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中国地理中心的兰州是中国西部落后地区的戏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词源之一，而这样一个在经济上相对不足的城市却拥有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核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本文主角杨澄中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者, 他也被誉为中国重离子核物理[见本文注释1]研究的奠基人。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杨澄中带领一批年轻人，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在圆满完成国防研究任务后，适时而迅速带领研究所转型到原子核科学的重要前沿领域-重离子核物理(兼顾核技术应用)。近代物理研究所历经几代进取传承，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生机勃勃的原子核科学大型研究机构，今天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也是基本沿着杨先生早在那个时代就提出来的主要发展思路前进。抚今思昔，饮水思源，令人浮想联翩。

本文作者曾在九十年代初受教于近代物理研究所，因此带着感恩的心怀和崇敬心情走访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部分老前辈及相关老师，查阅档案、书籍、资料写就此文，希望能为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后来者勾勒出核科学前辈杨澄中先生一个相对完整的画像。

1、早年求学和工作经历

杨澄中生于1913年4月17日，祖籍为江苏常州。杨澄中的父亲杨元珪、号芷庭，先娶彭氏，后来续弦钱氏选青; 杨元珪曾任苏州第二女子师范教员、女子部主任，1959年去世。杨澄中有兄弟各一人、二位姐姐。杨澄中的哥哥杨復中、号蘅斋，娶妻周咏南；杨復中为国民党特别党员，曾任工商部的科长、代司长，1949年7月因病去世。弟弟杨翊中，曾任上海植物油脂公司会计，1948年赴台；二位姐姐：大姐杨爱华和二姐杨敬华都是家庭妇女，大姐夫王韬如曾任上海光华水泥厂副董事长，二姐夫欧阳鼎铭曾任多所大学军事教官、航空护航大队长等职。据资料和相关讨论，杨澄中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不是很富足，但是处于温饱线以上的状态。

杨澄中在1925年7月毕业于淮阴省立师范附小，1929年7月毕业于苏州树德初中、1932年7月毕业于苏州的省立苏州中学(高中)、1932-1933年因感染伤寒[现在没有彼时的医院病历为证，据说杨澄中发病时期十分怕冷、需盖多层被子]在家养病1年。后来他的伤寒病虽然痊愈，不过不幸的是后遗症在后来岁月中一直困扰着他，据信这可能是他后来连续看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就头疼[据查询，伤寒病后遗症较严重情况偶而会累及大脑] 的主因。现在我们难以想象这个沉疾对于一个青年学子有多么艰难！不知道杨澄中那时候是靠着怎样的自律和毅力在读书之路上走下去的，而且后来他居然还在专业道路上能走得那么远。这个后遗症在后来工作中偶也有影响。文革后期和文革后，经常有国际级的专家访问近代物理研究所，因为那时杨澄中是所长，他要经常接待外宾，主持报告的情况也比较多。彼时有一位相对年轻的同事注意到，有时学术报告不到一个小时或略长时间，杨先生就对他说：“你去你去！”，即让年轻同事主持，而且这种事情有好几次。对于那位年轻同事来说，这种事情有时很尴尬，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主持，有时候甚至接不上去。现在看，杨先生这样做很可能是顽疾头痛发作,而真相如何，现在已不可考。

(杨澄中、陈奕爱婚礼，1946年，英国。本文授权使用)

杨澄中于1933年7月-1937年7月期间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1937年7月-1945年8月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先后任助教、讲师[期间与中央大学物理系的陈奕爱(1921年9月17日-2009年2月24日, 来自缅甸华侨家庭)相识]，杨澄中于1945年8月-1946年秋在英国莱士特大学物理系学习(研究生)，1946年底在英国与陈奕爱结婚。1946秋-1949年7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物理系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秋天携妻女启程回国。离开英国前，杨澄中自费购买了一些材料和仪器，如实验金箔、电子管、一管氩气等。

