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或事，我们生来就带有某种成见。

我对一位大学同学的成见，哪怕经过近三十年，也一直没有什么改变。直到有一天，为了编写一本图书，另一位同学肖关丽把他的生平事迹发给我，我所受到的震撼和感动，使我真正感觉到，我的成见是多么的不靠谱。

这一刻，我忍不住想哭，为这位同学的英年早逝，为他的家庭和不幸而哭；同时也深深为他的侠肝义胆，他的普通却成就不凡的一生感动而哭。

这位同学，就是杨金华。他于1969年5月出生，生前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麦类遗传育种与应用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云南省创新技术人才、云南省麦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育种与繁育岗位专家、国家小麦改良中心云南分中心副主任、《大麦与谷类科学》编委。

他先后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7项；获云南省级科技成果奖10项，其中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农业部农牧渔丰收奖二等奖1项；主持育成国家大麦（青稞）登记品种16个，育成省级审定小麦品种35个、国审小麦品种1个；获发明专利2项，植物新品种保护权3项，制定标准2项；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副主编出版专著2部，选育的麦类新品种已累计种植4500多万亩，新增总产量12亿公斤，新增总产值24亿元，为云南省乃至我国的麦类产业发展、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1：杨金华工作照

 图2：杨金华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以上这一连串的头衔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与我在大学时代认识的杨金华同学，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他本来不是我们同一个年级的，是89级留级而到了我们班：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9001班。在大学竟然留级，可见他在我们班是多么特殊的存在，单就这一点，就处于同学鄙视链的最底端了。

肖关丽和他是云南同乡，她回忆说：“记得他当年的日常装扮是留着快及肩的长发，穿着一双走起路会吧嗒吧嗒响的拖鞋。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是以这种状态出现在华中农业大学里，因为对云南学子来说，在高中需要名列前茅才可以考上华农，事实上后来遇到他的高中同学也得知，在高中时，他的确是名学霸，我们参加工作后，我也隐晦的问过其原因，他的解释是当年心情不好，我总感觉理由不够充分，其原因终是不得而知。”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杨金华在高中曾是一名学霸。但是由于什么原因，又使杨金华从高中的一名“学霸”变成了大学的一名“学渣”？

现在杨金华同学不在了，即使还在，那既然肖关丽问不到答案，那我也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缘由。

当然，有一点线索可以让我推测，就是杨金华的解释：“当年心情不好。”这个心情不好，恐怕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当年我们全班心情不好的不在少数。

我记得我们开学的时候，就有一位同学没有来报到，他肯定是对学校不满意，才放弃了我们这所大学。

读农大，学农业，好像是我们这批大学生并不十分情愿的选择，那时候社会上对农大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读农大，不又回到地里修理地球了吗？！”开学典礼上，当时的校领导还自嘲的对我们说：“我们搞农业的啊，远看像卖炭的，近看像要饭的”，说明学农是一件多么艰苦的事情。

也许杨金华同学，高中时的成绩应该不止于考上农大，因为高考发挥不好，和我们大多数一样，背负着社会上沉重的成见，来到了我们这所大学。

虽然我们是农大，但当年也是全国重点大学，进来的考分并不低，尤其是从云南考过来，那更是凤毛麟角。

肖关丽同学说当年她的同乡就特别少：“但他（杨金华）的留级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在一个班，我有个同乡了，我不再是唯一的边疆省份人员。当时到华农去读书的云南学子不多，湖北的同学可以以城市或县为单位成立老乡会，但云南只能以省为单位，全华农云南学生不超过三位数，往往一个专业一年只招一个云南学生，能够一个班有两个，已经很难得了。”

在大学期间，我和杨金华接触不多，每次到他们宿舍，大多数时间看他躺在床上，也不怎么和大家说话，他的被子常年不洗不晒，脏得一塌糊涂，整一个灰暗形象。偶尔看他与几个同学在一起，就是吸食一种他从云南老家带来的水烟，宿舍里面乌烟瘴气的同时，还伴随着“呼噜噜”的水泡泛起的声音，跟吸鸦片差不了多少，那种颓废的氛围至今让我记忆深刻。

当年，大学生逃课是概率不高的事件，但对杨金华来说不是，要是老师在课堂上发现少了一个人，那多半是杨金华没来。此外，记得辅导员对他的描述是：“别人上课的时候杨金华在睡觉，别人睡觉的时候杨金华在弹吉他”。

肖关丽回忆说他会弹吉他，这一点我倒是没想起来，也没见他在晚会上表演过什么节目。但他还会做点小买卖，我就更不知道了，而且这个小买卖还做得如此“肝胆柔肠”，俨然一“护花使者”！

下面是一段肖关丽的回忆：“我们读书时候，娱乐项目并不多，看电影是一个重要项目，除了可以自己搬着凳子去学校露天电影场看电影外，学校门口有一个小影厅，一块钱可以看一场，其中不乏好电影，如乱世佳人、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还有好些记不起名的。当时杨金华在小影厅门口帮老板收费，当我和韩迎春（另一位女同学）去看电影时，通常的操作程序是，我给他一张10块的，他给我找10块的零钱，有收费的过程，但实际上是免费，我们乐此不疲。”

读到这里，我都有点忍俊不禁了：这个杨金华，表面上看来邋里邋遢，实际上还挺有经商头脑呢，而且为了老乡女同学，竟然“徇私舞弊”！想当年我们这些男同学，为了逃票还翻过墙头，要是知道他还在小影厅帮老板卖电影票，肯定也会去沾点小便宜的。

