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人将重心转向华北，除了军事侵略外，日本人还大量掠夺中国的文物，其中古籍就是他们重点搜罗的对象，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在1938年6月的一天，一群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突然闯入故宫博物院，他们直奔位于太庙的图书馆，借口是搜查“反日”及“反动”新思想有关的书籍。

虽然大部分珍贵古籍善本都被转移到南方去了，但因为运力有限，还有小部分留了下来。面对杀气腾腾的日本宪兵，留守图书馆的几个工作人员根本不敢阻拦，日本进入图书馆后，用刺刀翻箱倒柜，很多书籍和杂志被当场烧毁或撕毁，还有一部分古籍被他们劫走。

据事后统计，被日本宪兵劫走书籍165册，撕毁书籍26册，焚毁书籍164册;劫走杂志3447册，撕毁杂志4131册，焚毁杂志3277册。

1939年3月，他们又来抢劫了一次，两次加到一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共计损失书籍、杂志14764册。

在这两次的抢劫中，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被日本宪兵劫走，后来被收入他们设立的所谓“华北农事实验场”书库。

“华北农事实验场”是在1940 年 6 月，由日军的华北方面军特务部设立的，表面上是搞“合作科研”，实际上是为掠夺中国的农业资源。“华北农事实验场”设有专门的图书管理部门, 并建有专门的书库。这说明日寇侵华不仅仅是为了占领中国的土地，而且要把这片土地上的所有资源压榨干净，并带回日本。

他们非常狡猾的一点就是，通过搜集中国的古籍，然后按图索骥找到中国的各种资源，包括文物、矿产、种质资源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猎取的对象。“《齐民要术》影抄本”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书。

多行不义必自毙！到1945 年 8 月，日寇战败投降。 国民党政府接管“华北农事实验场”，并在原址基础上成立了“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实验场”, 并设立了图书股专司，接管了原有的“华北农事实验场”的馆藏图书，这时候剩下的古籍只有一小部分，很多被逃窜的日寇带走或毁坏，“《齐民要术》影抄本”生死未卜。

北京：新中国里遇新知

幸运的是，经过仔细清点，“《齐民要术》影抄本”还留在馆藏之中。  

1949 年 2 月北平解放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北平农事实验场”, 重新组建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建所依始便成立了图书室, 在原来“北平农事实验场”馆藏基础上吸收了其他部门的馆藏, 所幸的是，这本影抄本依然留在馆藏里面迎接解放。

1954 年国家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组”, 其中设置有图书资料组, 并开始购置、收集、管理书刊资料。

1955年4月29日，有一位名叫万国鼎的学者从南京来到筹备中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借阅“《齐民要术》影抄本”，他六十岁左右的年纪，目光炯炯，精神矍铄。

万国鼎先生是中国著名农史学家、史学家，系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第一届室主任、农史学科学术带头人，闻名于国内外农史和科技史学界。

他当时找到这本“《齐民要术》影抄本”，确是为了一件大事——整理出适合现代普通人阅读的《齐民要术》。

万国鼎先生当时是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他在编刊《齐民要术校释与研究说明》中提出以下工作方法和步骤：

１．校勘 尽可能恢复原书的本来面目， 有可疑处也附注说明之。

２．注释 解释古字、古义、古语。

３．版本考  扼要地考证比较《齐民要术》的各种版本及其传递源流。

４．引用书目考 考证所引各书的作者及存佚等，特别注重其写作年代，以便农业史研究者容易查得有关资料的年代，不必再费时去自己做这一考证工作。

５．《齐民要术》中的农业技术水平及其源流与影响，用现代科学知识来探讨《齐民要术》中的农业技术，在可能范围内和世界各国农业先进技术的产生时期作比较，并考证这些技术在我国的起源及其以后的流传与影响。

万先生全面阐述整理 《齐民要术》的工作方法，提出研究 《要术》的学术步骤，对流传版本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掌握和判断。后来对 《齐民要术》的研究都可以从这份说明中看到最初的学术思考。

万先生还特别强调 “注释有一部分需要从古书中辗转推求，其中也有须结合古今农事实践与科学原理才可以推求到准确意义的。注释将是这一工作中的最难部分。”

万先生阐述的整理古农书的方法路径，在后来缪启愉先生的 《齐民要术校释》中得到完整的体现，至今仍有现实的学术指导意义。

尾声：此心安处是今朝

1957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成立, 同时建成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图书馆。在万国鼎先生的带领下，一批又一批农史学者来到图书馆研究探寻古籍，使这些古籍在新中国又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

2013年11月18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新馆开张，从此更名为“国家农业图书馆”，所有古籍一起乔迁新居，以崭新的面貌迎接读者到来。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中强调：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振奋人心的号召，预示着古籍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随着古籍知识的普及，国家农业图书馆古籍室，已经越来越广为人知了，上至国家部委领导，下至中小学生等大众读者，他们络绎不绝的走进国家农业图书馆，参观古籍室，为之惊叹和自豪，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种子通过古籍，已经种在了许多小读者的心里，终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回首一路走来的近二百年，“《齐民要术》影抄本”虽然身世沉浮、历经劫波，但能够不断遇到有缘的人，来到伟大的新时代，不能不说是其莫大的幸运！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古籍研究者，让这些古籍焕发新的生机，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绽放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