为了完整起见，本文作者这里对于杨澄中在英国合作研究的情况做一个简短说明。在英国期间杨澄中合作完成二篇论文, 合作者都是John Riley Holt(1918.2.15-2009.1.6，见本文注释2)。这位 Holt 先生是中子的发现者查德威克教授一生最欣赏和得意的高足，1933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并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就来到了利物浦大学做教授，Holt 是那时利物浦大学物理系最亮眼的学生，1938年大学毕业后继续跟着查德威克工作，二战期间他参加了与原子弹临界质量相关的实验，Holt 用其中部分结果(人工放射性方面)于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当杨澄中去利物浦学习时，虽然比Holt 年长了几岁，在学龄上则比Holt 小了许多。Holt 教授在传统核物理基础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1949年与杨澄中合作发现的氘核削裂反应[J. R. Holt and C. T. Young, Nature 164, page 1000, 1949；也见本文注释2]。作为这个工作的详细报告，二人还在英国的物理学会会志 Proc. Phys. Soc. (London) 63 A, 833-838 (1950)发表了关于Al-27 (d, p) Al-28反应的质子角分布。杨澄中先生毕业后能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任讲师，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重要成就；只是杨先生一辈子为人低调，估计没有怎么对外人提及、更不用说有意渲染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了。

如果读者希望本文作者在这里能写出杨澄中先生在青年和海外求学阶段充满正能量的轶事，例如哪位大神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启发了他、对他的成长有极大裨益等，估计就会有些失望了。本文作者确实也曾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找到这类真人真事。毫无疑问地，杨澄中在利物浦大学肯定经常见到中子发现者、大科学家查德威克教授并受益良多，可惜年月久远，那类事情没有人证物证。我们暂且就把杨澄中先生拥有那么多优秀品质归结为江浙子弟温良勤奋的整体社会氛围以及他在幼年时代的家庭教养吧。现在人们记忆中的杨澄中性格温和，他能吹笛子、唱昆曲、会烧菜，这些优长在有教养的江南子弟中现在其实仍然是比较常见的。据说他能做比较正宗的红烧狮子头，吹笛子可以拿到联欢会上表演(至于是否比较专业现在当然无法考证了，不过应该是足以娱己娱人)。他平时闲下来会爱唱几句昆曲，而且频率应该不太低，近代物理研究所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个别弟子们受他的熏陶甚至现在也能独立哼几句。

2、在北京工作的短暂经历（1951-1957）

杨澄中回国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北京，见下文说明)任副研究员、副组长（组长为赵忠尧），1953-1957年7月为研究员。在北京工作期间的第一个成就是与赵忠尧先生合作建造700 keV 质子静电加速器，加速器主要部件是赵先生从美国采购带回的，他是项目的领导核心，而杨澄中主要是参与和在技术上具体指导，这台加速器于53年初步建成、1954年得到改进。1956年杨澄中主导研制的400 kV 高压倍加器初步建成出束。在北京工作期间，杨澄中勤奋工作，同时作为师长带领和指导了一批彼时的年轻才俊，其中许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业务骨干。

那个时期国内科研单位重组和从属关系变化很快，部分读者可能感兴趣这些变革，本文作者根据手边材料整理如下。1945年北平研究院把镭研究所改为原子学研究所，1948年5月，钱三强、何泽慧回国，钱三强聘为所长；1949年5月，钱三强促成北大、清华和北平研究院三家合作成立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1949年11月1日， 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科学院。1950年5月19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北京：注意这个近代物理研究所与后来成立的、现在位于兰州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不同的)，以原子核研究为主，副院长吴有训兼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51年钱三强任所长，1952年继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1953年10月，北京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4年初搬迁到中关村物理新大楼。1953年冬，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科学院决定成立西北分院，提出以兰州为宜，1954年12月开始选址。

1955年有三件事与杨澄中先生和后来的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有关。第一件事是原子能科普活动，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让大家了解原子能”。2月4日钱三强以“原子能通俗讲话”为题首场报告，据说很火爆；赵忠尧编写了《原子能》科普小册；赵忠尧、何泽慧、杨承宗[被戏称为法杨，即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杨先生；而杨澄中被戏称为英杨；基于尊重，有时把两位先生分别称为“法杨公”、“英杨公”]主编了中级科普读物《原子能的原理和应用》；杨澄中作为科学顾问，在电影制片厂合作下拍摄了原子能科普幻灯影片。第二件事是1955年4月，刘杰、钱三强、赵忠尧三人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援助中国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能核物理事业及为国民经济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其中包括直径1.5 米回旋加速器(若干年后就落户在兰州, 见下文)。第三件事是1955年10月13日，中国科学院会议决定，把当时设置在西安的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迁往兰州，在兰州设立7个科研机构，包括兰州物理研究室。

