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假设检验这个话题太沉重，今天谈点轻松的。

‘我的母语是什么’，这难道还能成为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吗？请您暂且耐心把我要说的故事看完，或许您会觉得对我来说这还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在三五十年前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走出过方圆100公里的范围，这个‘母语’的问题当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可我的情况是从小是饮珠江水吃广东米长大，但我的原生铁路职工的家庭一辈子乡音不改的父母均不是广东人。幼儿园、中小学的生活是广味的铁路普通话+广东话+客家话的混合体。高中毕业到北京读大学，工作后又有机会出国读书，后又出国定居，在新西兰读学位及工作，再回广东工作生活，几进几出，普通话，广东话/粤语，中文，英文交替使用/混杂使用，真正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广东人习惯上把非中国人一律称为‘鬼’（鬼佬、鬼婆、鬼仔、鬼妹，番鬼佬，鬼头餐/西餐，…）。

所以首先要问的究竟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国语’是我的母语。广东方言可分为三大组：广东话/粤语（以广州、香港、澳门/省港澳的发音为准）；客家话（以梅县/梅州发音为准）；潮州话（我一点也不懂不了解）。在学校里，工作单位与同学工友大多数都是以广东话为主交流，在十几年东莞工作期间还要常常自自然然地讲带莞城音的‘广东话’。有一次与一位香港老大姐谈到我的岳父母，我脱口而出就是“我的丈人佬、丈人婆（很典型的东莞土话的俗气的表达）”，老大姐立即纠正我道“是你的外父、外母（广东话指‘岳父母’发音是‘外父母’-广东话发音）”。我的普通话按‘土著’广东人的标准是十分‘正宗’了，比如，广东地处亚热带天气热，所以把‘洗澡’说成‘冲凉’，‘澡堂子’相应地也变成了‘冲凉房’；在广东我们说‘一条雪条’（即‘一根冰棍’）、‘一条雪批’（=‘一根雪糕’），我为自已在大学同学面前不会犯这些‘低级’的方言错误而沾沾自喜。但时常一不小心就还是会露出了广东仔的‘马脚’。当我对一位年长于我的北京亲戚说我啥事啥事做得‘很辛苦’（广东话很吃力的意思），她立即邹眉头对我进行纠正；另一次在回答“大三还可以修英文“的问题时，我的表述是“我们学校让我们能学多一年”，年长亲戚立即纠正我“什么‘学多一年’，应该是‘多学一年’”。我用的是典型的广东话把动词放在副词前的句型，比如“你行先”（=您先走）“你食先”（=您先吃）（用广东话发音）等等。再就是卷舌音发不习惯/不自然，要说出个“您”字可费老劲啦。反过来，个别字与词的广东话我也不会发音，但在从小就说普通话的人的眼里一定觉得我的广东话堪称正宗。应该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的普通话与广东话之间的转换几乎可以是按我的谈话对象的选择而随心所欲地适应的。所以，不论我的普通话或广东话的绝对水平去到哪里，我认为自己的母语为60%普通话+40%广东话（相对而言普通话占了一点优势）。

在东莞我在国营的合资企业、政府部门、私营公司都干过，打交道的人从东莞本地人，全国各地来的，港澳台的，国外的都有，职业级别包括了普通工人/职员，工程师/工程项目负责人，经理，专家/学者，各级干部，等等。我必须在普通话，广东话，英文，中文之间按需要不断转换使用。最典型的是在那个国营的合资企业中，我是外方股东担任的付董事长（一个四岁就到了澳洲的华人技术专家兼公司股东，姓李，当时年近60，日常事务能听说带中山口音的广东话）的私人助理，还兼董事会秘书（股东方来自全国几个不同的地方/机构），还兼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所以，我要中英口笔译各种行政及技术文件，例如在公司办公室的其他同事帮助下起草/完成各种董事会文件，做会议记录，在股东代表之间进行普通话，广东话，英文，中文转换翻译。因为公司产品的技术主要依赖这个外方股东的传授，李先生就先用英文把我教懂了，再由我传达/翻译给我们的经理和工程师们。当老板（李先生）撸起袖子下现场亲自动手的时候，我就成了技术助理。李先生回澳洲的时间（每年有小半年都在香港或澳洲）我就要干总经理助理的活，公司接了外资公司合同时我要替我的销售部与技术部的手下做翻译（为公司干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比如，去东莞雀巢公司谈判，接待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的客户，都少不了我的参与。在80年代末的东莞，仅有的几家合资公司是市政府的宝贝，我服务的这家公司由市领导任董事长（当时尚未实行政企分开）。因为我给这个澳籍华人老板李先生做私人助理的缘故，他在东莞的时候上哪都带上我（私人事务除外）。这样我就有了不少机会接触到东莞各级领导的机会。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替老板做的一次翻译。东莞当时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与老板的谈话，李先生抱怨说“I have infinite patience and I have a very strong stomach.” 我于是就翻译说（广东话）“李生说，我有无限的耐心和一个很强的胃。”我翻完之后也觉得怪怪的，副市长望着我一脸不解的样子，我也有点慌了，仔细想想，我一点也没有译错。我只好说李生的英文就是这么说的。再继续听老板解释，才明白他要讲的意思。“无限的耐心”好理解，李先生在抱怨中方做事拖拖拉拉。“有一个很强的胃”听得大家一头雾水。李先生接着说，某些人啦总是“all cares but no responsibility”，他接着用广东话又解释“意见多多却又不用负责的”。所以他在抱怨有人整天在他耳边说这说那（试图来影响他的观点/决策），但他是有自己的主见的（很强的胃=消化能力强），不要光耍嘴皮子却又不想/不敢负责。他对我行为表现的观察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告诫我说“阿钢，don’t try to become a scientific politician rather a political scientist.”他在提醒我，用科学的态度来处理公司的行政事务是愚蠢的（指我如何扮演总经理助理的角色要十分小心，反过来，做科研也要有政治能力）- 他是在针对我做事规范认真，非常较真的个性而说的。跟着这样的老板，我的英文，与人打交道的政治敏感度，与社会阅历都飞速提高。

