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解答了学者如何理解、应对复杂的大学环境，并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出自己的学术工作。

先上干货：研究认为，学术工作不只是被制度规定的，也是学者自己“干出来”的。但每个人怎么“干”，取决于他们注意到什么、如何反思，以及内心真正追求什么。

一、制度给了框架，但没决定一切

大学里的岗位描述、晋升标准、工作量要求、考核指标等，它们规定了学者“应该”做什么。

但这些只是框架，不是全部。

同样一个岗位，有人拼命发论文，有人专注教学，有人做行政，有人卡在原地。为什么？

论文借用“反身性”概念去理解这个过程。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心里持续进行的自我对话：我在什么处境？我重视什么？我该怎么办？

这种内心对话分成四种模式：

1. 沟通性反身性：需要别人确认，才敢行动。  

2. 自主性反身性：自己拿主意，直接行动。  

3. 元反身性：会批判自己的内心对话，也想改变社会。  

4. 断裂性反身性：内心对话无法导向行动，反而加剧痛苦和迷失。

这四种模式，恰好对应了学者们塑造自己工作的不同方式。

二、四种典型的“学术生存剧本”

对应四种模式，重点讲了四个典型案例。

1. 生存型：被世界推着走

Natalie 在一所英国大学工作。她眼前全是学生、教学、行政、工作量政策，研究实验室也不够。她觉得这些都在限制她。

她不是不想做研究，而是觉得“研究总是排在最后”。她需要学生、同事、系主任甚至研究者确认她“已经很努力了”。

她的目标不是改变系统，也不是快速晋升，而是——生存下去。

Natalie这种状态和“沟通性反身性”对应起来就是：她需要别人确认，才能行动。她努力留在原地，而不是向上流动。

2. 自驱型：自己掌控职业

Brett 是另一种人。他进入大学后，10年内从高级讲师升到副教授，再到教授。

他的叙事里充满“掌控感”。博士导师中途离开、支持有限，这些本来可能是严重挫折，但他把它们重新加工成机会。他发文章、拿经费、做项目，像流水线一样稳定产出。

他不是只做研究，也做教学、当“好公民”。但他始终围绕一个核心：自我提升。

Brett这种状态和“自主性反身性”对应：他自己拿主意，自己行动，忽略或重新处理结构约束。

这种“自驱型”是研究访谈中人数最多的一类。尤其对于成功研究者来说，结构约束往往需要被忽略、最小化，或者被重新改造成机会。

3. 被困型：被世界压垮

Isla 是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高级讲师。她晋升成功后两周，突然被告知因为一些新标准表现不足，面临裁员风险。她等了三个月，不知道会不会被裁。

访谈时，她不做研究。她觉得同事联系困难，研究压力大，行政流程官僚，大学管理像监视。她过去喜欢教学，也擅长教学，但现在感到无力。

她想研究，却没时间、没结构、没状态。给她学术休假，她反而因为“时间太多、没有结构”而无法产出。

Isla 这种状态和“断裂性反身性”对应：内心对话不能带来行动，反而加重痛苦、迷失和遗憾。

4. 改变型：一边发展自己，一边改变系统

Silvie 是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她有行政负担，也有研究项目资助。

她关心公平、社会正义、女性在学术界的处境。她会直接和学术副校长争论，认为只奖励第一署名首席研究员不道德，也不利于早期职业研究者。

她不是单纯抱怨。她会策略性地提出方案、推动改变、确保自己的贡献被看见。

论文把这种状态和“元反身性”联系起来：她不仅反思自己，也批判环境；她不仅发展个人职业，也想改善机构运行。

对她来说，个人进步和改变系统，是一起发生的。

三、三个关键差异

学者们塑造工作的方式，主要差在三个地方：

1. 注意力朝向哪里？

有人盯着别人怎么看自己；  

有人盯着自己的目标；  

有人盯着周围世界哪里不合理。

2. 底层目标是什么？

有人为了生存；  

有人为了晋升；  

有人为了社会改变。

3. 怎么看待结构约束？

有人被结构压倒；  

有人忽略或重做结构；  

有人试图改变结构。

这三个维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职业轨迹。

学者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制度安排，而是在复杂、矛盾、模糊的大学环境里，主动或被动地“塑造”自己的工作。

参考文献：Angela Brew, David Boud, Karin Crawford & Lisa Lucas (2017): Navigating the demands of academic work to shape an academic job,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DOI: 10.1080/03075079.2017.1326023

编辑整理：Hon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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