(杨澄中全家6人合影，1956年，北京。本文授权使用)

1956年11月16日，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 (1958年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简称二机部)，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北京的物理研究所接受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1956年9月，周恩来总理研究指示“在兰州设一个原子核科学的点”。据多位老前辈告诉我，最初拟定的负责人是王淦昌和杨澄中两位先生一起组织建设基地，可是不久苏联成立联合研究所(JINR,位于杜布纳)、中国政府派王淦昌去承担任务，所以就不能去兰州了；据说同时也考虑过张家骅先生，不过张家骅被派去上海。而当时这件事情又不能不办，合适的候选人也只剩下杨澄中先生一个人了。于是，独立于北京的物理研究所、归中国科学院直属领导的研究室 –兰州物理研究室成立了，任命杨澄中为室主任。兰州物理研究室具有完整的科研和行政后勤体系、人员编制，人员从物理研究所抽调，后勤则由甘肃省委在当地调配。

3、在兰州工作的三十年

1957年4-5月，物理研究所抽调的首批15名科技人员、8名工人和若干辅助人员在杨澄中带领下先后来到兰州。从这时起直到1987年去世前，杨澄中先生一直工作生活在兰州。他从1957年7月-1962年11月任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研究室的室主任，1962年11月-1968年8月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那段时期没有任命所长，见本文注释3]，1968年9月-1984年2月任所长(其中1969年-1972年受到文革冲击、1973-1978年任近代物理研究所革委会副主任)，1984年2月-1987年11月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不必隐讳地，在五十年代兰州客观条件确实不怎么好，许多现在看来的小事在当时可能是很困难的。今天的“宁卧庄”原名为“泥窝庄(意即下雨后全是泥)”，从火车站去单位的道路全是浮土[形象地说，晴天是扬(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 居民生活大多还用骡马从黄河拉水。在1956-1957年间，实验楼和宿舍基建、水电到位、管理人员培训等在当地政府领导下迅速展开。根据1955年中国与苏联协议，援建的1.5米回旋加速器很早就确定在兰州，后来曾因为兰州的客观环境等因素曾考虑过建在上海的想法，但是兰州方面的动作快，1957年再讨论此事时实验楼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加上兰州物理研究室等的大力争取，这个回旋加速器最终落户兰州。这个争取过程细节已不可考，但是杨澄中作为当时研究室的主要领导当然居功至伟。可以说，建造回旋加速器对于兰州核物理的发展至关重要；假如兰州物理研究室没有这个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就不可能有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今日之气象。

基于彼时的人力条件，兰州物理研究室在1957年分成4个组，分别负责400keV 高压倍加器的重装、参与1.5米回旋加速器建造、电子学仪器研制、核物理-放射化学-探测器-真空等，其中为了建造回旋加速器于1958年4月成立了613工程处。在高压倍加器重装调束过程中，根据老同志们回忆，当时调束很困难。在没有更好做法情况下，杨先生自己身先士卒，出束时进入装有靶室的房间内，抱着束流管道转动去对准束流靶点，在门口负责辐射防护人员的催促声中最终束流靶点配合上。那时手、身体、脸都没有防护，中子和伽马的辐射都很强，杨先生“吃了辐射剂量”。据说后来所里的 1.5 米回旋加速器开始做实验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当然这样做的效果很好，由此得到了相关技术参数。当时自动控制水平差，为了赶任务而冒危险，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1958年2月从北京迁至兰州研究室的高压倍加器很快投入运行，在国内最早利用加速器开展核物理实验研究。1959年4月(一说在四季度)兰州召开了全国高压倍加器现场会议(代表141人)，在此后十年时间里这个高压倍加器上完成了多个研究课题，培养了实验队伍。那时兰州物理研究室的发展非常快，到了1959年底研究室总人数已经356人，所以研究室重新编成9个研究组，各研究组内根据专业不同又设置了研究小组。

回旋加速器建造初期比较顺利，但是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建造工作遇到不少技术困难，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所导致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物资匮乏，许多人营养不良。所有科研人员的生活十分艰苦，当时杨先生等想了许多办法(包括自力更生)使得困难得以缓解。这里分享杨先生在彼时的一个小故事，据当年老同志回忆，过年节时，二机部补发一些猪肉，都是半个猪肉整块的，要分到各研究组人员手中。杨先生亲自操刀做这件事，而大家也对他特别信任，认为他为人公正，相信他会分得公平。不管怎样，研究室上上下下艰苦创业，刻苦专研，在1962年底还是把1.5米回旋加速器造出来，并在1963年6月成功出束。

