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8日，修葺一新的渊智园重新开放，为山大百廿华诞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复建的山西大学堂门楼，门首高悬匾额“山西大学堂”，门前两侧分别是山西大学创始人山西巡抚岑春煊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半身铜塑雕像。

山西大学百廿校庆之际复建的山西大学堂门楼

人们在通过各种途径欣赏复建的山西大学堂门楼时，与如此美观大气的匾额相遇，便会情不自禁的问：这几个字是谁题写的？

为了寻找答案，笔者首先询问了参与渊智园整修工作和门楼匾额字体设计的有关人员和专家。他们的回应相同：“山西大学堂”这几个字是时任山西大学督办沈敦和先生题写的。同时提供了字体参照图片。

然而，笔者按图索骥，却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山西大学堂”这五个字是源自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出版的《最新地文图志》封面上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印”字样中的前五个字。当时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最初由李曼教授负责，不久即又聘窦乐安（John Darroch）博士主持。其英、日译员和校阅者先后有十二名中国人和一名日本人。其中不乏我国翻译界名流。加之，相似特征的题字也出现在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的其它一些书籍的封面或扉页，例如1906年出版的《最新天文图志》的封面。因此，复建的山西大学堂门楼匾额“山西大学堂”这五个字很可能出自某位中国译员之手，但究竟是哪一位，仍有待考证。

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出版的《最新地文图志》

下图所示为《最新地文图志》封面的“山西大学堂”字样，复建“山西大学堂”门楼时的参照字样和门楼匾额实际呈现的字样。由于对字体进行了修饰，门楼匾额的字体更显秀美大气。

原始字样、参照字样、匾额字样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山西大学堂”这几个字是沈敦和先生题写的呢？这还得从山大百年校庆之际修建学堂路和复建山西大学堂老校门说起。2002年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在校内修建了学堂路，在学堂路北端对山西大学堂旧址的拱形大门及围墙局部进行了复建。李豫教授当时任《山西大学百年校史》编写组执行主编，据他讲：修建学堂路和复建山西大学堂老校门时，“山西大学堂”这几个字和沈敦和的英文签名都是他提供的。前者是取自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的有关书籍的封面（笔者经查证是取自《最新地文图志》的封面），而英文签名则取自沈敦和在其英文书上的签名。因为施工时将这二者放在了一起（并增添了“（1902）”），便产生了“山西大学堂”校名与沈敦和英文签名在一起的情形。这也是最早将二者一起呈现给公众的情形，且与今年复建“山西大学堂”门楼时所参照的图片几乎一摸一样（笔者注：因照片拍摄于今年9月初，近些年石刻文字没有描红，纤细的英文签名已模糊不请）。

山西大学校园的石刻“山西大学堂”照片及对应文字

尽管将源自《最新地文图志》封面的“山西大学堂”与沈敦和在其英文书上的英文签名放在了一起，但是这二者完全没有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假若沈敦和真的为“山西大学堂”题写了校名并且签了名，按常理而论，签名也应当是汉字，而不是英文；应当在左侧，而不是在右侧；应当为竖向排列，而不是横向排列。然而道理归道理，将以上二者放在一起，或多或少会使人产生错觉。久而久之，就会有不少人误以为真。

最后顺便提醒一下，如果你在山大校园内学堂路看到了如下图所示的石刻校名，千万别以为这是时任校长高时臻专门为学校题写的校名。

山西大学校园的石刻“山西大学校”照片及对应文字

据李豫教授讲：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前一两年，他在上海与当时已96岁高龄的高时臻女儿见了一面。“山西大学校”和“民国元年高时臻”字样是从高时臻先生留下的一本日记中集来的。日记是用毛笔书写的，包含了他从襄陵县（今襄汾县）上学开始至1918年（即在山西大学校担任校长之职的最后一年）的一些日记。由于2002年修建学堂路和复建山西大学堂老校门时，他也将“山西大学校”和“民国元年高时臻”字样提供给了施工方，以便使用。随后便出现了如上图所示的石刻校名。

（山西大学李豫教授对初稿进行了审阅，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