杨金华，就是这样一个带着社会上的成见读大学的杨金华，又不可避免的被同学们注入了新的成见，而且，这样的成见就一直伴随在我的心里快三十年了。

幸运的是，杨金华在大学里虽然留过级、逃过学，但凭着他的小聪明，还是和我们一起顺利毕业了，而且就业单位也不错，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我一直不知道他凭什么就能到这样一家级别不低的科研单位工作，可能是当年云南省大学生不多，急需人才吧。当然，期间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有小插曲。

肖关丽回忆道：“或许是他底子还不错，尽管杨金华的大学成绩不尽人意，他还是顺利毕业了，并通过了大学英语4级，他得到了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入职通知。新入职时，他应该不太顺利，农科院可能是调了杨金华档案后觉得他成绩不是太理想，一度有反悔让他入职之意。那时的他很郁闷，曾动过回华农去找影厅老板谋生路的念头。不过后来农科院在对他进行考察期间发现，这个小伙子干活不错，他总算在农科院安定下来了。”

杨金华到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对我们同学们来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又得知他攻读博士学位，更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据肖关丽回忆说：“我记得周长明同学来昆明时，他对杨金华读博士是不相信的，他俩酒酣时，周长明拍着杨金华的肩膀说：‘全班另外62个同学读博士我都是相信的，只有你读我不相信，你为什么读了博士？’可见当年杨金华在华农不学习的形象是多么深入人心。”

同学们的成见，其实也让杨金华不开心，每次有同学去云南出差，都是先联系肖关丽，然后由肖关丽再通知杨金华来作陪，次数多了，杨金华心里有些情绪，有次他对一位同学说，“你们以后来昆明，如果还是先联系肖关丽，不先联系我，我就不出席了”。

话虽这么说，但每次有同学来，他还是不醉不归，很看重同学的情谊，他骨子里是有些江湖义气的。

              图3：杨金华（右一）和我们           

图4：杨金华（左一）和我们

肖关丽举了几个例子：

“后面这几年，他因受痛风的困扰，行动多有不便，而且已不宜饮酒，可他还是一如既往，有时我不得不请学妹谭亚玲一起去管住他。

有次胡守强和向国红来昆，杨金华行动不便还摔进了沟里，我心怀愧疚，都不知道怎么向他妻子解释，每次同学来，我都纠结，又想叫上杨金华，又担心他喝酒。......

他的一位博士同学还谈起，一次他们相约去看望另一位生病同学时，杨金华自己已是身体极度不适，家里孩子也在生病，但还是顾不上吃东西也要和其他同学一同前往探望。”

毕业之后，我和杨金华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从肖关丽的讲述中，我的杨金华同学，是一位多么重情重义的好同学，即使背负着这么多同学的成见，依然阳光开朗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尤其让我钦佩的是，他毕业之后对工作、对农业科研的执着，取得了如此可观的成就，再一次证明我们的成见是多么错误。

肖关丽说：“2005年，他到云南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的他是副研究员，主攻小麦和大麦育种。

有一年，他想要个我们农学农业的学生跟他做毕业论文，和学院协商后，分配了一个本科生跟着他做试验，学生毕业论文写出来后，他一遍遍修改，就毕业论文的某些细节和我电话沟通了若干次，感觉比我改学生论文还上心和认真，他再也不是当年读书时候的他了。

最后几年，感觉他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但每次相聚，说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他的工作上，他的家乡口音是有些重的，有时我并没有每个字句都准确理解到位，但总能明白他在为课题的事焦虑，他还一度担心他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能圆满结题，看着他那么消瘦，我和师妹总是劝他，课题不如身体重要，但似乎没什么效果。到后来，他成为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他成为麦类遗传育种与应用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并获得不少奖项，等等。只不过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思虑也更重，身体也更不如从前。”

读到这里，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我身边有许多像杨金华这样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他们是科研骨干，是单位的中坚力量，但是被很多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从开题到验收，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直到身体崩塌，离开了他们所钟爱的事业，成为单位乃至国家的重大损失，对家庭更是毁灭性的打击！

2022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全班同学微信群收到肖关丽发来的令人震惊悲痛的消息：杨金华同学走了！这一年，他才53岁。

后来才得知，杨金华的生活是不顺遂的。他结婚晚，妻子在农科院做些临活，家里的主要收入要依靠他。孩子小的时候，家里需要老人帮忙照顾小孩，他一个要负责4个人的开支。后来小孩大些，本来可以略做喘息，可是女儿检查出再生障碍性贫血，那几年他不得不一直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奔走，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效果才有些眉目，女儿的髋关节手术又提上了日程。不知道生活为什么不能眷顾他一点，他和家人过得不易。

肖关丽回忆杨金华去世那一刻的场景令人心碎：

“那是2022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接到师妹的电话，她说杨金华不在了，最开始我是不相信的，一再确认后我呆坐了许久，然后把消息发到大学群里，胡守强和金会平给我打电话过来时，我终是忍不住哭了，他就这样永远不在了，以后同学来只有我一个人了。

送杨金华走的那天很冷，风吹在脸上很疼，因为是春节的原因，他妻子不想麻烦单位的人，甚至没有预定一个灵堂，后来是同学、朋友去的人太多，才临时定了一个灵堂送别他。

感谢全班同学在知道他出事后的操持，金会平把倡议书拟好，把全班同学的捐款收好后转给我，让我转交给他妻儿，把全班同学的爱心转交给他妻子，并把他送走后，我极少联系过他妻子，可能内心想逃避吧，不去触碰就可以麻痹自己。你终是可以休息了，只是你的妻儿不知如今可安好。”

杨金华同学就这样，以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毅力，走出了社会和我们的成见，他以自己的奋斗、出类拔萃的成就，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我们，却在最美好的年华离开了我们。

此刻在我的眼中，浮现出来的是他灰暗却又光辉无比的背影，只是依然看不清他的抑郁和忧伤，我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的抚慰，只有在心底留住对他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