在建造回旋加速器末期，中国科学院与二机部决定，兰州物理室与613工程处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不过行政上则受二机部领导(而真空技术部分成立兰州物理研究所，即现航天集团510所, 行政方面受中国科学院领导)。至此，在中国又一次出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下文简称为“近物所”)的名号，不过这一次是位于兰州。

近物所实验条件的改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开展核物理多个实验研究奠定了基础。1965年7月，近物所接到2项国防任务，称为1号和2号任务；任务中明确了能区、精度、时间期限，要求不能用国外数据验证方法、要做绝对测量。后来核工业部对这两项任务的结论是“分别达到了国际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这两项研究后来都在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主要研究成果被总结发表于《轻核反应截面测量》，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编, 1989年,科学出版社，ISBN 7030013391)。1965-1970年间近物所承担了二机部下达的从核燃料废水中回收Pm-147同位素流程(1970年上半年完成)、回收核燃料后处理工艺中的所谓煤油问题(1971年完成)，其中有一段时间政治运动对于科研工作造成一定干扰。

1969年二机部号召探索新的核能源，根据杨澄中先生手稿[近物所《我所转向以重离子核物理基础研究为科研主攻方向的过程》档案，1987年6月22日],“我所顾金南、戴光曦等人提出搞双超的建议，即超钚核超重元素合成的研究。这个建议实际上和钱三强同志的建议是吻合的… …”。1970年近物所把原来只加速质子、氘和alpha 粒子的1.5米回旋加速器改装为我国第一台重离子加速器，先后加速了C-12、N-14和O-16等重离子，1970合成了锎-246同位素，71年又合成了锿、镄的两个同位素。这个阶段的工作为近物所后来开展重离子核物理基础研究在实验技术上创造了初步条件。”

1971年冬季，当时近物所的军宣队[近物所那段时期的实际决策者]听取了杨澄中所做的“超重核的研究在核物理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学术报告后，把“双超”作为基础研究保留下来，不久杨澄中等人又提了一些设想，这些建议是近物所后来“7611工程的最早期思想酝酿阶段，同时这也是把双超放在一个新的认识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新阶段”[引自《我所转向以重离子核物理基础研究为科研主攻方向的过程》，杨澄中手稿(1987年6月22日)，第3页]。1972年10月二机部在兰州召开核物理座谈会(后被追认为中国核物理学会第一届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可以说“在学术意义上明确了重离子物理研究的重要性，为有关领导下决心建造7611工程提供了依据” [引自《我所转向以重离子核物理基础研究为科研主攻方向的过程》，杨澄中手稿(1987年6月22日)，第4页]。1973年春节前后，杨澄中等参加了二机部在北京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汇报了开展重离子核物理基础研究的设想，并申请建造一台6米左右的重离子回旋加速器。会后科委领导建议以杨澄中的名义写信给有关领导，并很快得到正面批示。不久近物所重新划归中国科学院，根据周恩来总理批示精神明确重离子核物理作为近物所的科研主攻方向后，开始重离子加速器预研和方案论证。

1973年近物所还利用C-12轰击Au-197、Pb-208、Bi-209 等靶核开展核反应机制研究，其中C-12+ Bi-209反应通过对于各种反应道出射产物测量与理论计算，证实了国际上还没有肯定的Be-8大质量转移反应机制(“轰击能量低于73 MeV 的C12＋Bi209的反应研究”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杨澄中为第一获奖人)。 同年近物所提出自力更生建造“大型分离扇重离子加速器”，1974年9月在兰州召开中国科学院的方案审查会，几经论证得到肯定；1976年国家计委、建委、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设计审查会，11月国家计委以文件形式批准由近物所负责设计建造，因为当时的时间为76年11月，因此工程代号为7611，工程投资9651万元，同时中国科学院拨款4298万元把1.5米回旋加速器改建为注入器。考虑到当年我国较小的经济总量，在那个年月这可以说是一笔巨资。国家部委愿意把这笔巨资投到相对偏僻的兰州，当然与兰州近物所重离子加速器方面的硬件积累、建造经验和在杨澄中领导下在重离子物理方面取得的科研成果等几个方面都是分不开的。为了实施7611工程，近物所当时近一半科技人员参加了这项大科学工程(这个加速器于1988年12月出束，见本文注释4。十分遗憾的是，杨澄中先生没能等到梦想变成现实的那个激动时刻，庆祝这一重大工程的成功；“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获得1991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1992年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杨澄中都为第一获奖人)。实施7611工程期间，近物所还于1985年建成了第一台2*2 MV串列加速器，为后来质子荧光分析等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杨澄中与同事们讨论工作，1970年代中期，兰州。本文授权使用)

