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读博，除了要面对科研本身的压力，还绕不开一段特殊的关系——与导师的关系。

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到底怎样影响着博士生成为什么样的学者？

最近，一项历时三年的研究，通过对41名中国顶尖大学博士生的追踪访谈，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也是学术知识生产的过程。

在进入研究结果前，我们得先搞懂研究用的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三个核心概念：

1. 资本（Capital）。不只是钱。在学术圈，资本包括你的学术成果、发表论文、研究能力、人脉关系、学术声誉等等。简单说，就是你在学术江湖里的“家底”。

2. 场域（Field）。就是学术圈这个“游戏场”。这里有自己的规则、等级和玩法。谁掌握更多“资本”，谁就站在这个场的上层。导师通常比学生拥有更多资本，所以在这个“游戏”里占据主导地位。

3. 惯习（Habitus）。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它指的是你潜移默化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像长期练武术的人，走路说话都会带着“习武之人的气质”。博士生在导师的长期影响下，也会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学术范儿”——怎么想问题、怎么做研究、怎么跟同行打交道。

博士生的成长，本质上就是在导师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学术“资本”、适应学术“场域”的游戏规则、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惯习”。

这项研究最精彩的部分，是把博士三年（实际追踪到三到四年）的成长分成了三个清晰的阶段。每个阶段，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模式、心态和收获都完全不同。

第一阶段：一年级——“继承、依赖、模仿”

刚入学的博士生，就像刚拜师的小徒弟。面对陌生的学术世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快速“继承”导师的“家底”。

1. 继承：导师的学术积累（研究方法、理论功底）、社会资源（人脉、期刊渠道）、甚至学术声誉，都会直接“流向”学生。一位受访者直言：“我的文章能发《新华文摘》，全靠导师的推荐。”

2. 依赖：因为自己还没站稳脚跟，很多学生会对导师形成深度依赖。“我现在特别依赖导师，不敢自己投稿，离开导师感觉没法独立。”这种依赖在初期是正常的，甚至高效的——它让学生能快速获得发表机会、参与重要项目。

3. 模仿：聪明的学生会主动观察导师的研究兴趣、写作风格、学术态度，然后有样学样。比如跟着导师的课题方向做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模仿导师的遣词造句。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站在巨人肩膀上”。

这段时期的关键词是“输入”——学生像海绵一样吸收导师的学术资源和思维模式。但也埋下了一个隐患：过度依赖。

第二阶段：二年级——“对抗与认可，在游戏中找位置”

到了第二年，新鲜感消退，博士生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这时候，“游戏”的紧张感出现了。

所谓“游戏”，就是学术场域里的博弈。导师和学生虽然目标大体一致（比如发论文、毕业），但具体路径和节奏上常有分歧。

一个典型场景：开题报告。

有学生说：“我的开题被导师改了两三次然后搁置了……感觉导师不太认同我选的题目。”

另一位学生则犹豫：“我选的题目是自己感兴趣的，但不知道导师同不同意。”

这时的博士生，开始面临一个核心矛盾：

一方面，要在学术场域里获得承认，就必须遵循导师（即权威）认可的规则；

另一方面，又想证明自己的独立判断力，不想成为导师的“影子写手”。

这种“对抗”不一定是激烈冲突，更多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和讨价还价。

有的学生为了换取导师的认可，会承担大量“隐形劳动”——比如帮导师写书稿、做课题，甚至承担超额任务。一位受访学生说：“过去3个月我写了10万多字的书稿……我必须写这本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这种付出，换来的可能是导师的署名推荐或项目资源，但也可能挤占了自己写论文的时间。

这段时期的关键词是“博弈”——学生在“听导师的”和“坚持自己”之间反复掂量，试图在学术游戏的规则下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第三阶段：三/四年级——“积累与内化，形成自己的‘学术范儿’”

到了高年级，博士生的学术惯习逐渐成型。这时候，他们不再是简单的“继承者”或“博弈者”，而是开始将之前的经验和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所谓“内化”，就是不用刻意去想，自然而然就那么做。

比如，一个学生说：“因为我硕士和博士导师是同一个人，我熟悉他的脾气。所以有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去找他，什么问题上该问什么。”——这种默契，就是惯习在起作用。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顺利内化。

那些与导师性情不太合拍的学生，可能形成“回避型惯习”——害怕跟导师沟通，不敢主动求助，最终影响自己的学术成长。一位女生说：“我导师很和蔼，但我就是害怕跟他交流……从不敢单独找他。”

值得注意的是，原生家庭背景也会影响这种内化过程。

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往往更自信地与导师沟通；

而家庭经济压力大的学生，可能更焦虑于按时毕业，从而在互动中更加被动。

一位女生提到：“我父母不是知识分子，不给我毕业压力，所以我能享受4-5年学习。”而另一位男生则说，家人希望他早点工作，这让他必须争分夺秒积累成果。

这段时期的关键词是“转化”——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内化，从“像导师”到“成为自己”。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完成，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气场不合”，会直接影响学术资本的积累效率。

为什么中国式“师徒”这么特殊？

研究特别指出，中国的博士指导关系带有很强的“亲缘”色彩。

很多导师会用“这是我的大弟子”“他像我的儿子/女儿”来描述学生。这种准家庭式的关系，既有利于深度的文化传承（学生能获得更多隐性知识），也可能强化学生的依赖和顺从。

相比英美的独立式指导，中国的“师门”文化有更浓的“传帮带”意味。

学生不仅是在学知识，更像是在一个学术家族里“认门”。导师的声誉、人脉、学术倾向，都会像遗产一样传递下去。

这种现象，在日韩等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也有，但中国式的“师门”更加制度化、更具长期性。这项研究特别强调：理解中国的博士培养，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必须看到这种独特的“准家庭式”师徒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导师是领路人，也是“守门人”；学生是继承者，也是反抗者。最终，好的指导关系，不是让学生变成导师的影子，而是帮助学生在学术场域里找到自己的声音。

这种“学术惯习”一旦形成，会伴随一个人的整个学术生涯。所以，无论是导师还是学生，都值得认真对待这三年里的每一次谈话、每一封邮件、每一次修改——它们不只是任务，更是在塑造未来学者的灵魂。

参考文献：Li, J., Xue, E., He, Y. et al. Obeying, following, imitating, and hoping to shape the academic habitus: Supervisory interactions and doctoral students’ academic cultural (re)production. Humanit Soc Sci Commun 12, 1432 (2025).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5-05735-6

编辑整理：Hongda。长期关注硕士生/博士生群体，欢迎发邮件至 kuanghongda@pku.org.cn与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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