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增强

     约翰·利文斯通·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8—1893），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士。1853年受教会差遣，倪维思与新婚妻子海伦·克恩·倪维思（Helen S.Coan Nevius）于波士顿登船出发，1854年来华。二人先后在宁波、登州（今山东蓬莱）传教，1871年转至烟台。倪维思旅居山东期间，以传教事业为核心，兼做了大量慈善赈灾、兴办女子学校、移植培育西洋优良果树等工作。

     倪维思移植栽培西洋果树，堪称近代中西科技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通过倪维思的推广种植，使烟台水果誉满天下，为“烟台苹果”、“张裕葡萄酒”等品牌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倪维思夫人海伦女士1869年所著《倪维思传》以及其中所录倪维思本人于1887年9月14日写给母亲的信件等资料得知：倪维思出生刚18个月时，父亲因意外摔伤而辞世，从此他跟随祖父母在农场长大。他自幼喜好果树栽培，常在自家农场帮忙。大学期间，他常利用假期时间在自家果园里做些果树嫁接工作[1]。来中国山东后，他发现山东的地理位置与家乡所处纬度相差不多，水果种类不少，但“品质不好，大多口感很差”[2]。由此倪维思推断“中国水果品质差的原因不在自然条件，因为土壤与气候非常适宜。问题在于缺乏好的果树品种和栽培技术”[2]。于是，倪维思萌生了改良山东水果的念头。

     为寻得优良的果树品种，“他广泛搜罗美国以及欧洲各地适合于山东土壤气候的果树品类，”[1]由船只经海上运至山东。倪维思还在烟台买下一块地，用以种植繁育来自国外的果树。他将这片果园交给相交至好的中国教友管理，他自己则提供所有的花费，并定期前来传授专业的种植技术和经验。这一片果园位于倪维思夫妇居住的“南楼”之南，故得名“南苑”，又名“西洋果园”。

     在这个约3英亩的果园里，倪维思栽培了多种西洋果木：仅葡萄就包括特拉华（Delaware）、戴安娜（Diana）、甘汁（Sweetwater）、黑香（Black Hamburg）、玫瑰香（Muscat）等5个品种；此外还有巴特利特（Bartlett）梨，以及苹果和李子等。倪维思跟大家约定：果园应常备有嫁接用的外国果树接穗，并无偿送给前来索要的当地人。起初几乎无人问津。但几年后，当地人惊讶地发现这些洋水果因口味鲜美，市价竟是本地水果的10倍以上，于是附近村庄里的农人纷纷前来索要种苗，从此大量种植起来。

     谈到引种果树的动机，倪维思夫人说：“我丈夫之所以将西洋水果引入中国，是因为他持有一个信念，即一个传教士的职责不仅在于为周围人谋求精神上的福祉，还要关心他们当下的物质需要。”[1]对此，可作以下两方面的理解。

     首先，倪维思引种西洋水果是出于世俗的欲求和个体需要。新教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伦理观念，作为一名不同于天主教神父的新教牧师，倪维思肯定了世俗生活的合理性。童年长期的农场生活经历对他弥足珍贵，“他在祖父影响下对乡间景色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乡间生活是他获得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1]“他常与祖父母和姑姑沿着农场的溪流散步，随时可以饱餐一顿各种新鲜可口的水果。”[1]而来中国传教之后，他发现中国的水果品质非常差，并在著述中对此多有抱怨，“中国水果在种类上跟美国类似，但大多数却令人难以下咽，尤其是北方出产的葡萄、桃、杏。南方的橘子和香蕉在口感上与美国同类水果则差不多。”[3]可见，倪维思引种西洋水果以饱口福亦在情理之中。

     然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以科技为“婢女”服务于传教这一主业。倪维思来华前后这段时间，在欧美普遍流传着基督教在华传教失败的论调。倪维思在分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面临的困境时指出，“部分责任是外国人自己造成的，鸦片贸易成为基督教传播的永久性障碍。还有外国人各种声名狼藉的道德败坏和违法行为均使得中国的基督化变得不可能。”[3]当然，基督教在华传播还受到中国民众文化心理的抗斥。在倪维思夫妇在华传教之初，倪维思夫人曾劝说一位患病的中国老妇人皈依耶稣，但这位老妇人的反应却是现世功利性的：“如果耶稣能让我恢复健康，我就信仰他。”[2]与中国人的广泛接触使得倪维思夫妇意识到中国人的实用观，“他们拜神、敬神是出于对神有所欲求。”[2]

     对中国文化性格的把握为他们开展传教工作厘清了思路。学者方豪曾论及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育滋长，那末，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4]于是，倪维思尝试运用“适应策略”，移植西洋果树，从物质实用层面惠及中国百姓，进而使后者对外国传教士与基督教产生亲近感与皈依感，希冀“这会在各方面得到好处”。[1]

     虽然传教作为终极目的并未最终实现，但倪维思在策略上是成功的，他给烟台带来的各式西洋果树，作为独特的“福音”造福了当地百姓，也成就了中西科技交流史上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13CX04001B）

参考文献

[1] Helen S. Coa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5.

[2] Helen S. Coan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M]. New York: Robert Carter and Brothers, 1869.

[3] John Livinston Nevius. China and the Chinese[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9.

[4] 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研究[M]. 方豪六十自定稿.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9.

（责任编辑   王芷）