第二个问题，在中文与英文之间如何定义我的“母语”。扳扳指头算算，我在英语世界里生活学习工作了二十多年了。现在天天与统计学与统计数据分析打交道，靠这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可是除了大学本科在国内学了一门概率论，其余所有学的与做的与统计专业有关的东西都是从英文而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统计专业有关的东西我都是只用英文，因为第一次学的时候就是英文，对应的中文是什么当然有个 大概的意思，但具体的准确的中文翻译是什么也从未去认真追究过。比如，mathematical statistics 课程里moment (e.g., first, second moment, 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的概念都是学了之后想知道中文的标准翻译是什么再去查英汉统计词典才会的；英文脱口就来的AIC及Meta-analysis，搞了半天才知道AIC=赤池信息准则，Meta-analysis=荟萃分析；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confirmatory analysis与deviance的标准中文翻译应该是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地与统计专业有关的东西英文实际上成了我的“母语”，或者说第一语言。当我几年前开始想看看国内的统计专业的有关学术科研状况时，才发现很多的中文统计专业术语我读起来/看起来非常费劲。反过来，在单位我用英文讲统计用统计是自然而顺溜的。另外，我家小孩是移民新西兰后才从幼儿园开始上学，虽然让小孩在7-12岁期间回中国“留学”了五年学好中文，如今我家小孩完全工作生活在英文世界里。但我与小孩的沟通，凡与专业或工作有关的东西，还是英文首选。总结起来，我认为自己在中文与英文之间定义我的“母语”的比例是70%对30%。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是如何处理孩子的中文与英文的关系的。孩子刚到国外，孩子妈妈就准备了全套的小学语文教材想让孩子尽量学多些中文，从每天认十几个汉字开始（每个字抄写一行），搞了不到几个星期，孩子的兴趣一天比一天减退，因为，孩子天天接触的其他小朋友都不说中文。最后只好放弃。在孩子7岁的时候我们决定带回国学几年中文与中国文化（当然我们回国几年也有其它的原因）。我的做法是，在中国就集中关注把中文学好，英文在新西兰几年已经有了好的基础，在中国的几年随学校的教学进度就好，让孩子同一时间专注把一门语言学好。我对孩子说，你生了一张中国人的脸，不论你英文再好，别人也还是当你是中国人，所以你现在花比别的孩子多一些的努力学好中文，这个付出是值得的。眼看着中国在21 世纪的影响日渐提高，一张中国人的脸不会说中文不懂中国文化太吃亏了。我也观察到凡家里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的家庭，在国外要让孩子说中文更难，孩子们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就彼此说起英文了。当然，我家孩子回到新西兰后也经过了几年才把英文追回了上来-这就是代价。现在我家孩子中文的听说读完全没有问题，写的方面吗，一旦有必要应该是能够很快练习提高的。至少我家孩子是一个英文、中文的双语人。如果要我给我家孩子的中文与英文之间的相对水平以“母语”的比例做个评价，我的结论是30%对70% - 注意这个评价结果不代表孩子的英文水平的不足，而是强调其中文水平的好 – 因为我无法评价孩子的语言的绝对水平。

 仅以此博文作为对东莞的亲友同学、过去的同事领导的一个记念与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