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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源 中国科大物理系
周代成文法出现后,礼官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司掌律法。他们在就事实的探讨以及利用法律辩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学派,称辩者或刑名家。《汉书·艺文志》载,“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译:名家是由礼官演变形成的,古代的人地位不一样,要行的礼也不一样。)在三晋出现专门研究“名实”问题的学派--名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是宋人,但其主要活动在魏国,任魏相十余年。公孙龙是赵人,主要活动在赵国,是平原君的门客。名家的产生,在政治上是要维护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变法改革的成果,即为新的封建秩序正名。这从惠施与公孙龙的政治活动中都有所体现。而公孙龙的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了稷下名家倪说的影响。而战国末的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则是总结了从老子、孔子、杨朱、墨子、邓析、史疾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成为先秦名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着重于名词概念的辨析,对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们在自然科学上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特别是惠施、杨朱学派和后期墨家。至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著《论六家要旨》,提出儒、墨、法、名、阴阳、道德六家,正式提出名家这一名称。
秦朝统一六国后名家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秦朝使中国统一以后,遵从法家治国方略;到了汉代,又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中央政府的文化政策,名辩之学难以发展,名家也随之衰落。其二,名辩之学与秦汉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而儒家成为显学之后,士大夫关注于社会伦理,强调经世致用,名辩之学被视为以争胜为目的的无用之学。其三,名家自身问题。名辩之学本身相当艰涩难懂。首先是一字多义的情况严重,致使后学众说纷纭,难以诂训;其次,由于名家时常以违反常识的语言叙述命题,常人难以接受而失去研究兴趣。在后学难以为继的情况之下,难免走向绝路。
名家第一人是邓析,春秋末年郑国人,提倡法治与逻辑,是一个激进的思想家与改革家,也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造竹刑(即写在竹子上的法律),帮助别人诉讼,并收取一定费用。“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传授法律知识,为人民群众所敬佩;擅长辩论,宣扬“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新思潮,导致郑国大乱,为子产所杀,但是竹刑得以保留。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中国逻辑史开创者。有《邓析子》,大部分失传,仅存《无厚篇》《转辞篇》等。
惠施是合同异派代表人物,也是名家最出名的人物,可能与他和庄子的特殊关系有关。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这些命题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辩证的因素。《庄子》记载称,“天下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庄子·天下》中,惠施学派还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事”,已经包含明显的逻辑学意味,如果不是后来发展被打断,也许可以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学。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公孙龙是离坚白派代表人物,专注于对“名”的研究。“白马”、“坚白”之辩等,是他名垂史册的主要辩题。就连公孙龙也曾自诩:“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曾作《指物论》阐述学术思想。《指物论》乃公孙龙子的认识论,篇中讨论了认识的特点以及认识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文中常常以同一词兼表不同概念,判断中常省略主词,推理中又常省略前提、隐藏结论;其结构则为提出论题、自我辩驳、自我答辩。由于措辞曲折,言论诡谲,致使全篇晦涩难懂,遂成千古之谜。他与惠施的"合同异"说正相反,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概念的逻辑分析,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公孙龙不像惠施那样强调相对的、变化的,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在公孙龙的思想体系中,石头的坚硬和白是完全分离的两个概念,因为坚硬要靠触觉去感知,而白要靠视觉感知,坚硬的石头不一定白,白色的石头不一定坚硬,二者之间没有联系,因此不存在坚硬的白石。这种思想体系过于僵化,偏向形而上学的静止片面孤立。同样的,当我们是谈论白马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马了。
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论说虽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开创性,也符合辩证法讲的个别与一般相区别的原理,更有纠正当时名实混乱的作用。但是,他沿着同样的原理随后再提出的“鸡三足”、“火不热”等辩说却有走火入魔之嫌,已坠入“诡辩”的深渊中。
名家先进性主要在于开启了用逻辑思维讨论问题的先河。当其他各学派忙于宣扬道、仁的时候,并没有对他们宣扬的东西给出明确的定义,而名家却对于定义一类问题讨论甚多。
名家主要就名与实的关系进行探讨,主要论点为历物十事和名家二十一事,在此基础上又区分为合同异、离坚白两派。两派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并且各持一端。合同异派夸大事物的普遍联系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同一;离坚白派则夸大事物的相对独立和相对静止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差异。合同异派合异为同;离坚白派离同为异。前者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后者则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
合同异派和离坚白派在认识上所犯的各持一端的片面性错误,到战国末期经其他哲学家的努力而有所纠正。后期墨家提出了“坚白相盈”的命题,荀况强调“制名以指实”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古代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秦统一六国以后,各辩思潮随之消匿。
儒:荀子评名家:“不法先王,不事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译:不学习先王的制度,不研究礼仪,只是喜欢研究怪异的言论,玩弄华丽的辞藻,过于严格,善辩但是没有实用性,从事许多事情但是没有功绩,不能拿来正风气。)荀子认为学术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而对于名家热烈研究“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自然科学问题,荀子认为以人的认知能力,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求尽的。所以他批评名家是“愚者、妄人”,认为君子不应该去追求这类知识,而要由“格物致知”转向“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对名家批判最为激烈的一个学派。
道:由于惠施与庄子的私交,庄子对名家做过不少评判,可是也是负面居多。《庄子·骈拇》云:“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认为名家言论“无用”。《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认为惠施的学问多但是杂乱,言论无用;他的辩是诡辩,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庄子·德充符》称惠施“以坚白鸣”,又在批评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 既承认惠施因为坚白之论出名,又认为他研究错了方向,所以到死都没明白坚白是怎么回事。(《庄子·齐物论》)“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庄子觉得惠施谈论世间各种东西,还是觉得不够,就故意造出一些反常识的东西,本质上是反常识,却要在言论上胜过别人,所以和别人结怨。“弱于德,强于物,其涂袄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庄子·天下》)庄子认为,惠施穷尽一生精力研究名实一类的东西,不仅是不自量力,更是缘木求鱼,“从回音看声音,影子和本体赛跑”,南辕北辙。可见庄子与惠施私交甚笃,他对惠施更多的是惋惜。有趣的是,惠施的著作都失传了,反倒是天天批评他的庄子替他把语录传了下来。
墨:后期墨家通过逻辑的方式,反驳名家作《墨经》。而对公孙龙的“坚白石”之说,墨者以现实世界的坚白石为据,认为坚、白同时存在于石中,不会互相排斥,反对公孙龙的论点。相比那些冷嘲热讽的学派,墨家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
名家之地位在后世的影响均不及儒、墨、道、释、兵、法家等诸家影响面广,但是却不同程度的融入到诸家文化中,如后期墨经的辩术等。名家在战国中期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学与逻辑学大融合也曾达到过相当的高度。直到后世清代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严复仍将其译作名学。
参考文献
[1]:名家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名家/3150648?fr=aladdin
[2]:《庄子》 战国 庄周
[3]:《汉书》东汉班固
[4]:《荀子》 战国 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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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8-22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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