从1975年开始，近物所开始与国际核物理单位陆续取得联系，来访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Ben Mottelson 教授、Glenn T Seaborg 教授以及法国、日本、美国的专家，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多，近物所也陆续派出青年才俊出国访问工作(包括多名青年科技人员获得洪堡学者资助去德国访问)。本文作者也看到了杨澄中先生多次出国审批表相关档案，从中看到那个时代中国出国访问在手续上还是比较繁琐的。本文作者在近物所档案室还看到了八十年代初杨先生与日本专家上坪宏道先生(下文还会提到)讨论工作的黑白合影照。1978年杨澄中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6人), 申请获批了核物理和加速器专业学位授予点。1981年近物所根据需要把原来5个研究室分成9个研究室，其中也包括本文作者曾经就学的原子核理论室等。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近物所档案馆居然保存有杨先生八十年代初的讲课录像，而且录像的时间还比较长。可以看出，与现在相比，当时的教学条件并不太好，现场只有一个不大的黑板和大约20人左右的听众，不过音像都十分清晰，效果很好。杨先生精气神十足、侃侃而谈、从容不迫，深具大家之风范。

(杨澄中与夫人陈奕爱，1980年，杭州。本文授权使用)

杨澄中先生于1980年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退休后成为近物所的名誉所长。他除了科研和管理工作之外，还曾任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4-1964.12、1964.12-1975.1、1978.3-1983.6、1983.6-1988.4)；甘肃省物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78-1982)、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核学科组组长(198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杨澄中于1987年12月因癌症病逝，享年74岁。据很多人分析，他的病因与物理实验时(特别是调束) 受辐射剂量过大有关。令人感慨的是，即使在杨先生住院治疗期间，依然在医院里接见外宾等，为近物所事务操劳，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杨澄中先生其人其事

本文作者在准备这篇文章过程中，听到许多前辈老师反复强调杨澄中先生作为近物所创建者的多方面贡献或特长。第一个方面是他在核科学的前沿把握上富有远见。杨澄中先生在重离子核物理大方向上具有远见卓识是众所周知的。而较少人知道的一个具体事情是，在7611工程启动后，杨先生曾讲过新核素合成可能是近物所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很可能率先取得出重要成果(有证明)，而近物所后来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也正是首先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2009年“重(轻)离子合成新核素及衰变性质、核结构和生成机制研究”入选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创新中国的 60 项科学成就”。第二方面是他的学术领导能力和学术组织能力很突出。相对而言，近代物理研究所建所在各方面条件的配置并不高，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环境较差、建所前期的高级科技人才数量少。在这些不利条件下，杨澄中先生科学管理、科学组织、科学规划、锐意进取，有步骤地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目标。这些科学方法和管理方式既是近物所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未来进一步腾飞的巨大助力。第三方面是他在培养年轻人方面，他努力给年轻一代创造锻炼的机会，通过传、帮、带，鼓励年轻一代能逐步挑重担。近代物理研究所通过创新性工作培养了多位院士、杰青等人才，活跃在国内一线的许多专家与近物所有很深的渊源，近代物理研究所可以说是培养中国核物理人才的重要基地。杨澄中与后任所长魏宝文之间的传承很成功，在近物所不仅形成了很好的传统，而且为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些主要是在工作方面。那么日常生活中杨先生在晚辈和亲友的眼中是什么样子呢？根据许多人回忆，杨先生动手能力很强，例如他具有很好的吹玻璃功夫，又如在核物理实验时在靶上放金箔，年轻同事放不好，他就自己去贴；而他在工厂里下放劳动时，对于工厂里那些技术工种杨先生大多十分在行。根据与杨先生一起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一位老师回忆，杨先生对工作很严格，如果年轻同事的工作做得不太好，做出来的结果不正确、又说不出原因，他在脸色上会有“表示”，而言语上就很少、甚至沉默。如果同事能说出其中的所以然，他就会接着提出参考意见。大家公认的是，杨先生有绅士风度、有修养，不容易情绪化。毋庸讳言，在近物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彬彬有礼的，在公开场合讨论问题时有些同事失礼，杨先生也从来不以势压人、不摆架子，而是侃侃而谈、耐心解释，事后也不计较，显示了宽广的胸怀。多位老师回忆，杨先生在生活中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见人点头笑，而且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这种小事其实往往令人记忆深刻。在七十年代有一位年轻科研人员工作调动到近物所不久，在所区路上偶遇到杨先生时，杨先生首先朝他点头微笑致意，后来才知道他是所长，那个场面令他至今不能忘怀。

