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同道合的插兄

在插队期间，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群优秀的知青同伴们，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与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知青点的伙伴们，教会了我如何在农村生存下来，那么，我们大队的伙伴们则引导了我如何面对未来迎接挑战。

在插队期间，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群优秀的知青插友们，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与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的室友，教会了我如何在农村生存下来，那么，我们大队的志同道合的的插兄则引导了我如何面对未来迎接挑战。

下乡第一年的夏天，我们大队组织知青担任教师开展了扫盲活动，为我们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机会。每月在大队部，有一次扫盲教学研讨活动，各生产队有一位知青做扫盲教师参加，半天时间，相互交流。由此，不仅初步培养了我做教师的潜质，而且开启了我的另一段知青生涯。

保持了几十年深厚友谊的当属麦庄的李四南，他是南京六中的毕业生。他所在队好象只有他一个知青，没有独立的知青住房，他住在一个年轻队长小麦家。他读书很多，智力超群，善于交际，对人诚恳。他有很好的背景，父亲是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又是一个文化人，以电影剧本《红色的种子》、话剧《雨花台下》（与人合写）等闻名，文革前作过江苏文联主席与省作协主席，当时是省文化局长。母亲是江苏戏剧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李四南介绍我，阅读地下传抄的陈毅的诗词《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自己的职业规划：“学马列、喜文艺、习工科”（ 《水调歌头·自叙》），为我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模版：“喜文学、习工科、学哲学”，也是后来读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与哲学专业研究生剔红了理论依据。

挑河堤背唐诗转移疼痛的方法就是李四南教我的。每天机械地挑土，单调乏味，而且双肩疼痛。我就开始一边挑一边背《唐诗100首》，大多数是四言绝句；还有就是当年供大批判用的一些古文篇章，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可以学习其中的古文与诗词。这是一个转移疼痛的好办法，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做法的科学依据。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被大队书记批评，不如同大队的女知青插友，也是做扫盲教师的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她们挑的比我多，坚持的天数也比我多。我不知道她们怎么吃得消的。若几年前，在哈佛医学院工作的一位中学学姐、也是同一大队的知青，邀请我去在波士顿的西北部、距离波士顿市区约10英里列克星敦(Lexington)小镇的寓所拜访。学姐说当年没有实在办法，生产队穷，知青也不得不上河堤。现在，一到阴雨天还隐隐作痛。我们这一代插友们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中，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李四南拉我加入。我不会唱，也不能跳。因不太想出演“批邓”的节目，我推荐选择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我担任朗诵任务。在李四南的策划下，结合自己作现金保管员的经历，我创作了一个戏剧剧本，主要内容是生产队利用公共积累，搞一点副业，倒卖本地的山货以增加收入，干扰、破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后犯了错误。李四南利用他的关系，为了适合当地农民的喜闻乐见的口味，请戏剧学校的专业老师谱了扬剧的曲子。

有一次，我专程从农村回城，目的是去李四南家“接龙”读《基督山伯爵》。在我之前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她的阅读时间是整个下午。接下来是我，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在李四南父亲书房的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如饥似渴，一本书必须在几个小时里读完，否则就没有机会再读了；几天后，再排队读另一本。李四南告诉我，那个女生是南京艺术学院学美术的工农兵学员徐乐乐，他还给我看了她参加美展的作品《送温暖》，一个老大娘穿着一件短衫手提一颗白菜来到知青门口送菜上门。我直觉有点不对劲，我的生活经验告诉“夏天哪里有白菜，不都是冬天才有的吗？”我立即判断，画家缺乏生活常识。徐乐乐现在已经是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国画女画家。

李四南介绍了他的自修方案，有计划地读一些大学的教科书，选一些著名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以及当时能找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著作认真阅读。李四南学习计划，李四南学习计划给力我很大的启发意义，在他的引导与鼓励下，使我在农村没有被动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再结合到匡亚明（1906.3.17日-1996.12.16, 东北人民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私淑”设计的技术路线：先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然后读由斯大林主持编著的政治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撰写的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熟悉哲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最后再读《反杜林论》，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遵循这个读书计划的路线，我利用农忙之余，比较认真的读完了前两部书。《反杜林论》还没有开始读，就被招工进入华东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做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在前两部书上下的功夫，为接下来的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叶明：​灯光，在隧道的尽头《新三届》  2020-04-17）。

在农村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学一点东西，哪怕知识结构不完整，也是一种囫囵吞枣地的阅读，总比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要好很多，客观上为我们后来进入深灰科学领域客观上奠定了最初的思想与知识的基础。

我们经常就一个问题进行彻夜长谈，交换各自的看法，相互批评对方的观点，不求达成一致的看法，只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一次争论的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我们各自回去读书研究，下次见面时再继续讨论。这种长谈，没有伪装高深，无需虚情假意，直接考验与锻炼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为我后来做学术研究与公开演讲准备了最原始的本能。

这种长谈一致延续到我们大学毕业我们分别在不同城市工作而终止。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常州第二无线电厂，在北京工作的李四南曾，介绍给我认识一位在常州工作的著名作家，78级南京大学毕业生，编一份文学期刊。我和她经常在她的清潭新村的宿舍里，进行彻夜长谈。这两个阶段都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与他们的彻夜长谈，但不促膝，却获得了极大的温暖与鼓励，激发了我奋发读书的热情，为迎接下一步的挑战准备好思想的基础。

恢复高考也是李四南最先告诉我，并带我参加了唯一的一次老师复习。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只听过一次老师带着复习课也是他带我去的。在初试通过后，已经接到可以参加复试的通知后，李四南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南京工学院的马文蔚教授，一位有几十年讲授工科大学物理学课程经验的老师。马老师从50年代就从事大学物理学教学，内容非常熟悉，举重若轻，通俗易懂。请马老师给我们讲物理知识做一个串讲，各知识点的相互联系，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三个小时的复习，虽然，我自认为大多数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提问与讨论中的表现，好像马老师还是比较满意，对我考大学给予很大的鼓励，那晚参加复习的三位考生，1978年都先后考进了大学，分别在南京邮电学院（77级）、南京航空学院（77级）与南京工学院（78级），没有辜负马老师的一晚帮助复习的辛劳。（叶明：1977年，侥幸成为“黄埔一期”《凤凰台上》2022-12-09 )

1977年李四南考入南京邮电学院无线通信专业。毕业后，去了邮电部数据传输研究所，后来调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开始做科技政策研究，有译著《转折点》面世。尤其是他进入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对我跟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平台，李四南将他负责整理的厉以宁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由来与发展》演讲稿，传给我，触发了我二十年的技术创新研究。他领衔研究的中国信息经济测度研究，也推动我完成发表了最初的几篇经济学论文，并在《经济学动态》《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等刊物上发表。技术创新与信息经济是我最初学术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都是在李四南的帮助下进入佳境的。

1989年后，李四南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MBA，后从事人寿保险工作。2000年前后，回国推广无线接入技术，因UT斯达康公司抢了先机，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以后，布局“空间房地产”，又因国家通讯政策改变，成为泡沫。再以后就就杳无音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