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前（即1978年）的春天，是我们77级难忘的季节。

那一年,我们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混乱和迷惘之后，终于乘着恢复高考的东风，进入了大学。那年我二十一岁。若按照正常高考的进度，这本该是大学毕业的年龄，却只能成为大学一年级的新生。然而，我还算是幸运的了，算来仅仅耽误了四年时光。而同学们中间，年龄最大的，则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当时已经参加高考，并且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却也只能和我们一起重新入学，成为名符其实的同学。当然，还有比我更幸运的，就是那些刚刚高中毕业就直接参加高考、上了大学的同学，他们没有耽误一天。

郭杰兄虽不是应届毕业生，但他1976年高中毕业，仅耽误一年多时间，也算是幸运者了。但幸运与不幸运，又往往是相对的。我们77级的同学，大多经历了上山下乡，各有各的坎坷，但这又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后来77级毕业生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的成绩，与这种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分不开的。此前，郭杰兄做过半年临时工，在装卸队装运铁板钢筋；又作为知识青年下过乡，喂过猪，当过赤脚医生。然而，他耽误的时间毕竟不长，也许算是更幸运的吧！1977恢复高考，全国参加入学考试的，有1966年至1977年从中学毕业的大量学子。据统计，应考者达570万之多，仅仅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为4.8%。入学新生年龄差距较大，总的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文革，阅历丰富，才能突出。在我们全年级的同学中间，郭杰兄是最年轻的同学之一。他在这个年龄考上77级，成为27万人中的一员，应该是很不容易了。

郭杰兄是聪明和用心的。在大学期间，我们就比较了解。1983年，我们又一起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并且幸运地被录取。他当时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而我则考入上海师范学院。我清楚记得，考试结束那天晚上，在已留校任教的同学的宿舍里，我们小饮畅谈一番，谈学问、谈生活。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研究生读书期间，我们的联系更多了起来，也时常利用假日回乡见面，交流学习心得。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理论造诣较高。我到南方，比较注重材料的积累和文本的细读；而郭杰兄则继承了其导师杨公骥先生擅长理论分析和思辨的能力，使得他能够对历史现象，从宏观的视野加以考察，比较能够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郭杰兄的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理论气魄。当然，虽然理论水平较高，有助于全面地思考问题，而他并不轻视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文本的阅读。他喜欢涉猎西方哲学，对中国文学也兴趣广泛，却不是一个性情张扬的人，偶遇合适的场合，才开口说上几句。那时，看他那怡然自得的样子，也很令人羡慕。

郭杰兄在东北师大，师从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杨公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到了吉林大学，担任著名诗人和学者公木（张松如）的学术助手。他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尤对《诗经》、《楚辞》用力较多，其《屈原新论》一书，最能代表他在这方面的成绩。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学术组织者，曾协助公木先生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论》。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套颇有影响的大型丛书，代表了当时诗歌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水平，并在1998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在此过程中，他向公木先生推荐我承担《魏晋南北朝诗歌诗论》的撰著工作。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让我将自己学习古代文学以来的心得，比较系统地总结出来。我的这本书，后来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术奖，对我自己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郭杰兄后来走上高校领导岗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政工作上，这当然是值得做的事情。但我也为他怀有几分惋惜,总觉得以他的学术能力，还应该在学术上取得更为出色的成绩。所以，年前收到这部书的清样，真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白居易诗歌选注，已经出版了很多种，注释成果也有不少。因此，要想独树一帜，实属不易。当郭杰兄初次给我说起此事，我还难免有些顾虑。但接到此书样稿，细细阅读，始信他真是颇为用心、也颇有心得的。试举一例以说明之。《长恨歌》“养在深闺人未识”一句，其注释说：“意思是杨玉环入宫前还是闺中少女，借以掩饰杨玉环曾为寿王妃之事。陈鸿所写与本诗相配合的《长恨歌传》，则明白写出云云。”讳饰之说，前人已有发明；但注者随后对诗人之心加以抉发：“白居易此诗，意在爱情的悲惋，不在荒政的讽刺，诗中隐晦其事，并非歪曲历史，而是为了诗篇整体的美感效果。后来李商隐写作《骊山有感》一诗：‘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则明显流露出深刻的讽刺之意，令人兴叹。”这个阐释是必要的，也是符合白居易写作此诗的用心的，实得以意逆志之效。李杨之事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但却是历史上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大事件。故后人多有批评。对此，注者亦在逆白志之后，又引李商隐诗表达批评的意见，这样的注解阐释，就显得完整了。本书旨在雅俗共赏，注解不避繁杂，于诗中之典并不必繁征博引，然皆能注意吸收前人成果，同时出以己意，省去繁芜，而尤重词义的解释和诗意的阐发。这其实却需要积有精约的功夫。只有在涵咏讽诵中深味诗中真谛，方能披沙拣金，明白道来。

诗歌的注解，自李善注《文选》以来，已成为中国古代诗文集注解的典范。这个范例，延续至今。如被学术界公认的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两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体例基本如此。但是如何阅读古代典籍，尤其是关于诗歌作品，在背景的揭示、制度的解释、字词的训诂之后，能否达到准确把握诗人内心世界的目的？能否阐发出诗歌的艺术魅力？如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其中对诗歌的注解和阐释，就与传统的注解方式颇有不同。郭杰兄此书，更多地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征。郭杰兄对钱锺书先生诸书研究用心颇多。我曾听他深入地谈过对钱氏著作的理解。今看此书，我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钱氏的注解阐释方法的影响，能够依据诗歌文本，从艺术源流上追述贯通，目的在于诠解宽度的放大，在于更好地提供理解诗歌内涵的背景。比如《李都尉古剑》解题，先解诗旨，然後纵论到唐代诗人往往以剑来象征个人的雄奇的勇武精神，并举若干诗例以证明，最后指出白居易此诗的特点在于勇气和理性相结合，绾合诗旨，解题有放有收，有助于诗歌内涵的深入揭发。这样独具心得的注解，书中所在多有，对广大读者而言，当是很有裨益的。

三十多年来，我与郭杰兄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情谊。这既是出于同学之谊，也是出于学术之志，更是出于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追寻和热爱。相聚之时，谈学论道，相互切磋；分别以后，驰书致电，相互鼓励。从当年的莘莘学子，到而今的中年教授，我们的情谊却像积年的陈酿，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愈加醇厚香浓，令我极为珍惜。虽然我的主要学术方向不是唐代文学，不是白居易研究，作为选注者的同窗老友，还是略述自己以上的感想，与本书的读者们一起分享。

               （原载《白居易诗歌精解》，中华书局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