(杨澄中讨论工作，站立者为魏宝文，七十年代初，兰州。本文授权使用)

杨澄中平时在工作场合比较严肃，不过他也不是一直板着脸的人。据一位老师的回忆，在七十年代末前后有一段时间，杨先生需要参加会议比较多，杨先生半抱怨半幽默地跟周围的人说：以后不要叫我杨澄中、杨所长了，以后叫我杨开会，现在我每天都是杨开会。因为平时事情过于琐碎，他当然也会因粗心而闹笑话。在家时杨先生就放松得多了，他甚至偶尔给孩子讲他在幼年或大学经历的事情，其中有些内容十分有趣，甚至令人捧腹大笑。

杨先生当然是一个人，他属于那个时代，因此具有那个时代文化人的烙印。他为人做事很传统、很规矩，有时甚至有些固执守旧。据回忆，杨先生在改革开放初在与家人闲聊时，有人说起女性的曲线美，这其实也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朵小浪花，他听后很不悦地说“下流！”。再如当他得知自己小孩恋爱后，立即亲自不远千里专程从兰州跑到外地郑重向对方父母提亲，今天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做有点儿古板了，而杨先生就是一位那么持守中国社会传统规矩的人。

杨先生的生活和工作当然既非一帆风顺，更不全是阳春白雪。他在文革前期(主要是六十年代末)受到冲击，被关过“牛棚”(其实不是真的牛棚，不过要求交代问题，一段时间不允许回家，但是家人可以探视、送衣物等，被称为“全托”)、妻子也曾被审查(属于“日托”)、甚至被打，在文革开始前妻子曾患癌症到外地治疗(后幸痊愈)，家里有几个孩子(秉薇、秉蓉、秉信、秉恩)年龄还不大，可以想象杨澄中在生活工作各方面烦恼和挑战实在太多了[谁解杨先生当年作为丈夫、父亲和所长之愁?!]。在1968年(或1969年)，杨澄中被从“牛棚”中放出来后，他注意到家里几个孩子在家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做，就组织给几个孩子分别上课，包括中学的数学、物理等，尽一位父亲的责任。

本文作者利用这个机会在这里补充两件亲身经历的、与杨澄中先生有关的谈话。这两个谈话其实都不太重要，然而属于第一手资料。第一个谈话是在本文作者在兰州所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杨澄中先生已经仙逝一年多了，所以本文作者没有见过杨先生本人。大约在1990或1991年，理论室的某老师跟本文作者说起一起杨先生的往事: “(杨先生)创建近物所，所以对于近物所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有一次我拿着一本外文书关于书里某个问题请教杨先生，为了方便我就习惯性地在那一页折了一下。结果杨先生看到后一言不发，一直用手摩挲着那个折痕，希望能把折痕消去。我只好一直站着，十分羞愧和难为情。” 根据本文作者与后来访谈中所了解的杨澄中先生回头看，某老师讲述的这个事情太真实、太普通了; 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对后来者、对于自己家人也是如此。所谓言教不如身教，杨先生是一个身教为先的长者。

第二件相关的谈话是在2000年(又或2004年)的7月份，那时本文作者还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做博士后。上坪宏道先生找本文作者谈话，当时谈话主要内容早就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可是本文作者至今清晰地记得上坪先生那次谈话后闲聊的一件事情。本文作者说自己曾在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学习过之后，上坪先生立即喊来了中村[一位女秘书，彼时年龄在50多、近60岁]；他们两人先用日语嘀咕了几句，中村拖着日本女性特有的夸张式长音，十分惊喜而感叹地说到，“ooooo-a！Yang sensei!!!” 脸上一副十分向往和十分崇拜的表情，后来的谈话其实并没有涉及到有关杨先生更多的细节，上坪先生只是说他本人和杨澄中先生曾有多次很好的个人讨论和互动。前文提到本文作者在近物所档案室看到了多帧杨澄中先生与上坪先生的工作合影(其中一帧见上图)，而中村女士应该在杨澄中先生八十年代初期访日期间与杨先生有过一些接触，那时中村还是比较年轻的秘书，在她的心目中杨先生肯定是一位十分著名的学者。

(杨澄中与上坪宏道，1980年代初，兰州。本文授权使用)

4、结束语

从上面讨论可以知道，杨先生不仅动手能力强，而且具有很好的物理思想。他在英国学习时与 Holt合作研究发现氘核削裂反应机制，在北京参与建造国内第一台加速器、主导建造第一台高压倍加器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前文提到的大质量转移反应机制研究中，当时近物所的设备比国际上多数实验室落后，实验设计思想则十分先进，工作做得深入系统。1973年近物所完成国防任务后，他作为主帅适时把重离子物理作为全所的科研主攻方向, 则证明了他对于核科学前沿领域的整体掌握能力。这些是杨澄中作为一名大学者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当年兰州环境和生活水平比北京等城市要低许多，他到兰州工作可谓义无反顾，而为了调束不惧辐射则又见其真勇矣。

杨澄中去世以后，许多中外同行怀念他，对杨先生高度评价，说杨先生敬业爱国、工作严谨，有学问、有远见，为人慷慨大度，淡薄名利，这些是明确的。在本文作者多次访谈和查阅的资料中，有人多次提到杨先生偶把个人收入充公用，所谓以私谋公，在本文作者看来这其实可能是把杨先生说小了；因为近物所从无到有，杨澄中可谓呕心沥血，所以他在多次把个人所得拿出来公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杨澄中在办公室，兰州，1980年代初。本文授权使用)

杨澄中先生是近物所的创建人，也被誉为中国重离子核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他高瞻远瞩、心胸宽广，这些是杨澄中先生当之无愧的。许多了解杨先生的人都说“杨先生是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对于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的学者来说，这样的评价其实也可以说是终极评价，一个能真正取得大成就的学者，一定是认真做事、老实做人的。

为了纪念杨澄中先生，近物所先后与甘肃省物理学会、甘肃省核学会联合举办“杨澄中学术(科普)论坛”、与科大创办了“杨澄中英才班”、设立了杨澄中核科学奖。金城兰州在多处矗立起杨澄中先生的铜像，人虽去，而精神永存。我们永远怀念杨澄中先生！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近物所领导的关心帮助，档案室老师们为此提供了便利，许多(不具名)老师与作者多次讨论，多位老师、同行、朋友们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感谢。本文作者向杨先生致以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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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重离子核物理：在原子核物理早期核反应实验方法通常是用质子束、中子束或alpha 离子束流轰击靶核，这些粒子质量比较轻。重离子核反应指的是采用比alpha 粒子更重的离子束流所导致的原子核反应，利用重离子核反应对于原子核结构性质和反应机制方面开展的各种研究统称为重离子核物理(研究)。早期的重离子加速器提供的束流一般是稳定或长寿命核素。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许多重离子束流即所谓“炮弹”具有短寿命放射性，称为放射性束流。放射性束核反应的实验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核物理的研究范畴，由此核物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放射性束核物理时代。

注释2： 在维基百科网站(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Riley_Holt) 中关于John Riley Holt的职业生涯和研究方面，提到“in 1949, with C. T. Young discovered low-energy deutron stripping”，这也是Holt教授在核物理基础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注释3：现在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当时兰州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前几年没有任命所长，而只任命了副所长。这个问题是与近物所老师讨论中得以理解的，那时人事提拔是一步一级的，极少有例外;在核物理学界只有吴有训、钱三强任了所长，杨澄中彼时很年轻，还不是党员，因此在建所初期没有人觉得杨澄中任副所长一职有何不妥。

注释4：1988年12月12日凌晨5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大型重离子研究装置“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联调成功。消息传出，中央领导同志、国内外著名科研机构、学者纷纷来电来信祝贺。1988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重大进展，标题为“我最大重离子加速器建成出束-聂荣臻致电近代物理所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